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波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青海西宁 810001）

一、引 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复苏、经济增长成为世界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有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是快速走出经济泥潭，实现经济快速复苏的重要金融政策。疫情发生后，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充分发挥中央银行在货币调控、金融稳定和金融服务等方面的职能，在保证货币供给合理充裕的同时，重点支持了防疫物资生产和受困企业的复工复产，响应及时、总量合理，用较小的代价获得了经济稳定的目标，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在全球率先走出泥潭，社会经济发展稳步提升。环顾全球，各国央行在遇到重大影响事件时，都会采取临时性的货币刺激政策，有效应对经济低迷带来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较之前有过大幅改进，随着重要节点事件发生变化，如改革开放、应对国际石油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加入WTO、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非典型肺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影响事件，引发系统性经济金融政策变革，这些对我国长期以来的货币政策结构调整、方向转型影响重大，货币政策工具在创造机制、政策目标、传导渠道上发生了巨大转变，向着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向转变。

二、重大影响事件应对及转型方式

（一）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直接催生专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转变

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作为上世纪影响中国经济进程最为关键的转折点，改革开放要求建立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为了更好地适应形势变化，中国人民银行逐步从商业银行分离出来，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直接对公众办理银行业务，对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职能进行了明确的界限划分。在基础货币投放方式上，中央银行主要是通过再贷款、直接购买外汇和黄金等手段实现基础货币的投放，各家专业银行通过贷款派生为主渠道发放贷款。

中央银行职能分离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受到经济结构和产业供求的现实要求，中央银行在职能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金融供给安排，根据《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要求：“银行要根据产业发展序列的要求，制定相应的信贷政策，并对企业分类排队，区别对待，限劣扶优。要从限制的产业中抽回资金，投入到支持的产业中去，促进社会资金的良性循环。国家计委要会同财政部、银行，根据产业发展序列要求，制定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优先顺序，逐步提出重点产业投资贷款比例，并建立相应的投资贷款贴息基金；要着手研究主要产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并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差别利率的有关规定。”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初期，贷款仍然具有非常明显的政策导向性。在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上，我国于1984年创设实施法定准备金制度，1988年建立支付准备金制度，同时，实行“分级管理、差额包干”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通过核定专业银行和人民银行分行的存贷差来实现对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的控制，成为我国再贷款工具的初步尝试。直至1993年，人民银行总行收回了各分行供应和调剂再贷款规模的权利，分支行再贷款成为解决商业银行短期头寸不足的主要管理手段，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工具仍然没有实现完全转变。

（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加速实现对外开放过程中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泰铢大幅贬值，进而引发了一场波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此时泰国蔓延至整个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尚未波及到国内，但东南亚地区剧烈的经济波动，已经有愈演愈烈的趋势，10月亚洲金融风暴转向香港地区，对冲基金开始沽空港币，港股大幅下跌，在中国政府的强力支持下，香港地区共投入了1008亿元的资金，击退金融风暴的袭击，得益于大陆仍然处于半开放性质的经济体制，因此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正面冲击，但历史积累和金融风暴间接带来的问题是大量债务影响商业银行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转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高企。同年1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联合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就是为了有效防范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人民银行通过加强金融监管、整顿金融秩序专项工作，系统地厘清了商业银行与关联企业之间的关系，清理了大量的违章拆借。经济结构合理、健康完善的金融体系、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我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收获的宝贵经验。

1999年开始，为了更好地处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通过成立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整体剥离，在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后，人民银行对其进行再贷款，加速不良资产的快速剥离，帮助商业银行轻装上阵，中央银行对金融性公司债权显著提高，由1998年末的2962亿元，提高至2001年末的8547.31亿元。也正是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指令性计划，标志着金融宏观调控方式由直接向间接的完全转变，由以往计划经济时期的信贷计划审批管理模式，转变为运用现代化货币政策工具间接调整商业银行业务的新模式，实现由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计划的根本转变，引导金融机构按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基本原则进行放贷，人民银行进行间接总量信贷调控，再贷款也正式成为真正的货币政策调节工具，承担着基础货币投放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双重职能。至此，在亚洲金融危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下，我国货币政策实现了成功转型和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构建。

