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文胜

(内蒙古大学 蒙古历史学系，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突厥泥利可汗是阿波可汗(大逻便)的继任者，阿波可汗是木杆可汗之子。木杆可汗则是建立突厥汗国的土门可汗之子，是突厥第三任可汗。继任木杆可汗者为其弟他钵可汗(亦作佗钵可汗)。他钵可汗去世时，欲以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继位，却遭到“国人”及其宗主们的反对。经过一番斗争，木杆可汗之兄子摄图最终夺位，号沙钵略可汗。大逻便对此不满，经常责骂沙钵略，沙钵略无奈，封大逻便为阿波可汗，使其统辖“旧部”。沙钵略可汗和阿波可汗本来不和，在隋朝“远交而近攻”策略的影响下，矛盾激化，各守一方。沙钵略可汗的继任者其弟处罗侯可汗在隋朝的扶持下西征，擒获阿波可汗。之后，鞅素特勤之子泥利被拥立为可汗，继续统领阿波可汗的领地和属民，此即泥利可汗。

继位之初，泥利可汗仅是突厥内讧时期的割据势力之一，为占据一方、相对独立的“小可汗”。在汉文史料中，未见泥利与突厥“大可汗”有关的记载，但在粟特文、婆罗米文碑铭中却有相关信息。在新疆伊犁州昭苏县(Monggol küriye)发现的《小洪纳海突厥石人像》粟特文铭文(1)有关《小洪纳海突厥石人像》的考古发掘及研究，参见赵海燕《新疆昭苏县小洪那海草原石人再考》，载《文博》2016年第2期；吉田豐《新疆維吾尔自治区新出ソグド語資料》，载《神戶市外国語大学外国語研究(23号)》，1991年，第57～83页；吉田豐《ソグド語資料から見たソグド人の活動》，载《岩波講座·世界歷史11·中央ユ—ラシアの統合》，岩波書店，1997年，第227～248页；大澤孝《新疆イリ河流域のソグド語銘文石人について——突厥初世の王統に関する一資料》，载小長谷有紀等《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別冊(20号)》，1999年，第327～378页；朱振宏《西突厥与隋朝关系史研究(581—617)》，稻乡出版社，2015年，第173～180、220～228页；林梅村《小洪纳海突厥可汗陵园调查记》，载《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三联书店，2007年，第208～223页。(以下简称《纳海石人》)中，记载泥利可汗曾即位“大可汗”[1]。在蒙古国发现且最近才被破译的《辉素陀罗盖碑》婆罗米文碑文(Küisü toloγai，以下简称《辉素碑》)中，也记载了泥利可汗(2)有关《辉素陀罗盖碑》的解读及研究，参见Dieter Maue，Khüis Tolgoi-signs and Sounds，Journal Asiatique，2018，306(2)，PP.291～301;Alexander Vovin，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Journal Asiatique,2018，306(2)，PP.303～313;Mehmet ölmez，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on the Discovery,the Whereabouts,Condition of the Stones,and Our Expedition，Journal Asiatique,2018，306(2)，PP.287～289;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The Historical Context to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Journal Asiatique,2018，306(2)，PP.315～319。，证明他的影响波及漠北地区。泥利可汗本为突厥地方割据势力的小可汗，而他的后人却称其为“大可汗”，这一矛盾背后显然是有一番激烈的汗位争夺战(3)法国学者魏义天提及泥利可汗曾继任大可汗，但对其继任大可汗的动机、背景以及历史影响等均没有详细解释。参见魏义天《东罗马皇帝莫里斯和突厥可汗：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塔所记突厥史料》(赵飞宇译、马翊斐审校)，载《西域研究》2018年第2期。。泥利可汗争大可汗位，属于突厥诸势力争夺大可汗之位而内讧的一部分，对突厥政局发展产生了较深的影响。泥利可汗死后，其子泥撅处罗可汗直接自称大可汗，构建了相对独立的统治体系，完全自主发展。无论从突厥政局发展的客观现实来看，还是从大可汗家族的亲戚关系审视，泥撅处罗可汗已占据西域而另立旗帜，与居于东面的突厥汗国再无从属关系。这是突厥政权真正东、西分裂之开始。

