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甜甜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

随着近年来文体学研究的深入，中国古代文章总集的编纂体例、分类标准与文学观念逐渐为学界所关注。目前学界对于宋元时期文章总集的分类研究有以下几种趋势：对某一部总集如《文苑英华》《文章正宗》《乐府诗集》进行具体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基础上的类型研究，如郭英德先生将“《文选》类总集”[1]113作为研究对象，从《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等总集中观照“《文选》类总集”的分类体例，并从这些分类实践中探求中国传统文体分类与思维方式之间紧密的联系；针对某一特定时期的文章总集研究其分类趋向和体例特点，从而把握其背后蕴含的特定时代的文体观念及文学意义，如吴承学先生《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便具有为后学开拓研究视野的重要意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蒋旅佳副教授主攻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地域总集与地域文化等领域，在唐宋及元明清文章总集分体与分类研究方面屡出成果，著有《宋元文章总集分体与分类研究》《明清文章总集分体与分类研究》。其中，《宋元文章总集分体与分类研究》一书出版于2021年2月，为著者早年师从吴承学教授时的博士毕业论文。是书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建构了宋元文章总集分体与分类研究的范式，以宋元文章总集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宋元时期总集的分类编选特点，梳理这一历史时期总集文体的流变过程，究其文体分类的内在规律和文学意义，推进了中国古代文章总集研究的进程。是书不仅提出总集文体应当具备“异体”分类与“同体”分类两种维度，还要兼顾“分体”“分类”，将体例丰富的总集根据不同的编次体例进行文体观念、文学意义乃至文化价值等方面的考察。著者开阔的研究视野也使得众多被学界遗忘的总集文献得以“重生”，同时也关注到了一些新兴文体的萌芽。在研究方法上亦多有创新之举，不仅借鉴了文献学、文体学、编纂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更以独特的眼光发掘到了宋元时期地方志对地域总集编纂体例的影响，注重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个案考察与宏观研究相结合、文献分析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等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宋元文章总集分体与分类研究》一书对于总集蕴含的文体价值和文学意义、文化意蕴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异同分体，体类相兼——分类维度的把握

总集是汇集各类诗文作品的基本典籍，其初次分类多以“主题事类”“创作技法”“时代作家”“音乐类型”“修辞格目”等数种标准为分类依据。编者选录入集目的之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编纂分类方式，由此设置了迥异的分类类目及目次排序规则。前贤多关注与宋元文章总集中初次分类的基本分体编录方式，大多研究止步于此，对于文章总集中尚未挖掘的更细致的分类方式及丰富的分类层级问题涉足较少。著者便深入进行细致入微的探究，在前贤的肩膀上继续开拓，能够深入总集内部分类的多层级分类体系，概括出宋元“分体编录”类总集的多级分类体系，从总集的二次分类范围、分类标准以及分类层级上继续延伸，为学界呈现出总集丰富的多层级分类结构。在具体的总集分类层级方面，著者阐明了古代总集分类研究的两个基本维度，在概念的界定上区分了“异体”分类与“同体”分类，并将二者在编纂体例上的特点逐一说明。从“异体”分类的宏观把握到“同体”分类的细化深入，无一不反映出编纂者的分类思想和文体观念，文体的消长变化也尽显其中。

当然，著者没有将“异体”“同体”分类定论为宋元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章总集的惟二视角，而是从多维视野介入总集分类研究，这样才能更接近编纂者的编选心态和文体观念的新变。在“异体”“同体”分类的基础上，亦要兼顾“体”“类”两个方面。总集的分类体例是对编者分类标准、文体认识水平、文学作品的价值功能等因素的集中反映，是研究编者分类思想和文体观念的重要依据，文体的传承与新变蕴含在其中。通过多重维度的考察，方能在复杂多变的总集分类现象中抓住关键点，使古代文体分类学的发展脉络更加明晰。