（三）外贸导向型经济转型引发基础货币投放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在199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下行和产业结构调整大背景下，我国于2001年11月加入WTO，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外向型经济主导下的我国市场和制造业大国，带来了高速经济增长、基础货币投放方式的根本性改变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带来的集中而具体的反应。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作用下，商业银行结汇规模远超售汇规模，在汇率并轨和强制结售汇政策实施的影响下（1994年开始实行），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2001年加入WTO之初，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余额中的比重不足50%，两年之后，我国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投放中的占比达56%，已经超过其他所有种类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2008年达到116%，外汇占款也由2001年的18850亿元升至2014年的270681亿元。数据显示，2004~2006年，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外汇占款每年分别增加了1.6万亿元、1.6万亿元和2.2万亿元，分别占当年基础货币净增量的268%、295%和166%（冯明、杨赫，2018），2006~2011年，连续6年我国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比重均超过100%。

为了更加有效地对冲过量的基础货币供给，中央银行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和公开市场正回购操作进行资金回笼，以保证合理有序的基础货币供给。为了更加准确地衡量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投放中的占比，将央行发行的债券从流动性收回的角度减去，可以看出，1997~2001年8年间，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实际的比例维持在50%以下，随着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WTO，至2003年初，我国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实际比例超过50%，之后外汇储备一路飙升，90%以上的基础货币投放全部源自外汇占款，这种基础货币的投放方式延续至2014年，2001~2014年外汇占款渠道释放基础货币25.59万亿元（图1）。

图1 1997~2019年我国外汇占款余额及在基础货币投放中的实际占比

从我国再贷款方式投放基础货币余额占比的变化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基础货币投放方式的根本性转变，1994年汇率并轨和强制结售汇之前，我国以再贷款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始终占主导地位，1985~1993年，再贷款占基础货币的比重一直高达70%以上（张华强、王江波、石海峰，2016）。1994年~2001年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深，我国外汇占款与再贷款投放基础货币的比重逐渐趋于平衡，2004年末再贷款占实际基础货币的比重不足15%，至2007年末该项占比不足5%，这正是加入WTO和汇率并轨的双重事件所引发的（图2）。

图2 1997~2019年我国再贷款余额及在基础货币投放中的实际占比

（四）2008年金融危机和外需冲击引发货币政策工具的结构性转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2008~2012年在“四万亿”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增长，实现了有效的阶段性刺激和短期性调整，2013~2014年我国经济经历了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重要时期，经济发展质量提档升级，增速有所放缓。经济形势的变化改变了货币政策的运行环境，这也在客观上要求货币政策框架进行主动适应和转型调整（何德旭，2015；孙国峰，2017）。外汇占款从2011年开始增速显著放缓，至2011年10月出现负增长，外汇占款渠道的基础货币供给进入收缩阶段。2014年9月开始发生方向性逆转，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投放的份额自此开始下降。再贷款重新开始替代外汇占款下降的部分，担负起基础货币投放的任务（图3），截至2019年末，我国再贷款余额11.77万亿元，占基础货币投放的比重为36.21%，而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再贷款为主要基础货币投放方式不同的是，2014年后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换档升级的总体要求，人民银行创设了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定点定向影响金融机构行为，在不直接干预商业银行市场化运作的基础上，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图3 再贷款变化趋势

2013~2014年，人民银行先后创设了多个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2013年首创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和常备借贷便利（SLF），SLO是以合格债券类资产、政府支持机构债券和商业银行债券为抵押品，以系统重要性和货币政策传导能力强的金融机构为对手方，开展了7天期内短期回购为主的公开市场操作；SLF是以高信用评级的债券类资产、AA+及以上的小微、绿色和“三农”金融债、银行永续债等高等级债券为抵押品，针对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开展了1/7/30天（创设之初期限设置为1~3个月）流动性管理货币政策工具。2014年创设了小微定向降准、中期借贷便利（MLF）和抵押补充贷款（PSL）。其中，小微定向降准针对小微企业降低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引导低成本资金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中期借贷便利（MLF），将国债、央票、政策性金融债、AAA级公司信用类债券、AA+及以上的小微、绿色和“三农”金融债、银行永续债等高等级债券为抵押品，对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金融机构开展的中期（3M/6M/12M）流动性管理工具。抵押补充贷款（PSL）是以高等级债券资产和优质信贷资产为抵押品，向金融机构开展的1年期流动性管理工具。2015年后，人民银行又连续创设了普惠金融定向降准、临时流动性便利（TLF）、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和央行票据互换（CBS）等多种类的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