泥利可汗继位时，正值突厥内讧时期。当时，除了泥利可汗，还有都蓝可汗和达头可汗，而都蓝可汗是大可汗。泥利可汗也与其他小可汗一样，对大可汗之位觊觎已久。最近，学者对《纳海石人》铭文的再研读及《辉素碑》碑文的破译，使得泥利可汗的事迹有了较为清晰的线索可寻。泥利可汗对突厥整个政局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但学界对此的关注和研究还略显薄弱。本文以泥利可汗争夺大可汗位为切入点，解读《纳海石人》《辉素碑》所记相关内容，并辨析有关史料，尽可能梳理出相关史事的来龙去脉，以便深入认识突厥大可汗争夺战的内幕及突厥政局的发展走向。

一、泥利可汗的身世

关于泥利可汗的身世，史料记载并不清楚。前人对此有达头可汗之孙[2](P.19)、木杆可汗系后人[3](P.120)、木杆可汗之孙[1]和阿波可汗之孙[4](PP.275～277)等说法。据汉籍史料记载，泥利可汗是鞅素特勤之子，“大逻便为处罗侯所执，其国立鞅素特勤之子，是为泥利可汗。卒，子达漫立，号泥撅处罗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国人，生达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实特勤”[5](卷84P.1876)。泥利可汗之父鞅素特勤身世亦不明。从鞅素特勤的“特勤”之号判断，他应属于可汗子弟，因为突厥“特勤”之号只授予可汗子弟。从阿波可汗“其国”立泥利为可汗来看，泥利可汗的世系及血统是得到认可的。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在推举可汗时，十分看重世系和血统，一般只有直系后人才能受到广泛拥戴；当然，可汗的旁支或其他血统的人也有继承可汗的例子，但大多是以武力或其他方式夺得。据鞅素特勤的“特勤”之号和泥利被阿波“其国”拥立情况来看，泥利可汗属于可汗家族即阿波可汗系亲属是没有问题的(4)吴玉贵也认为处罗可汗是阿波系后人。处罗可汗是泥利可汗之子，泥利可汗当然也是阿波系后人。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8～43页。。

关于泥利可汗的身世，还有一条重要的史料。《通典》记载：“初，曷萨那之朝隋也，为炀帝所留，其国人遂立萨那之叔父射匮为可汗，始开土宇，东至金山，西临西海，自玉门以西诸国皆役属之。”[6](卷199P.5455)“曷萨那”即泥利可汗之子泥撅处罗可汗，“射匮可汗”是达头可汗之孙、都六(亦作咄六)之子。此处所记“萨那之叔父射匮”，容易让人理解为泥利可汗一系出自达头可汗，甚至认为都六和鞅素特勤都是达头之子、室点密之孙。法国学者沙畹更认为都六和鞅素特勤是同一个人[2](P.19)，如此，则鞅素特勤成了达头可汗之子，泥利可汗是达头可汗之孙。岑仲勉对此进行反驳，认为都六和鞅素特勤不可能是同一个人，《通典》所记“叔父”不能理解为“胞叔父”，而应理解为“从叔父”，鞅素特勤应该属于木杆可汗系。[3](P.120)岑仲勉观点属实[7](P.176,177)。笔者也赞同泥利可汗不是达头可汗系后人的观点，试从另外角度加以补充说明。

