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陈郁

作者单位：自由撰稿人

近来自学党史，常被周恩来总理勤勤恳恳，鞠躬尽瘁，亲力亲为，忘我工作的精神感动。特别是对新中国的统计工作，周总理曾经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奠基性贡献。隔着文字，隔着历史的天空，远去的岁月，今天仍感觉历历在目，山高水长。

一、力促统计机构建设

为了充分发挥统计对经济社会管理的信息、咨询和监督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总理即指示在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内设置了统计处，要求“搜集了解各国统计机构的设置情况，作为建立全国统计机构的借鉴”。1952年8月，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国家统计局正式成立，直属中央人民政府。1954年2月，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李富春在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上说明党重视统计工作时介绍到，“统计机构比计划还早建立一年”。国家统计局成立不久，1953年1月8日，经周总理批示，政务院以命令发布了《关于充实统计机构，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要求各行政区、省、市、专署、县各级人民政府必须迅速建立并加强统计机构，各行政区及省市成立统计局，专署、县成立统计科。1953年以后，省、市、县统计机构逐步建立并充实起来，以便完成国家统计局所规定的任务，和担负起地方性的必要的调查统计工作。

“为使数字准、情况明，便于党和国家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和计划管理工作，必须迅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统一的统计系统，切实改进统计工作”，周总理还促成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62年4月4日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提出了“一垂三统”的管理体制，即“各级统计部门在业务工作方面受国家统计局垂直领导”，“各级统计部门的编制、干部和经费，原则上应由国家统计系统统一管理，分级负责”。要求“健全各级统计组织和基层统计工作”，“适当加强统计力量，充实领导骨干。” 这个决定，是统计史上的创举，开启了统计的“春天”，之后全国统计工作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

“文革”时期，针对“四人帮”对统计工作的破坏，1970年4月，周总理明确指示：“统计工作不能取消，统计机构还要有，基本统计还要搞。”正是在周总理的关心下，在当时所称的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生产组下设统计组，我国开始恢复部分统计制度，及时搜集补救了各方面迫切需要的统计资料。

二、力推抽样调查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管理中心所编的《统计文史》第4辑（2014年6月出版）记载，1962年初，鉴于当时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量数字不实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安排带来的不良后果，周总理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指出，中国这么大，能把中国的农产量搞得比较准，这可是一件大事。农产量调查单靠报表从下到上逐级上报还不够，也要搞调查。他还介绍了印度搞农产量抽样调查的经验，指示国家统计局试办全国性的从上到下的农产量抽查工作。为了落实周总理的重要讲话要求，搞准中国农产量“这件大事”，国家统计局提出《关于改进农产量调查统计工作的报告》，建议在全国范围建立一支1000人的农产量抽样调查队伍。周总理当即批示同意。接着，人事部门及时抽调干部，1962年末到1963年初，全国农产量抽样调查总队和各省、市、区分队相继成立。1963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联合发文，及时解决了全国农产量调查队建立后遇到的问题。1964年底，周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对比分析了国家统计局报送的全国农产量抽样调查数据和逐级上报的全面统计数据后说：最近国家统计局也搞了一点抽查，我赞成搞抽查。统计人员要研究统计学，要按照南方、北方，高山、平原、旱地、水地以及土质、作物品种等多种类型，抽选一些典型，搞好农产量调查。周总理的关怀对全国农产量调查队的建立和抽样调查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开展中印统计外交

新中国成立初，我国的统计外交主要是面向原苏联或者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但由周总理亲力亲为和非社会主义国家印度的统计外交，是我国统计外交史上独特的一页。正因为周总理重视统计并且熟谙统计工作，所以对学习印度的抽样调查方法也十分关注。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我国时，曾向周总理介绍印度运用抽样方法调查农产量的经验。周总理当即表示要派人去学习。1957年12月9日，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印度，专门到访位于加尔各答的印度统计学院，了解抽样调查方法，实地查看印度统计工作流程，听取统计实践经验。这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初期，作为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如此高看统计，确实难能可贵。

正是在周总理的亲力亲为引领下，中印统计交往频繁。从1956年7月到1959年1月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印度两次派统计代表团来访，均受到周总理接见。其中邀请时任印度政府内阁统计顾问、印度统计学院院长、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主席的马哈拉诺比斯教授及夫人、印度统计学院抽样调查专家拉西瑞一行三人来我国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访问讲学，周总理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切接见了其一行，并在家聚餐招待了他们。我国方面，不仅由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王思华率团访问了印度，还派出两名统计工作人员到印度统计学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抽样调查学习考察。

四、编辑出版共和国《伟大的十年》

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以全面反映我国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周总理指示国家统计局运用统计数据编写一本资料性质的书，面向国内外发行。国家统计局编撰完初稿送周总理审核，请周总理拟定书名。总理看了后，谈了修改意见，对书的设计提出要求，“不仅要有统计表，而且要将主要的部分绘成彩图，放在书的开头部分，使人一目了然。”书的名称，总理说：“就叫《伟大的十年》吧！”《伟大的十年》一书修改稿出来后，又送总理审查。他在百忙中挤出时间非常仔细地审查了每张图表，审核了其中许多数据，提出了增什么减什么，还对其中几张图表的图案提出了修改意见。最后，周总理还欣然题写了书名。《伟大的十年》出版后，总理将一部分精装本赠予在国庆期间接待的外宾朋友，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崭新的、生机勃勃的新中国，足见总理亲力亲为编写这本书的远见卓识。

五、亲力亲为不少重要统计工作

关心海关统计。1950年10月6日，周总理在政务院第53次会议上指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海关制度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一方面它是帝国主义在半殖民地的产物，另一方面它有许多业务行政技术方法是有用的，如海关的统计就是比较可靠的。这一结论，是他平时关注统计才能得到的，也折射出周总理对统计的情结。正是出于对统计的关怀，周总理还特意为《海关统计》题写了刊名。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为统计题词中，周总理对海关统计的题词，顺序上最前，第一个；时间上最早，开国第二年；墨宝上最浓，苍劲有力。从这一饱蘸浓墨的题词可以看出，周总理当年对海关统计的厚爱跃然纸上。

关心全国统计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以国务院名义向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转发了1955年全国统计工作会议的报告；以国务院名义批转了关于加强1957年年报工作的通知；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了1958年全国统计工作会议的报告。这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措，将部门业务工作以党和国家行为推动，极大地提升了统计在全社会的地位，有效地提高了统计工作效率，为共和国统计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

推动统计法治工作。1963年周总理亲自审阅通过颁发了新中国历史上首个统计法规——《统计工作试行条例》，使全国统计工作有法可依，规范统一，迈入法治轨道。

1974年4月，周总理还亲自逐项审定了为出席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准备的一套包括我国人口、产值、产量等数据的统计资料。他处理工作时，总是要求把情况先弄得清清楚楚，想得细致入微。他对经济数据和历史情况的熟悉和记忆力常常令人吃惊，因此他提出的意见总能那样的细致周密、合情合理。

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好：“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以这样的方式追忆怀念他为统计倾注的大量心血，做出的奠基性贡献，就是要缅怀周恩来、铭记周恩来、学习周恩来，传承好党的红色基因，发扬好党的优良传统，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