表1 我国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基本情况

续表1 我国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基本情况

（五）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临时性、直达型货币政策框架的初次尝试和系统搭建

1.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临时性运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运用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工具发挥维护金融稳定、支持重点疫区和重点行业稳健发展。2020年1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发放专项再贷款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有关事项的通知》。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将向主要全国性银行和湖北等重点省（市、区）的部分地方法人银行提供总计3000亿元低成本专项再贷款资金；2月26日，在前期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的基础上，增加5000亿元额度，支持中小微企业恢复生产，用普惠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市场化支持。截至2020年2~10月，人民银行累计开展7天逆回购9.23万亿元，14天逆回购1.92万亿元，逆回购利率为2.2%和2.35%，均较年初下降20个BP；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累计投放2.9万亿元，利率为2.95%，较年初下降20个BP；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余额5943亿元，利率为2.95%；常备借贷便利（SLF）累计投放1573.9亿元，SLF1/7/30D利率较年初均下降30个BP；抵押补充贷款(PSL)余额3.43万亿元。（表2）

表2 2020年2至10月结构型货币政策操作

2.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突破性运用。2020年6月1日，为了更好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提高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人民银行宣布创设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逐步将宽货币转向宽信用，一个是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另一个是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其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鼓励地方法人银行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人民银行提供400亿元再贷款资金，通过特定目的工具（SPV）与地方法人银行签订利率互换协议的方式，向地方法人银行提供激励，激励资金约为地方法人银行延期贷款本金的1%，预计可以支持地方法人银行延期贷款本金约3.7万亿元，切实缓解小微企业还本付息压力，对2020年底前到期的普惠小微贷款本金、存续的普惠小微贷款应付利息，最长延长到2021年的3月31日，免收罚息。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是对于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央行按实际发放信用贷款本金的40%提供优惠资金，期限1年，预计信用贷款支持可带动地方法人银行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约1万亿元，但购买部分的贷款利息由放贷银行收取，坏账损失也由放贷银行承担，购买上述贷款的资金，放贷银行应于购买之日起满一年时按原金额返还。

3.实现宽货币向宽信用的初步尝试。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经济供需循环突然中断，对此建立的两项直达型货币政策工具帮助商业银行降低负债成本，有效补充商业银行流动性，使得商业银行断供的流动性得以延续，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两类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有效地防范了资金“脱实向虚”的风险，其实质是央行直接购买小微企业贷款，将流动性释放到实体经济，比单纯的定向降准更能够直接引导货币资金支持实体经济。2021年2月以来，央行多次降准降息，同业拆借利率地位运行，DR007连续多个交易日地域7天逆回购利率，隔夜资金利率地域1%，显示出央行货币正常低成本资金引导的实效，央行4000亿元的再贷款以附加一年期限的方式，记在央行资产端，相当于提供了4000亿元的逆回购，与以往不附期限的再贷款方式显著不同的是它能引导信贷资金直接支持实体经济。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直接拉长贷款的信用期限，尝试宽货币向宽信用货币政策工具的初步运用，重点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通过补贴贷款利率的方式，降低金融机构风险，直接增强市场信心，起到稳定资金供给的作用，有效接续了暂时断裂的资金链条，稳定了就业市场，为实体经济的快速有序恢复压低资金成本，赢得时间和空间上的主动权。

三、重大影响事件下货币政策的应对和转型

（一）货币政策框架需要不断适应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转型

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紧紧围绕着经济总量和结构优化两者变化进行调节，重大影响事件在这个过程中成为货币政策框架搭建和修整的主要因素。总量上看，货币政策框架不断适应经济总量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加快向市场经济转型，至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是1978年的30倍，货币需求随着快速增加，这一历史时期主要是通过分离中央银行职能、配额管理和以再贷款为主的货币政策框架搭建模式，满足货币需求的快速上涨。2001年后随着加入WTO和外向型经济转型升级，货币需求持续增长，货币政策框架搭建在更好地适应货币需求数量级增长的同时，兼顾应对外向型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这一时期的央票发行有效对冲了外汇储备带来的货币被动投放，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框架搭建主要就是为了满足合理通胀水平下的有效货币需求。2008年次贷危机和2013年的外需冲击两次重大影响事件，激发了我国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创设，极大丰富了货币政策工具箱，扭转了货币需求被动投放局面的同时，为调结构预留了充足的政策空间和操作储备。

