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有前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事件，因其尖锐地触及到“如何把握近代世界的国民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问题”[1]1，引发各方势力争相诠释。在义和团运动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其历史记忆处于不断建构与演变中，学界对此已有不少关注，不乏专题论著问世，但这些研究多集中于晚清民国时期的义和团记忆，缺乏对新中国成立后义和团记忆的考察。有鉴于此，本文拟系统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义和团记忆的建构与演变过程，展现时代与记忆的互动，为深化义和团记忆史研究作一尝试。

一、新中国成立后：义和团革命记忆的建构

1949年，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强调，“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2]1465事实正如毛泽东所言，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封锁政策，国际形势十分严峻。为此，新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社会主义苏联，反帝亲苏成为新中国的重要政治诉求。而义和团是一场反帝运动，并且反对的是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其中即有美帝国主义。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义和团运动作为一种历史资源受到重视，各界争相诠释义和团运动，对其历史记忆进行重塑，突出反帝革命性，以英雄事迹动员民众反对帝国主义，鼓舞士气。义和团记忆的重塑不仅是反帝的需要也是亲苏的需要，苏联革命领袖列宁曾充分肯定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揭露帝俄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战争的掠夺性质”[3]。对义和团革命记忆的建构既有利于保持中苏意识形态的一致，又有利于宣扬中苏友好，增强国人对苏联的亲近感和认同感。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即认为义和团是一场“反帝国主义之民族革命运动”，并试图为义和团“宣雪其廿三年来被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所加之恶名”[4]。但由于时代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对义和团的历史叙述并未改变时人对义和团的刻板印象，多数民众仍认为义和团是“排外复仇运动”[5]，相关论著也多将义和团叫做拳乱、拳匪、拳祸。权势的转移易引发记忆的修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其意识形态影响全国，重塑义和团革命记忆。1955年周恩来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高度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贡献，并将其与新中国的诞生联系起来。“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6]周恩来的讲话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对义和团运动的认知与记忆，成为新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一书即引用周恩来的讲话表明立场，称赞义和团“是站在最革命的立场上，直接对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斗争的。”[7]173此后教育部印发的《教学大纲》即将义和团运动定性为“农民革命”，强调它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中国人民的力量是不可征服的，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完全统治中国的梦想”[8]15，阻止了其瓜分中国的企图，进一步表明“中国农民群众不但在反封建斗争中而且在反帝斗争中也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大军”[9]37。这段表述意涵丰富，随即成为义和团叙事的经典文本。此时期党和国家对义和团的赞扬更多着眼于现实，力图用历史教育人民指导革命实践，为现实反帝革命斗争提供精神滋养。

政治与学术密切相关，官方如此肯定义和团的革命性，学界自不例外。1954年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主张以“阶级斗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志，围绕太平天国运动、维新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来叙述历史[10]。胡绳是亦官亦学的人物，其“三次革命高潮”说一经提出即获得广泛认同，为革命记忆的建构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此后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论著大致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书写历史，认为义和团是“第二次革命高潮”。随着阶级斗争观念的不断强化，对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评价降低，义和团运动的革命性更加凸显。同时，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学界掀起“史学革命”运动，对梁启超、陈恭禄、蒋廷黻、周谷城、王栻等一批资产阶级史学家有关义和团的错误观点进行“彻底地清算”，强调义和团是“以反帝为主要锋芒的反帝反封的农民革命运动，它在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起过巨大的作用，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11]。如此大势下，有关义和团的非革命记忆皆被修改重塑。李剑农曾著有《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以“ 拳乱”“拳匪”称呼义和团，认为 “庚子拳乱”是“维新运动的反动”，义和团是当时的反动势力[12]51-67。而到1963年该书重印时作者感到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重读旧作“自觉也有不少错误”，于是“略加修改”，将“庚子拳乱”和“反动势力”的叙述全部删去，仅论述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原因，突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13]26-28。李剑农的经历道出记忆演变的关键因素即时代变换，身处火红的革命时代，自是革命记忆占主导地位。