达头可汗约在576年(北周建德五年)继承室点密之位，603年(隋仁寿三年)投奔吐谷浑；泥利可汗587年(隋开皇七年)或588年(隋开皇八年)继承阿波可汗之位，约在600年(隋开皇二十年)或之后(5)关于泥利可汗去世的时间，学界有几种说法，有待进一步研究。去世。也就是说，在588～600年这段时间内，达头和泥利同时在位可汗。如果泥利可汗是达头可汗之孙，就等于爷孙二人同时为可汗。这里产生了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即作为孙子的泥利已成为可汗，而达头可汗的儿子都六或孙子射匮等未能担任可汗。按照突厥游牧社会的可汗推选制注重兄终弟及或长者优先的原则，除非特殊情况，很少有越过儿子而立孙子为可汗的现象。此外，前述泥利可汗是继承阿波可汗之位，推举泥利可汗的是阿波可汗的属民。阿波可汗是木杆可汗之子，其属民是分封所得。“沙钵略患之，以为阿波可汗，还领所部”[5](卷84P.1865)；达头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东，其部落归之者将十万骑，遂与沙钵略相攻”[5](卷84P.1868)。从“还领其部”和“其部落归之者将十万骑”可知，阿波可汗率领的是属于自己的“旧部”。阿波“旧部”系土门可汗或其继任者所分封，而不属于室点密或达头可汗。如果泥利可汗是达头可汗之孙，即室点密系后人，那么本属于土门系后裔的阿波可汗“旧部”，推举室点密系后人为自己的可汗，这在以氏族部落为纽带的古代突厥游牧社会是根本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考虑，泥利可汗不可能是达头可汗之孙，而应是土门系即木杆可汗后人。

《通典》所记“萨那之叔父射匮”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明确信息，即射匮可汗和泥利可汗是同辈人。射匮可汗是达头可汗之孙，达头可汗与木杆可汗同辈，因而泥利可汗应是木杆可汗孙辈。据日本学者大泽孝研究，《纳海石人》的主人是泥利可汗(Niri qaγan)，他是木杆可汗之孙[1]。结合前文分析和《纳海石人》铭文来看，泥利可汗是木杆可汗之孙应该没有问题。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泥利可汗是木杆可汗之孙，并不等于说他是阿波可汗之子。如果泥利可汗之父是阿波可汗，《隋书·西突厥传》就不用特意交代其为“鞅素特勤之子”。所以，最为合理的解释是，鞅素特勤为木杆可汗之子，泥利可汗为鞅素特勤之子[1](P.354)、木杆可汗之孙、阿波可汗之侄。

二、泥利可汗争夺大可汗位之史事

日本学者吉田丰解读《纳海石人》铭文第七行为“成为大可汗”，但他对于损坏的前半部分即谁成为大可汗未加说明。大泽孝重读《纳海石人》铭文并对周围遗迹进行考古学勘察后指出，“成为大可汗”者不是别人，正是该石人像的主人木杆可汗之孙泥利可汗。他把铭文的第七行与前两行内容结合起来解读为“26年之后木杆可汗之孙神圣的……(泥利可汗)成为大可汗”。[1]

关于泥利可汗“成为大可汗”，汉文史料没有直接记载，但从其他相关记载中可以间接推知确有此事。《隋书·西突厥传》记载：“处罗可汗居无恒处，然多在乌孙故地。复立二小可汗，分统所部。一在石国北，以制诸胡国。一居龟兹北，其地名应娑。”[5](卷84P.1876)这条史料中所记处罗可汗“复立二小可汗”的“复”字至关重要。此处“复”字的含义可理解为“恢复、再”和“又、也”等两种。按前者理解，意为处罗可汗恢复了泥利可汗时期的“二小可汗”；按后者理解，意为处罗可汗又(或也)立“二小可汗”，与东面的突厥大可汗对立。根据大泽孝研究，《纳海石人》所在地应是泥利可汗的陵园。按照突厥人的习俗，可汗陵园不会随意选址，一般位于其生平中最为重要的地点，如可汗牙帐所在地、自己的领地、出生地等。而且，从蒙古国发现的突厥可汗或大臣的墓碑、陵园等选址来看，一般位于河谷、山谷盆地及交通要道附近等让人显而易见的地方。《纳海石人》位于新疆昭苏县城东南5公里处，在特克斯河之北。特克斯河发源于天山，由西南流向东北，在吉尔格郎乡一带向北穿过乌孙山，汇于伊犁河。特克斯河流域是天然的高山草原盆地，古代以产“天马”闻名于世，也是今天的“天马之乡”。目前学界基本确定特克斯河和伊犁河流域就是史料所记“乌孙故地”。泥利可汗的石人像和陵园位于“乌孙故地”，与目前考古发现的突厥可汗陵墓所在地规律大体相符，他去世之前居于此地的可能性最大，也许他的牙帐就在此地。继承其父可汗之位的泥撅处罗可汗，也把大牙帐设于此地，并“复立二小可汗”，恢复了泥利可汗时期分封的二小可汗制。按此理解，泥利可汗时期就有可能存在“二小可汗”，而他本人是“大可汗”。(6)关于《隋书·西突厥传》中的“复”字理解及“二小可汗”问题，前引大泽孝论文也有分析。他把“复”字也理解为“恢复”之意，但认为“二小可汗”为阿波可汗时期形成的“二小可汗制”，阿波可汗为西突厥大可汗。他进一步解释说，阿波可汗被抓后，二小可汗制停滞，而泥利可汗在位末期及处罗可汗继位后恢复了“二小可汗制”。笔者认为，处罗可汗恢复的不是阿波可汗时期的“二小可汗”，而是恢复了泥利可汗成为大可汗之后的“二小可汗制”。