二、跳出局限，另辟蹊径——研究目光的敏锐

从目前的古代文体分类研究动向来看，对于宋元时期文章总集的体例研究集中在诗文总集和少数几部诗歌总集层面，大量的乐府、赋、词类等单体总集，宋元兴盛的地域总集等受关注甚少。根据当前的研究现状，著者在繁杂的历史文献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乐府总集、赋体总集和地域总集的特殊价值，研究对象的类型由“分体编录”类总集拓展至体例多样的单体总集和极富地方特色的地域总集。除了总集类型的拓宽，著者亦敏锐地捕捉到一些关注较少的具体文体，其中不乏对游戏文体、宗教文体、民间俗文体等进行细致的考辨分析，足以说明著者研究目光之独到。

宋代存世地域总集五十余种，尤其是关于地域总集的研究少之又少，近年来相关领域仅有寥寥数篇成果。著者专设一章“宋代地域总集地志化的分类观念与影响”，从目录学的角度加以观照对比，提出“地方志与地域总集分属于‘史部’和‘集部’两个不同的文献系统，然二者在以‘地’为限的辑存文献方法,留存当地人文作品以及宣扬地方文化的功能层面关联密切。”[2]224以此为契机，探索宋代地域总集编纂之风兴起对地方志类目设置、体例编次等方面的借鉴，梳理了地方志影响下地域总集的发生发展脉络及对后世明清时期地域总集基本体例确立的影响。地理志发源甚早，作为承载区域文化的重要地理文献，大致经历了从详于地理到趋于人文化的演变，至宋代已经成为地方文化沉淀的人文地理著作。为了更好地彰显地方文化，《会稽掇英总集》《成都文类》《宣城总集》《吴都文粹》《赤城集》等在类目命名和体例编排上纷纷套用地方志的编次方式并不断加以完善、定型，故借鉴地方志编纂地域总集之风迅速盛行。地域总集与地方志的目的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辑存地方文献、传播地域文化，为地域文化的建构与传播提供了重要桥梁。著者提出的宋元时期文章总集的地志化倾向颇有启示意义和引领作用，文学文献与地理史料的交汇拓展了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空间，同时也超越了传统文体学研究的学科局限，给日后文体学的跨学科互动提供了可能性和范本，以供今后古代文体学的研究拟效与创新，为相关学术领域的涉足开辟出了独特的研究空间。

除此之外，在宋元总集分类研究的过程中，著者没有将目光局限于固有的研究对象，而是突破传统的文体研究局限，注意到了“以文为戏”的文体、宗教文体和众多民间俗文体，如“祝文”“婚书”“诙谐诗”“藏头诗”“青词”“密词”等，从有宋以来的新兴文体或关注较少的文体中体会编纂者的文学旨趣，其视野的开阔保证了文体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全面性。

三、摒弃单一，丰富创新——研究方法的多元

中国古代文体总集的体类研究目前多在文献梳理、文本比较等研究手段的基础上来阐释中国古代总集文体与文学、文化的互动关系。是书的研究方法颇为丰富，兼采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文献分析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个案考察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提升了宋元文章总集分体与分类研究的整体格局。

文体的发生嬗变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制度，而制度规范也往往影响着文体的形态、风格等方方面面，制度与文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联系。古人重“体”，因此强调“文辞宜以体制为先”[3]7，但文体的发源嬗变不是孤立的产物，在进行文体内部研究的同时，著者亦结合外部因素加以观照。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中，文体学的本体研究与文体形态研究较为丰富，但各个时段的文体学研究尚不均衡，从外部语境及其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互动观照目前文体学研究的成果，还有广阔的探索空间。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来，对于中国古代文章学、文体的影响巨大。学界对于宋元文章学的研究成果丰富，但从科考制度与文体范畴出发观照总集分类体例的成果相对较少。正如吴承学教授所言：“中国古代大量的文体，其实是实用文体，与礼乐和政治制度关系密切，研究时要考证和梳理其具体使用背景，还原其仪式、程序、文本形式等历史语境……不了解这些制度、仪式，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些文体。”[4]5著者突破了以往的内部研究范式，将文体学研究放置于中国古代社会时空的维度之中，联系宋代的科考文化背景，从南宋“以人叙次”“以时叙次”“以体叙次”“以类叙次”“以技叙次”“以格叙次”等分类体例迥异的总集中发掘编纂者和笺注者对于古文、时文的细腻理解，在取则标准、分类编排及评点批注中反映出编纂者的文体观和风格论，回归到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原始语境和内在脉络进行横纵联通的整体考察。总集分类研究还与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紧密联系，每一部文章总集都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当时文化背景的印记。因此，发掘总集内部体类规律的同时也应对外部环境加以观照，当为还原中国古代文体发展嬗变原貌的重要支点。