晚清民国时期义和团运动的话语阐释权被知识精英垄断，普通民众无法发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翻身做主人，义和团亲历者的个体记忆通过口述史的方式被发掘出来。1958～1966年南开大学历史系、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山东大学历史系先后组织学生、教师对当地义和团参与者以及熟悉义和团的老人进行广泛的调查访问，记录了大量口述史料，并形成详细的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和口述史料展现出鲜活的个体记忆。一是对帝国主义罪行的控诉。有老人提起传教士就恨之入骨，说天主教极坏，人民恨教堂、恨洋人，他们“到处欺侮农民，树都被他们伐了，地也有被他们占的”，而教民则仗着洋人的势力为所欲为，无论犯了多大罪做了多少坏事，只要“跑到天主堂，官家就不敢动他们了。”[14]50-51如此义和团就呼之欲出了：“义和团是传教的逼出来的。”[15]6二是对义和团英勇斗争的描述。有老人回忆洋人来时义和团不怕死“从南面冲上去，‘杀啊!杀洋人啊!’喊声连天……一个土城的义和团左二环拿雁翎刀上去，把一个德国人从肩上砍下来。”[15]82三是对义和团的整体印象。不少老人说义和团不仅对百姓秋毫无犯，还将教堂和教民的粮食和土地分给穷人，甚至“老百姓设香炉于门口，迎接义和团。”[14]311-312老人们口语化的表述声情并茂，更显真实，使革命记忆更加丰满、充实，也颇具动员性。继承先人的光荣革命传统，记住帝国主义者欠下的血债，认清帝国主义的豺狼本性，“一点也不能放松和它们的斗争，直至万恶的帝国主义制度从地球上消灭干净为止！”[16]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革命氛围浓厚，义和团革命记忆发展到极致。1967年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强调对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封建主义的反的革命运动，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仇视？这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17]因其显著的政治目的和敌我分明的划分标准，此文随即引发巨大反响，各方相继表态称，“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是满腔热情地支持、歌颂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18]由此将时人的义和团认知上升到政治正确与否的高度，只能赞扬不能否定，缺点和消极方面也不允许说。甚至有人将义和团与批林批孔联系起来，一方面借“林彪咒骂义和团”，批判林彪是“卖国主义”，另一方面称赞义和团用革命暴力粉碎了帝国主义尊孔亡华、瓜分中国的阴谋，打击了清廷尊孔卖国活动[19]。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特别是苏联史学家齐赫文斯基的《中国近代史》出版后，中方认为该书竭力为帝国主义辩护，“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于是掀起批判齐赫文斯基《中国近代史》运动。其中即涉及义和团，强调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革命派与反革命派、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存在根本分歧，革命派和马克思主义者歌颂它，吸收其崇高革命精神；反革命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它，贬低其革命作用，抹煞其战斗光辉[20]。此种语言和行文逻辑显是受戚本禹的影响，在批判中并非真理越辩越明，反而是越辩越强化了己方的观点，革命记忆不容污蔑和扭曲。该时期的义和团记忆受时局左右，更多属于政治记忆。

二、改革开放：义和团爱国记忆的重塑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历史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人们的思想逐渐摆脱极左思潮的束缚获得极大解放，能够以理性的态度认识义和团运动还原其本来面目，不再将义和团看作农民革命，而认为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当然人们对义和团“反帝爱国”的认知并非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只是改革开放前人们谈及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时更多是从革命视角解读，爱国记忆隐含于革命记忆中，改革开放后革命记忆随革命浪潮的结束而消解，义和团爱国记忆在诸方诠释下显露出来并占据主导地位。爱国记忆的重塑不仅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更是时代所需。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主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爱国主义正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依靠的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21]，需要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为祖国建设而奋斗。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加深，中外之间的往来日益密切，国家安全形势也日益复杂化，对公民的爱国主义教育也越来越重要。作为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既能鼓舞人民的爱国热情又能以其光辉事迹增强民众的爱国意识。