泥利可汗之名在《辉素碑》中也有提及。《辉素碑》由两块碑石组成，目前只破译了其中一块碑石，而另一碑石尚未释读(本文所称《辉素碑》即指已释读之碑)。《辉素碑》位于蒙古国布尔干省辉素陀罗盖之地(北纬48°08'14.8"、东经103°09'49.4")，1975年，蒙古国考古学家D.Navaan初次发现。1979年，Nejat Diyarbekirli将之公布于众，并刊布了两张照片。1984 年，Qarjaubay Sartqojauli描绘此碑及文字，后收录于2003 年出版的专著中。2005 年，N.Bazylkhan详细介绍了此碑位置、文字、现状等，也刊布了照片。2009年，大泽孝(ōsawa Takashi)、铃木宏节(Suzuki Kōsetsu)和R.Munkhtulga也介绍了此碑状况。2014年8月18至28日间，由Dieter Maue、Alexander Vovin、Mehmet ölmez、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等专家组成研究团队，对此碑进行3D扫描，并开展释读破译工作。团队具体分工为：Mehmet ölmez负责介绍碑铭发现及前人研究状况，Dieter Maue负责破解文字，Alexander Vovin负责释读文意，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负责解读史事。经过专家们的协作努力，《辉素碑》终被破译。研究团队通过初步研究认为，此碑时间约6世纪末7世纪初，语言属于接近蒙古语的某种语言(Dieter Maue、Alexander Vovin、Mehmet ölmez等人的观点)，也有可能是铁勒语言(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的说法)。[8][9]从碑文内容及当时的历史背景来推断，此碑文属于铁勒语言的可能性更大。所谓“铁勒语言”并不等于“突厥语”。史料中的“铁勒”是个泛称，包括诸多部落，并不是所有部落均操突厥语，其中也应该包括蒙古语族等其他语族部落。因此，《辉素碑》文字属于6、7世纪蒙古高原上使用的某种语言，属于铁勒语或突厥之前统治蒙古高原的柔然人语言的可能性最大。