总体上看，我国的经济总量由1979年4000亿元，增长到2019年末的99万亿元，增长近240倍；金融机构贷款由1978年的不足1900亿元，增长至2019年末的153.11万亿元，极大满足了经济发展的需求，其中，中长期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由2000年不足30%，逐步增长至2019年末的60%以上，贷款结构持续优化。进出口总额由1990年末的1256.43亿元，增长至2019年末的31.54万亿元，货币政策框架积极适应由计划经济向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逐步形成了外汇储备货币供给、再贷款、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定向降准等丰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在总量调节的基础上，货币政策框架在调结构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2012年以来，公开市场操作的频率显著提高，专项调节和定向调控的力度不断增强；2014年以后，支农、支小再贷款创设，支农再贷款余额由2014年6月末的1842亿元，增长至2020年3月末的2784亿元，支小再贷款余额由2014年6月末的261亿元，增长至2020年3月末的3704亿元，在总量调节的同时，有效增强了货币政策框架对调结构的积极作用。（详见图4）

图4 支农、支小再贷款余额（亿元）

（二）货币政策调控要兼顾稳定性和灵活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随着重大影响事件发生了阶段性变化，不同时期政策目标差异直接影响了有效应对和转型方式的巨大差异，其经历了四个重要转型阶段。

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人民银行机构分离和职能转型，很好地适应了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积极转轨的时代要求。转型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探索和初步实践了现代中央银行的基本货币政策职能，这一时期，为了快速、有效地建立市场经济环境，形成良性循环，仍然需要有计划地统筹安排国民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合理、有序地分配资金供给，重点分配、总量调节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货币政策的阶段性目标。

第二阶段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至我国加入WTO。防范金融风险、实现间接调整是这一时期我国货币政策的阶段性目标，通过成功阻击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地区的冲击，我国逐步形成了具有前瞻性和预期管理功能的货币政策操作体系，1999年通过剥离四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为接下来加入WTO，商业银行向国内大量实体企业提供巨量的资金支持奠定了坚实基础，构建了稳定的货币政策操作环境，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扫清了障碍。

第三阶段是加入WTO之后，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效果显著增强，逐步转向数量调节和总量控制，但外汇储备的被动增加，降低了货币政策主动调节的能力，因此，这一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将稳汇率、稳通胀、稳投放作为货币政策阶段性目标，不断加大央票和公开市场正回购进行资金回笼，2002年9月至2013年6月末，中国人民银行累计发行326.25万亿元的央行票据，目的就是对冲外汇占款带来的被动基础货币投放，防止货币超发，确保经济快速发展，适应市场货币需求的同时，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通货膨胀保持在合理范围内，2001~2011年我国平均汇率保持在1美元兑7.5~7.6区间内，保持了币值的合理稳定，GDP增速维持在10%以上的高增长。

第四阶段是2013年我国经济换档升级，基础货币投放方式转型，货币政策再次进行阶段性调整，逆周期调节和宏观审慎评估框架的建立重塑了货币政策相机抉择新体系，多类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运用，为相机抉择提供了丰富的操作空间，货币政策实现由被动向主动的成功转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进一步提高了我国货币政策主动调节能力，逆周期、削峰填谷、预期管理等一系列货币政策的运用，实现了灵活多变、适应经济发展实际需求的货币政策规则。

（三）货币政策传导由政府指导向市场反馈机制的转型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重大事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来看，我国货币政策经历了由政府指导向市场反馈机制的重要转型。改革开放初期，货币供给在有计划的货币需求框架下进行，对货币需求的匡算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重点领域进行包干式的金融资源供给，而市场对资金的需求无法有效反馈到金融领域，中央银行职能初期转型尚未形成有效的政策传导，金融资源供给不充分、金融需求反馈不到位等，直接阻碍了中央银行职能的发挥，需求与供给的信息不对称矛盾长期存在，直至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指令性计划，金融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市场化桥梁从真正意义上建立了起来，实现了计划式货币政策传导向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的转变，这是加入WTO后，经济外向转型带来的巨大突破，中国人民银行紧盯货币供给总量，从数量上准确匡算资金需求，在保证金融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完成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的有效匹配。这种货币数量的主动匹配方式，并不能够完全反应市场上的真实货币需求，甚至有推高资产价格的可能。随着2013年迎来我国经济三期叠加的重大时点，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创设，逐步改变了中央银行单纯依靠货币供应量实现货币政策有效调节的现状，通过创建市场价格发现机制，以利率的形式从市场端反馈货币需求到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再根据逆周期调节规律和宏观审慎政策制定的实际需求，实施更加精准和匹配的货币政策，形成有效的市场反馈机制。