在文章总集的视野下关注其分体与分类，离不开文献资料的基本分析，然而简单地梳理文献并不是文体分类研究的终点。只有将文献分析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加强史料文献对文体分类理论的阐释，才能更深刻地揭示文体发展的内在逻辑，故著者的成果并不是一味地堆砌在众多文献分析结果之上的，文献与理论的相互阐释才是此书贯穿始终的有力方法。

曹丕《典论·论文》认为“文本同而末异”[5]159，文体区分辨析的同时不应该忽视文体之间的联系之处，即于异中见同，于同中见异[1]149。宋元文章总集中便存在“同文异题”“同文异体”的复杂分类现象，著者在《宋元文章总集分体与分类研究》一书中详细地阐述了“子部”“史部”文章入集的过程，仔细辨析了宋元文体观念的新变：“宋代总集选文分类中的‘同文异题’‘同文异体’现象，与史部文章入集的‘命篇’和‘命体’方式与过程相互关联，而这种现象在明清总集中更为普遍，情况也更为复杂。”[2]263“子部”“史部”文章分体入集之于文章文体重新分类的文体学意义在吴承学教授《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一文中已经有所提及[6]。受吴承学教授的启发，著者亦关注到了总集收录范围的扩大这一宋代总集发展的重要创举，这也是把握宋元总集分类趋势及新变的重点所在。以上问题的发现都并非特殊情况，而是在整个中国古代文章总集中具有普遍性的现象，背后一定深藏着丰富的内涵，正是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细化介入，才能从个案研究上升到“共性”规律的揭示。吴承学教授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一书中指出：“分体与归类，是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的两种不同路向，前者尽可能详尽地把握所有文体的个性，故重在精细化；而后者尽可能归纳出相近文体的共性,故所长在概括性。”[4]340因此，中国古代总集分类研究应当立足于总集文献，在准确把握具体总集分类特点的基础上，关注整个时代或者同类总集的分类发展趋势，将“个性”与“共性”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既从宏观上深入中国古代文体的整体发展趋势，又能细致入微地把握特定时期某一总集文体的“个性特征”。

四、立足文献，撰写叙录——研究视野的拓宽

中国古代文体学作为一门后来居上的“朝阳”学科，虽然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各个时段的文体学研究有所失衡，古代社会保存流传下来的编纂体例上颇有建树的文章总集至今没有进入学术界的关注视野。宋元时期特别是元代的总集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较为滞后，尚存在文献资料有待梳理、研究视野亦不开阔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章总集形态多样，纷繁复杂，随着文体自觉与文体观念的演进，至宋代辨体之风盛行，宋元时期的文体学材料浩如烟海，包蕴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潜在的文化活力。宋元时期的文章总集当属文体学历来研究的焦点之一，然前辈学者多将研究目光聚焦在《古文苑》《文苑英华》《唐文粹》《文章正宗》《乐府诗集》等少数几部典型总集上并反复论述。众多不曾为学界关注却颇具重要地位的文章总集如《会稽掇英总集》《古文关键》《崇古文诀》《论学绳尺》《文章轨范》等，其编纂背景、编者考辨、版本流传情况、存录情况、选文标准、分类方式、体例特征及其对于文体学的建树影响等丰富内容有待深掘，宋元文章总集的整体性把握有所欠缺。文献资料的搜集选辑、整理叙录是研究的基础，因此广泛的文献爬梳和条分缕析的辨析择取尤为重要。著者将下编“宋元总集分类叙录”作为上编内容的补充与延伸，撰写三十部宋元文章总集分类叙录，从“编纂目的”“选文依据”“分类方式与结构”“类目序列”等方面进行了宋元单本文章总集相关文献的整理集成，并将汗牛充栋的宋元文章总集进一步梳理脉络、分类选辑，深入探究各总集分类体例背后的分类思想、文体观念与文学价值，总集编者的编纂立意与匠心至此便十分了然。此叙录的撰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章总集分体与分类研究基本的文献库。