《辉素碑》第5行和第10行中两次提及niri qaγan(泥利可汗)，且与türüg qaγan(突厥可汗)并提，即niri qaγan türüg qaγan。两词究竟是并列关系还是从属关系？按照古突厥语表达方式，从属关系的可能性较大，即意为“突厥泥利可汗”。此碑文内容尚未完全释读，从已释读的信息推断，碑文应该记载了铁勒诸部与泥利可汗关系的史事。前文提及，《辉素碑》语言不属于阿史那氏为核心的突厥语，因此立碑者不可能是阿史那氏突厥人。此碑又提及两个可汗名，即bodi-satva török qaγan和tuwa par qaγan。tuwa或许是古代都波部，bodi-satva török qaγan是立碑之人，对其族属尚不确定。bodi-satva一般汉译为“菩萨”。据汉文史料记载，回纥部中有位首领叫“菩萨”，但此bodi-satva是否指回纥首领“菩萨”，尚待考证。根据碑文内容，bodi-satva török qaγan是新立的联盟之主，tuwa par可汗也加入其联盟。但后来tuwa par可汗离开bodi-satva török qaγan，反而投靠了niri qaγan。从niri qaγan在世年代及其与铁勒诸部交战的历史判断，碑文所记bodi-satva török qaγan应该属于铁勒。若此判断无误，泥利可汗与铁勒诸部在漠北交战，说明泥利可汗势力已至漠北地区。这就意味着泥利可汗并不满足于占据一隅的小可汗之权，他还努力争取突厥大可汗之位。当时争夺大可汗之位者还有二人，即达头可汗和启民可汗，再加上本来的大可汗都蓝，共有四股势力在争夺可汗之位。都蓝可汗被部下杀害之后，本没有资历继任大可汗之位的达头可汗却自称大可汗(详后)，充分表明当时突厥已处于激烈争夺大可汗之位的“乱世”。趁此乱世，有大可汗家族背景和资历的泥利可汗也起而争夺大可汗之位，可谓在情理之中。《纳海石人》铭文和《辉素碑》碑文可以证明泥利可汗争夺大可汗位的史事属实，他曾掌控西域及漠北地区。

三、泥利可汗争夺大可汗位的资历和背景

阿史那土门于552年(北齐天保三年)击灭柔然汗国，占据蒙古高原，建立了突厥汗国。与此同时，突厥势力向西扩张，从准噶尔盆地一直拓疆至阿姆河下游一带。向西开辟的领地，由土门可汗之弟室点密统辖。当时土门系可汗是宗主可汗，是突厥的大可汗，室点密一系要服从大可汗。这意味着整个汗国至高无上的最高统治权属于土门系家族。从这一角度审视相关问题，可更好地理解泥利可汗自身参与争夺大可汗位的资历和背景。

突厥内讧从583年(隋开皇三年)即沙钵略可汗和阿波可汗争位开始，其本质是争夺大可汗之位，这是学界共识。沙钵略和阿波都是土门之孙，二人为堂兄弟，其父均为大可汗。土门可汗死，其子乙息记可汗继位；乙息记可汗死，其弟木杆可汗继位；木杆可汗死，其弟他钵可汗继位。他钵可汗临死时嘱咐自己的儿子菴罗：“吾闻亲莫过于父子。吾兄不亲其子，委地于我。我死，你当避大逻便也。”[5](卷84P.1865)大逻便即阿波可汗，是木杆可汗之子。根据他钵可汗的遗嘱，继承大可汗的首选人物是大逻便。但按突厥的可汗继承制，汗位的继承除了依据前任可汗的遗嘱之外，还要通过宗亲贵族及大臣们的推举。然而，他钵可汗死后，宗亲贵族及大臣们以“母贱”为由发难大逻便，他的堂兄摄图(乙息记可汗之子)扶持他钵可汗之子菴罗为大可汗。大逻便不服，遣使责骂菴罗，菴罗不能制止，遂让位于摄图。这样，最终摄图继位，即沙钵略可汗。大逻便又责问沙钵略可汗：“我与尔俱可汗子，各承父后。尔今极尊，我独无位，何也？”[5](卷84P.1865)大逻便明确提出自己与沙钵略可汗一样，“俱可汗子”，完全有资历继任大可汗位。沙钵略可汗无奈，遂封大逻便为阿波可汗，让他居住于突厥的西部地区，统领自己的部落。后来，在隋朝“远交而近攻”策略的影响下，沙钵略与阿波之间固有的矛盾最终爆发，双方大动干戈、兵戎相见。先是沙钵略击破阿波老营，阿波投靠室点密之子达头可汗；之后，阿波借兵达头，东击沙钵略，夺回领地及十余万众。从此，突厥内讧爆发，形成了以沙钵略和达头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并立的局面。