（四）货币政策工具创新注重品种丰富与功能丰富协同推进

在货币政策工具的种类上，我国形成了以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为基础，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为重要补充，直达型货币政策工具机动的体系工具箱。基础货币政策工具中存款准备金是中央银行的基础性制度，准备金率调整直接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供应能力，实现信用的收缩和扩张，具有主动性强、效果明显、反应迅速的优点，但也存在顺周期性、非对称性，紧缩性政策效果更为明显，不利于平滑信贷投放，硬性规定准备金率与利率市场化的内在要求也不完全相符，不宜作为日常货币政策的操作工具，改革开放至今，除了定向降准外，近年来，我国直接对存款准备金率进行调整的次数和频率很低，除2011年根据特殊需要连续6次调整存款准备金外，2012年至今我国共调整过存款准备金率7次，其中还有两次仅针对部分金融机构实施，属于带有结构性的定向降准操作。

公开市场业务具有主动、直接、灵活、日常等优点，搭配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实现央票和货币之间的快速转化，增强流动性调节能力。2013年后，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等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的要求，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弊端逐步显现，通过价格发现资金供需平衡点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人民银行初步建立了再贷款利率为上限、超额准备金率为下限的利率走廊，围绕利率作为核心创造了一系列具有价格属性的货币政策工具，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重在挖掘市场对利率的选择，从新创设的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来看，公开市场操作属性的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和央行票据互换（CBS）均进行市场化方式定价，按照市场化利率招标方式，由金融机构进行投标，最终确定利率，流动性调节属性的中期借贷便利（MLF）在央行确定的基础上，进行利率招标，以市场化方式定价，而抵押补充贷款（PSL）、常备借贷便利（SLF）是由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通胀水平和供求情况综合引导市场利率需求确定的，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兼顾了价格与数量，货币政策工具数量丰富的同时，极大地丰富了单个货币政策工具的功能内涵，通过价格功能实现有效的货币供给。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直达型货币政策工具首次运用，高度灵活、直达实体、定向支持的优点，直接帮助实体经济主体快速恢复，在有效控制货币总量稳定的基础上，跨过中间环节，为市场主体直接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同时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是我国应急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大规范实践的初期尝试。基础货币政策工具、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应急型货币政策的相互搭配使用，形成了种类多元、功能丰富、效果叠加翻倍的立体货币政策工具体系。

四、重大影响事件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一）预期管理与逆周期调节并重

历史经验表明，我国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经过长期实践，已经实现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被动适应向主调节转变，预期管理调节通过加强与市场的沟通与信息交换，合理引导市场预期，着力防止市场对形势误读造成的倒逼式政策调节，增强预判能力，准确刻画市场微观主体经济金融行为，减少信息传导过程中的漏损和误判，提高货币政策执行效果。重大影响事件所引起的短期波动，极有可能诱发中长期政策环境的根本性改变，应当建立宏观审慎框架指引下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工具，通过逆周期的资本缓冲，增强流动性削峰填谷能力，平滑信贷投放，引导金融总量适度增长和结构持续优化，有效应对重大事件的不利影响。

（二）丰富的货币政策工具能够为政策执行腾挪更多空间

实践经验表明，每个货币政策工具自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创新更加丰富、多元的货币政策工具，各政策工具之间相互协调、搭配使用，能够显著提高货币政策效果，形成效果叠加，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等为基础的传统货币政策工具重在发挥总量调节功能，定向降准重在效果直达属性的调结构功能，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重在利用价格手段准确判断货币市场的实际需求，丰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在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风险事件过程中，可以更好地发挥扬长避短的作用，增强政策效果。

（三）缩短货币政策传导链条和降低传导成本并重

实践经验表明，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过程中的货币政策，应当创新设计针对稳定物价、刺激经济等目标的直达型货币政策工具，通过缩短金融中介链条的方式尽量缩短政策传导链条，通过市场快速逆向反馈，有效传达实体经济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货币政策，不断增强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在市场中的有效运用，引导市场利率下行，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