因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影响力，对义和团记忆的重塑首先从批判戚文开始。论者揭露出该文的卑鄙手段和政治目的，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只能是“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进步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在阶级社会中，这种革命的突出标志即是政权由旧的统治阶级转移到新的统治阶级手中，因此义和团是一次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并不具备革命性质[22]。由此义和团运动研究逐渐脱离政治敏感区回归学术问题的范畴。学术重在争鸣，1980年史学界以纪念义和团运动八十周年为契机，对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作用等问题进行了一番热烈讨论，在讨论中皆肯定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性质，“不管高一点低一点，或强调积极面或强调落后面，但对其反帝爱国看法基本一致。”[23]“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说法逐渐为学界所接受，成为共识。林增平在总结近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时也说：“一般都指出，义和团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并不具备反封建的意义。”[24]17义和团爱国记忆的塑造显然对“三次革命高潮”说造成冲击，论者直言，由于不恰当地将义和团运动列为第二次革命高潮，导致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未得到应有重视[24]5。“三次革命高潮”说逐渐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消退，教科书也不再将义和团运动视为农民革命，而是认为其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正是义和团的爱国精神所迸发的力量打乱了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的侵略计划，展现出中国人民敢于同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使帝国主义认识到要瓜分中国是不易实现的，而不得不采取“以华制华”的政策[25]293-294。

史学界对义和团性质、作用的讨论为改革开放后官方义和团叙事提供了文本基础。官方将“学术话语”转化为“政治修辞”，充分肯定义和团运动的爱国意义。1997年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结束英国殖民统治回归祖国。随后江泽民同志在首都各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大会上回顾了近代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赞扬了其爱国主义精神。“从列强侵略中国的那一天起，中国人民就举起了团结御侮、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旗帜。从太平天国起义到义和团运动，从戊戌变法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无数中华儿女和爱国志士，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前仆后继，历尽艰辛。”[26]2557胡锦涛同志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也评价“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西方列强奴役和封建统治压迫的顽强反抗精神。这些斗争都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拯救中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27]359-360在肯定义和团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将义和团作为中国人民英勇反抗帝国主义的代表性事件纳入中共革命历史书写中，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近代历史叙事的重要一环。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即追溯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斗争，称“从鸦片战争开始，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些斗争和探索“每一次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的进步”。[28]正是在这些斗争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对义和团运动的重视即源于此。

义和团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值得国人纪念，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义和团运动的纪念形式主要有修建纪念空间、召开纪念会议、发表纪念文章等。义和团纪念空间分为纪念碑和纪念馆两类，多由地方政府出资修建。早在1982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就树立“义和团纪庄子战场”纪念碑供后人瞻仰凭吊。其后河北威县人民政府又在义和团首领赵三多故居树立赵三多纪念碑，并刻有碑文赞扬义和团运动“足见我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其爱国精神可歌可泣。”[29]58纪念碑的设立显然是为培养民众爱国意识，增强民众爱国情感，义和团纪念馆亦是如此，且纪念馆空间更为广阔能够容纳更多义和团纪念物，有利于调动民众情绪广泛生动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河北威县义和团纪念馆即分三个展厅全面展现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天津义和团纪念馆也通过“大量的照片、图表、文献和文物简要地介绍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颂扬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精神”[30]172-173。除上述义和团纪念空间外，史学界也形成“逢十”纪念的传统，每逢十周年皆会举行义和团运动国际学术研讨会。因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山东大学是海内外义和团研究的重镇，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即设于此，历届义和团运动国际学术研讨会均在山东大学举行。在举行学术研讨会的同时，社会各界也会发表文章纪念义和团运动。纪念与记忆关系密切，记忆是纪念的内核，纪念是记忆的外在表达，是记忆的重要载体，“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31]40，义和团纪念活动的举行对于义和团爱国记忆的传衍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新世纪：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多元记忆

新世纪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义和团记忆也出现新变化。一是随着冷战的结束两级格局不复存在，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二是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西方思想大量涌入中国，冲击着国人的大脑，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三是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人人皆可在网络发声各抒己见，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议论随处可见，但真伪难辨，读者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证原委，不少人即利用读者的好奇心抓住义和团运动的缺陷大做文章。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形式逐渐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趋增强，用一元化指导思想统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难度增大[32]。如此情境下，虽然社会意识形态和主流舆论仍肯定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价值和意义，但社会上难免出现否定义和团运动的杂音，义和团记忆呈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多元化特征。