深入的考察发掘与科学的筛选取则足以体现出著者自身扎实的文献功底，兼用文献学、文体学、编纂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归纳选辑的基础上亦开拓了众多关注较少的新文献。如何使用这些文献资料。并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切入揣摩总集编纂者的分类思想，著者撰写的叙录中便体现出了对已有资料所挖掘出的新研究思路，可谓后人研究宋元文章总集必备的一部文献宝典。

著者通过把握中国古代文体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动态互动，尽可能地接近文体流变的原貌，以现代化学科话语和思维进行理性分析、概括与总结，力求系统深入地揭示宋元时期文体分体与分类演进规律，从而得以弥补现有研究成果所存在的静态、孤立状态之不足，将文体学的研究视域提升到一个更加广泛的学科范畴，同时也为其他历史时段的文体研究提供可鉴经验与方法论支持。著者逻辑严明清晰，论证有理有据，但笔者认为是书尚有如下方面有待进一步优化。

首先，除了科举制度的范畴之外，还有诸如官学教育、经学、职官制度、词科与词臣等众多制度层面的因素，对于宋元时期总集的编纂体例及分类研究亦产生了潜在的影响。此外，朱迎平教授还提到总集之外的文体专著的研究价值：“宋代笔记体著述极其兴旺，包括大量的诗话、词话、文话，为研讨文体开辟了一条方便随意而又生动活泼的新途径。”[7]226或许视野的再扩大对于宋元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总集文体、文学和文化的考察会更加全面。其次，宋代各类文体蓬勃兴起，文体功能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张海鸥教授《宋代文章学与文体形态研究》提到：“有些文体名称不见于前代，尤其‘题跋’一体，是宋代出现并且常用、数量不小的新文体。”[8]2除著者论及的少数几类文体外，还有论、策、碑志、哀祭、颂赞、题跋、书启、表奏、杂文、箴偈等几十种文体未被观照，特别是说、论、议等与宋代科考制度所推崇的注重议论有关，每一种具体文体的流变都不同程度受到文艺思潮、时代环境的影响，只有深入具体文体进行精细化研究，才能对文体学学科的建设有所增益。最后，如吴承学教授所言，文体学的研究应当具有“本土情怀与国际视野”[9]。中国古老的文章学影响了以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汉文化圈的国家，异域对于中国古代文体学的接受与传播也是研究古代文体学的“他山之石”。如日本奈良时期第一部汉语诗集《怀风藻》便对所收录的近120余首诗逐一标注文体形态。域外汉籍与文体学的融通是未来文体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新的学术视野对文体学研究的再审视将会大大提升课题的研究格局。

总而言之，著者研究视角的扩大与转变、研究方法的丰富多样、研究目光的敏锐促使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更加丰富多元，将各类总集文体、文学乃至文化之间的渗透互动动态立体地呈现出来，建构出宋元总集文体的主要范式，著者对总集分体与分类趋势、新变及影响的把握，最大化还原了中国古代文体发展的历史原貌。《宋元文章总集分体与分类研究》一书的问世，可谓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研究的又一可喜成果。著者对宋元时期文章总集的分体与分类研究为我们呈现了总集不可磨灭的文体价值、文学意义，并通过梳理中国古代总集文体的发展趋向与内在脉络，其文化意蕴亦在一篇又一篇精彩纷呈的作品中彰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