曹慧玲

摘要：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升级之下新的产物，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悬殊、促进居民消费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研究2011-2020年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特点及各区域差异，根据研究情况，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水平，为推进安徽省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差异;安徽省

一、引言

普惠金融即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广的人群，尤其是使得贫困地区、低收入人群、中小企业等弱势群体能够得到成本更低、效率更高、质量更好的金融服务。近年来，电商、电子支付在中国的普及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良好的先决条件。然而，传统金融机构在提供服务时由于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以及服务手续的繁琐等须承担高昂的成本，这就与金融机构的逐利性存在矛盾。所以，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发展的支持下，普惠金融的成本得到有效降低，普惠金融因此得到更好的发展。

安徽省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的一个大省，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中等水平。据安徽省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安徽省城乡收入差距为2.99倍;2019年城乡收入差距为2.44 倍。[ 数据来源：《安徽统计年鉴 2012》、《安徽统计年鉴 2020》]虽然近几年国家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和精准扶贫政策的不断落实，使城乡收入差距得以缓解，但该问题仍然十分严峻。此外，安徽省在行政上被划分为皖南、皖中和皖北，各地区经济差异较为明显。整体来看，皖南地区靠近长三角一线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均高于皖北地区。因此，本文选择安徽省的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以及区域异质性，以期能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早期文献主要以银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存贷款情况及服务网点、从业人数等指标构建指数衡量传统的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杨明婉等（2019）等基于 Sarma 普惠金融指数构建了适合我国的普惠金融测度体系，并以广东省为例，检验了广东省经济社会等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张小林和徐敏（2014）利用VAR模型，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且数字普惠金融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刘明等（2014）选择变异系数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对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概念应运而生，有关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开始出现。朱明儒和王莹（2019）指出，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金融与大数据的结合开创了普惠金融数字化的新型发展模式。宋晓玲（2017）采用我国31个省份2011-2015年度数据构建平衡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综上，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整体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及经济效益，但鲜有考虑针对某一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同时，安徽省是处于我国中部一个具有较明显收入差距的一个省份。基于此，本文开展如下研究。

三、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特点

本文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选取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报告，采用2011—2020 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研究数据。

（一）指数总体增长趋势

2011-2020 年间，安徽省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各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平均值从2011年的49.52，到2015年的173.58，再到2020年的263.58，达到2011年的5.32倍，其中前期因为基数较低，增长速度较为明显，后期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二）地区差异性及收敛性

与大多数经济指标一样，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稳步增长的同时也存在地域的差异性。本文按照行政划分，将安徽省划分为三个区域：皖南，皖中和皖北。皖南地区共六座城市，包括芜湖、马鞍山、铜陵、宣城、黄山、池州;皖中地区包括六安、合肥、滁州、安庆;皖北地区共六座城市，蚌埠、淮南、淮北、宿州、阜阳、亳州。2011年，皖南地区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平均值为57.47，皖中地区为48.66，皖北地区为42.14。2015年，皖南、皖中、皖北平均数分别为181.86、175.52、164.02。2020年，皖南、皖中、皖北平均数分别为269.85、272.25、251.54。受江浙沪经济带的影响，皖南地区城市靠近江浙等发达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明显好于其他地区。在2015年及之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依次是皖南、皖中、皖北，而从2016年开始，皖中开始超越皖南，之后一直处于略微领先皖南的状态，主要由于省会城市合肥近些年发展较为迅猛。

分城市来看，合肥、芜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全省的领先水平，而处于皖北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亳州、宿州、阜阳的普惠金融指数则较低。说明安徽省的金融资源更多的集中在省会城市及较发达城市，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主要是由于皖北地区金融机构及从业人员较少，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二三产业的发展比较薄弱，因此人口外流较为严重，农村大多为中老年人。其缺少智能设备或设备使用不熟练，不能够很好地利用新型互联网金融技术提高生活的便利度;且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普遍缺乏相关理念和知识，对互联网等新兴事物以及金融产品的认识不足，普遍做法是将闲置资金存放在银行获取低额的利息收益。

从比例来看，各地区、各城市的差距是在不断缩小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三）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相对全国来说处于中等位置

全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平均数从2011年的40.00，到2015年的220.01，再到2020年的 341.22，对应年份最高值分别为80.19、278.11、431.93，最低值分别为16.22、186.38、298.23，而安徽省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别为33.07、211.28、350.16。可以看出，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但是安徽省近些年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增长速度较快，从一开始的低于平均值，增长到超过平均值。

四、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我们提出三点政策建议供参考：

（一）创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新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相较于传统金融机构能够突破地理限制，提供更加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的金融服务。因此应借助数字技术的进步，让金融服务辐射到更多的地区，提升农村金融的普惠性。各大金融机构可以加大自身服务的覆盖面，将业务和机构网点延伸到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并适当结合当地的特殊政策和产业特色，创新金融产品。

（二）建立健全普惠金融区域差异化政策

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安徽省各区域的发展情况存在差异，因此相关政府部门要因地制宜，严格遵照各区域具体状况并结合当地的经济文化特色实施针对性措施。在经济较发达的皖南地区，可以继续保持现在的普惠金融效应，侧重于服务的创新性。皖北作为欠发達地区，人口多、工业化水平不高，虽然经过多年奋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瓶颈，制约着皖北的进一步发展。在皖北地区应尽可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当地的资源型产业特色，给与必要的金融技术与资金扶持，并给予当地中小企业相关贷款优惠政策。尤其对农村地区实施精准化扶贫，结合当地覆盖面较广的农村信用社，推出结合当地产业特色的适合当地居民和企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提高中小企业的活跃度。

（三）提高农村居民普惠金融服务需求的意识

由于农村居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金融消费意识淡薄，对手机支付等新型支付结算方式以及周边金融机构网点的利用率较低。所以导致即使加大当地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建设，对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效果也非常有限。因此我们认为可能存在某个模糊的临界值，当地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分别在临界值之下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存在不同的效果。因此，政府和当地金融机构应该重点为居民普及基础的金融知识，提高农村低收入人群对新型金融产品的接受度和认可度。

参考文献

[1]郭峰、王靖一、王芳、孔涛、张勋、程志云，2019，《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2]宋晓玲.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J].财经科学，2017（06）：14-25.

[3]刘明，刘震，郭峰.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实证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14（12）：54-59.

[4]徐敏，张小林 .普惠制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J].金融论坛，2014，19（9）：9-15.

[5]朱明儒，王莹. 创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N]. 吉林日报，2019-04-15（8）.

[6]杨明婉，张乐柱，颜梁柱 . 普惠金融发展的测度体系与影响因素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 金融监管研究，2019（1）：69-80.

[7]焦瑾璞，黄亭亭，汪天都，等 .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及实证研究[J]. 上海金融，2015（4）：12-22.

数据来源：《安徽统计年鉴 2012》、《安徽统计年鉴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