这些杂音即企图以负面记忆主导义和团历史记忆，无限放大义和团运动的缺点，将义和团说得一无是处。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对义和团爱国记忆的重塑并未否认其缺点。李文海即指出“义和团的爱国主义是与浓厚的迷信思想掺杂在一起的”，其笼统排外也背离了近代爱国主义中学习外国先进事物的好传统。[33]但二者有主次之分，义和团运动的主流是“反帝爱国”，混淆二者的关系使主次颠倒就无法正确认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负面记忆的出现即是如此。2002年袁伟时在《东方文化》杂志发表《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一文，对历史教科书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即涉及义和团。袁伟时说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的罪行但除此之外的论述都是错误连篇，认为教科书只字未提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行为，也未谴责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强调义和团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也是极端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犯了反文明、犯人道的罪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不仅如此，袁伟时甚至认为是义和团的罪行引起了八国联军侵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34]其观点显然有失偏颇，这也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转变即现代化范式的兴起有关。但现代化范式的运用并不意味着要否定革命史叙事，袁伟时将二者对立起来，力图用现代化范式主导中国近代史，其结果只能是将中国近代史篡改的面目全非。

因《东方文化》杂志的影响力有限，袁伟时的观点未掀起多少波澜，但2006年该文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重新发表时引发巨大争议。重新发表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基本维持此前观点并有所发挥，称义和团运动“对外使中国在被奴役的附属国的道路上继续沉沦，对内则举目皆是国破家亡的图景”。教科书“把这样的灾难描绘成革命救国的悲壮乐章，简直匪夷所思。”[35]此文观念与义和团“反帝爱国”的共识明显不符，随即引发社会各界关注，批评之声不断涌来。批评者反驳作者忽视或回避了义和团运动的成因，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压迫剥削、烧杀抢掠在前，才有义和团被迫反抗在后，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36]。义和团固然有其缺陷，但正因此才要谨慎分析其历史作用，不能一棍子打死，否则就背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冰点事件”告一段落后其影响并未消失，有关义和团的负面记忆仍不断出现。有论者强烈批判义和团“反帝爱国”的定性，认为其“反帝”头衔过于牵强，因为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洋’，而且是反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至于“爱国”更何以见得，“最后还害的中国人又受一次耻辱，说‘害国’恐怕更为确切。”[37]还有论者摘取义和团运动的某些片段从史实考证的角度论证义和团是反帝爱国运动的逻辑推理是“将个别或少数例子视为普遍现象，以偏概全，得出的错误抽象。”[38]这些观点通过重新诠释义和团运动的史实与作用全面否定义和团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在网络上进一步传播，对义和团爱国记忆造成冲击和挑战，但也因与史实不符被列入历史虚无主义范畴。

义和团负面记忆的出现主要是论者的立场出现问题。只有站在中国立场才能摆脱西方话语的影响客观评价义和团运动。党的十八以来对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强调即是基于此。这一体系将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历史认识上超越既往任何一种研究范式，“最大程度回归历史，揭示历史真相。”[39]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言论，要求及时对虚无历史、消解主流价值的错误思想言论进行批驳和辨析引导，对宣扬、美化侵略战争的行为也要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40]。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义和团负面记忆的传衍，官方也旗帜鲜明地支持义和团“反帝爱国”的定性。新华社即发文高度赞扬“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称之为“民族意识觉醒”，指出：由于外敌入侵，由民众自发形成的义和团运动，展现了百年前中国民众团结御侮的决心。虽然其发起过程和组织运动具有笼统排外色彩，但义和团在抗击八国联军中所表现出来的互相联络、互相支援，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仍然体现出中国人民在抗击外国侵略中的决心和勇气，在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41]。该文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无疑是客观公正的，既指出义和团的缺陷又肯定义和团运动的积极意义，且积极意义占据主导地位，在新时代，爱国主义仍是义和团运动的核心内涵。但也应注意到，在互联网技术日益发达的今日，义和团负面记忆仍在延续，义和团爱国记忆与其负面记忆的拉锯战仍在进行中。

时代与记忆密切相关，任何记忆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带有那个时代的深厚烙印。也正因此，随着时代的变换，历史记忆也随之发生变化。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由火红的革命年代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新世纪、新时代，义和团记忆经历了由革命记忆、爱国记忆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多元记忆的转变。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所说，“人们如何构建和叙述过去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42]112，不同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不同，记忆也自然不同。但义和团记忆在不断变化的同时也有不变的一面。王学典即说，“在百年中国为义和团运动所做出的许多基本结论中，也许只有‘反帝爱国’带有最基本的性质，这是惟一一个50年来为各方各派所认可的一个定位”[43]，这也反映出国人对爱国主义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