突厥内讧的实质和核心是对于大可汗位的争夺。不论是土门系沙钵略、阿波、菴罗等可汗，还是室点密系达头可汗，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自己夺取或扶持对自己有利一方夺得大可汗之位。前文述及，泥利可汗是木杆可汗之孙、阿波可汗之侄。在泥利可汗看来，他有继任大可汗之位的资历，甚至可以说大可汗之位本该属于木杆可汗系后人。仔细斟酌《纳海石人》铭文可见，该铭文就是按照这一思路撰写的。《纳海石人》是泥撅处罗可汗为父亲泥利可汗所立。铭文是以泥利可汗继承木杆可汗之位、处罗可汗继承泥利可汗之位的顺序撰写的。众所周知，木杆可汗死于572年(北周建德元年)，泥利可汗继承阿波可汗则在587年，其间即位大可汗者有他钵、菴罗、沙钵略、处罗侯等，争夺大可汗位者有阿波、达头等。《纳海石人》铭文不提这些大可汗，而特意提到木杆可汗，意在表明他们不是合法的继承者，而木杆可汗才是真正的大可汗。作为木杆可汗之孙，泥利当然可以继承祖父大可汗之位，这正是泥利可汗争夺大可汗位的资历和背景。

四、泥利可汗争夺大可汗位的时机

关于泥利可汗争夺大可汗位的时间问题，《纳海石人》铭文记为“26年之后”，即木杆可汗死后的26年。[1]据汉文史料记载，木杆可汗死于572年；而据《布古特碑》记载，木杆可汗死于571年(北周天和六年)或更早。(7)据蒙古国发现的《布古特碑》记载，木杆可汗死后，兔年(即571年)新可汗即位。据此，木杆可汗死于571年或之前。参见林梅村《布古特所出粟特文突厥可汗纪功碑考》，载《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两者所记时间相差一年，可能是由于中原与突厥的历法计算方法不同，或是突厥丧葬习俗(死后半年下葬)等原因所致。据“26年之后”说法，泥利可汗争夺大可汗位的时间应该是597年(隋开皇十七年)或598年(隋开皇十八年)。“26年之后”的说法，也许是突厥人记忆中的数字，实际上可能比597年还要早(8)吉田丰认为，泥利可汗即位大可汗是在595年。参见吉田丰《布古特碑粟特语部分再考》(王丁译、白玉冬校)，载《中山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泥利可汗于587年继承阿波可汗，为何《纳海石人》铭文却说他“26年之后”成为大可汗？对此，大泽孝的解释是，584年(隋开皇四年)左右达头可汗降附了隋朝，阿波可汗成为西突厥大可汗；当阿波可汗被东突厥处罗侯可汗擒获后，原先的大可汗和二小可汗制停滞；等到泥利可汗末期及处罗可汗继位后，又恢复了原来的大可汗和二小可汗制。[1]但依照大泽孝的解释，有些疑问却难以解开。例如，假如阿波可汗是西突厥大可汗，而泥利可汗不是，那么，泥利可汗在位前期，西突厥的统治者又是谁？如果达头可汗真的降隋，隋朝史书中为何没有像启民可汗降隋事件那样大写特写？达头可汗降隋后，又为何出现达头可汗于597年大规模寇掠隋朝事件？等等。照此说法，584年达头可汗降隋，587年“西突厥大可汗”阿波又被擒获，之后西突厥就处于权力真空状态，而泥利可汗只是僻居一隅的小可汗。然而，事实上达头可汗并没有降隋，泥利可汗继承阿波可汗时，西突厥可汗仍是达头。[10]也就是说，泥利可汗想继承的不是阿波可汗时期就有的西突厥可汗之位，而是其祖父木杆大可汗之位，《纳海石人》铭文内容可证明此点。

泥利可汗争夺大可汗位，与597年开始的异常激烈的突厥内乱有关。587年，泥利可汗继位时，突厥内部有处罗侯可汗、达头可汗，还有逐渐崛起的突利可汗。处罗侯可汗是大可汗，沙钵略可汗之弟，他西击擒获了阿波可汗。不久，处罗侯可汗再次西征时受伤而亡。继承可汗之位的是沙钵略可汗之子都蓝可汗。突利可汗是处罗侯可汗之子，居于突厥北方。突利可汗为了夺取大可汗之位，欲得到隋朝声援。隋朝也在物色能够牵制都蓝可汗势力的人物，遂与突利可汗联姻。597年，突利可汗来隋朝迎娶宗女安义公主，隋朝厚礼款待，且令其南迁“居度斤旧镇”，此地“盖即都斤山，突厥沙钵略旧所居也”。[11](卷178P.5558)突利可汗与隋朝联姻及南迁极大地刺激了都蓝可汗，“都蓝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11](卷178P.5558)染干即突利可汗。于是，都蓝可汗不再朝贡，反而抄掠隋边境，双方关系破裂。都蓝可汗与达头可汗原本就有矛盾，双方时而发生冲突，但在突利可汗与隋朝联姻的局势下，都蓝与达头化敌为友，联手对付突利和隋朝。由此可见，597年突利可汗与隋朝的联姻极大地刺激了突厥诸势力，大可汗位争夺战再次爆发。

这次突厥内乱愈演愈烈，诸多势力参与其中，局势变得错综复杂。经过一番较量后，突利可汗处于下风，南迁居于隋朝北境。599年(隋开皇十九年)，都蓝可汗和达头可汗率大军再次出击，突利可汗战败而降隋。是年，隋朝封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令其居于阴山之南、河套一带，防御都蓝和达头的南下。随着战事频繁，都蓝和达头阵营也渐渐生变，出现了部下、属部反叛事件。599年，“十二月乙未，突厥都蓝可汗为部下所杀”[5](卷2P.44)。都蓝可汗被杀，突厥大可汗位的继承成为焦点。按照以往惯例，只有土门系后裔才有资格继任大可汗。但此时，达头可汗自称步伽可汗，成为大可汗。达头可汗是室点密之子，他继承大可汗位不符合突厥以往的惯例，而是凭借实力雄厚，强兵夺位。(9)吴玉贵认为，达头可汗的行为是夺取大可汗之位，而不是建立独立的西突厥汗国的意图。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2页。达头自称大可汗，说明突厥大可汗位的争夺战已经白热化，诸势力已无视先前所定的制度，不管有无资历，只要有实力就参与争夺汗位。在这种局势下，原本就有大可汗家族资历和背景的泥利可汗按兵不动是不可能的，他自然会抓住时机，加入大可汗之位的争夺。所以，以597年突利可汗与隋朝联姻为导火索，突厥汗国内部爆发了大可汗位争夺战，泥利可汗应该也参与其中，并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

五、泥利可汗争夺大可汗位与突厥政局的发展

从前文分析可知，当时争夺大可汗位者有达头可汗、泥利可汗和启民可汗。启民可汗投附隋朝，等待时机，在突厥境内针锋相对者为达头可汗和泥利可汗。在十分看重首领血统的古代突厥游牧社会里，泥利可汗要比达头可汗更被认可，更受到部众的拥戴。换言之，有些部落会投奔泥利可汗，《辉素碑》所记tuwa par可汗投奔泥利可汗即为明证；有些部落会离开达头可汗，“达头自立为步伽可汗，其国大乱”[5](卷84P.1873)。从这个角度看，达头可汗“违例”自称大可汗及其后战败投奔吐谷浑，实际上是在泥利可汗逼迫下的无奈之举。

达头可汗与泥利可汗的斗争可谓两败俱伤，达头可汗于603年被隋朝打败，投奔吐谷浑，泥利可汗也被属部铁勒诸部打败。《隋书·突厥传》记载：“是岁，泥利可汗及叶护俱被铁勒所败。”(10)《隋书》卷84《突厥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874页。铁勒诸部叛乱发生于600年。《隋书·铁勒传》记载：“开皇末(600)，晋王广北征，纳启民，大破步伽可汗，铁勒于是分散。”(第1880页)铁勒“分散”，应指铁勒叛乱。《隋书·高祖本纪》记载，600年“夏四月壬戌，突厥犯塞，以晋王广为行军元帅，击破之”(第45页)。晋王广率军击破达头可汗，可能由此引发了铁勒诸部叛乱。“叶护”是达头可汗之子。据《隋书·突厥传》前后文的编年，“是岁”应为仁寿元年(601)之后。在其他史料中有泥利可汗死于600年之前的记载。《隋书·西突厥传》记载：“其母向氏，本中国人，生达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实特勤。开皇末，婆实共向氏入朝，遇达头乱，遂留京师，每舍之鸿胪寺。”[5](卷84P.1876)向氏为泥利可汗妻，泥利死后又嫁给其弟婆实特勤。“开皇末(600)，婆实共向氏入朝”，说明婆实和向氏入隋朝时泥利可汗已死，即其死于“开皇末(600)”之前。但前引史料中却记载仁寿元年(601)泥利可汗才被铁勒部打败，说明他此时仍在世。针对上述史料记载歧异，有学者指出，《隋书·西突厥传》所记“开皇末”应为“仁寿末”之误，“是岁”应为仁寿三年(603)，泥利可汗应去世于仁寿四年(604)。[7](P.179)此论属实。如此，603年达头可汗、泥利可汗和叶护皆战败，可谓突厥全线溃败，大可汗位处于空悬状态。此时，隋朝扶持启民可汗为大可汗，统治蒙古高原，而泥利可汗之子泥撅处罗可汗继承其父，自称大可汗，称霸西域。

从603年开始，突厥出现了无任何从属关系的两位大可汗，即泥撅处罗可汗和启民可汗。启民可汗臣服于隋朝。隋朝不愿启民势力过强，为防后患，尽可能不让其与泥撅处罗可汗联手。他们之间不仅已无从属关系，而且也没有了亲情。启民可汗系乙息记可汗家族，泥撅处罗可汗系木杆可汗家族，而乙息记和木杆均是土门可汗之子。本属同宗的两大家族因大可汗位而争斗不休，彼此敌视。泥撅处罗可汗和启民可汗之间相互仇视，势同水火。泥撅处罗可汗因兵败而降隋，隋封其为曷萨那可汗。其时正值启民可汗之子始毕可汗为东突厥大可汗，他要求隋朝斩杀曷萨那，隋朝予以答应。此外，至少从603年开始，铁勒诸部发动叛乱，605年(隋大业元年)已形成占据天山北麓和阿尔泰山南部地区的独立政权，在地理空间上隔开了泥撅处罗可汗和启民可汗，阻断了他们之间的联系。据《隋书·西突厥传》记载，泥撅处罗可汗建立了祭祀先窟、祖先仪式以及分封制、官员体系等，以完全自主的形式发展。因此，从603年开始，突厥真正出现了两位大可汗，双方均是完全独立自主的统治模式，彼此再没有任何从属关系。所以，突厥政权的真正东、西分裂应从泥撅处罗可汗时期算起。

综上可见，泥利可汗争夺的是整个突厥的大可汗，而不是西突厥大可汗。实际上，当时没有西突厥大可汗之说，更没有完全自主的西突厥政权形成。泥撅处罗可汗继任大可汗时(11)《隋书》卷84《西突厥传》记载：“愿厚礼其使，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第1878页)这是达头可汗之孙射匮遣使至隋朝后，隋朝对使臣所说的话。当时射匮隶属于泥撅处罗可汗，隋朝想把射匮“拜为大可汗”。可见，泥撅处罗可汗确实是大可汗。，现实和局势的发展与其父泥利可汗时大不相同，大可汗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当时的现实是，泥撅处罗可汗和启民可汗分立，形成了两个大可汗，双方谁也不具备吞并对方的实力。所以，泥撅处罗可汗只是西突厥的大可汗，与泥利可汗所争的突厥大可汗不同。

如果从突厥开始分裂到西突厥汗国最终形成的整个过程来看，泥利可汗只是大可汗之位的争夺者之一。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泥利可汗不是西突厥的创建者，更谈不上是突厥的分裂者。他与其他势力一样参与了争夺大可汗之位，并且自认为是真正有资历继承大可汗之位者。他对西突厥汗国的形成当然有影响，但这并不是他主观努力的目标，而是客观形势发展造成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