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超

（乐山师范学院 旅游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北宋眉山苏氏家族家教得法，尤以苏轼的家教思想对后世影响较大。如苏轼三子苏迈、苏迨、苏过都得益其良好的家教，时称“三虎”，其中幼子苏过最为有名，“苏氏三虎，叔党最怒”[1]。目前学术界对苏轼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整个苏氏家族的家庭教育角度展开概述性研究，以马斗成先生的相关研究[2]为代表。二是以科举考试作为切入点考察“三苏”家庭教育，如刘清泉先生的研究[3-4]即属此类。三是侧重从苏氏家族或苏轼家庭教育的原则、内容、方法某个方面进行考察，或作综合性考察。如李艳等[5]人和包玉兰[6]的相关研究就分属此类。概言之，学术界直接对苏轼本人学术思想中体现的家教思想研究相对不足。本文则立足于家族背景，主要对苏轼的著述、言论进行研究，重在文献梳理和学术思想考察，以德、学、政、行等四个方面提炼苏轼的家庭教育思想。

一、苏轼家教思想的渊源

（一）家庭的文化传承

家族浓厚的儒家伦理思想氛围深刻地影响到苏轼，塑造了他的人格。不管在为政上，还是在教育子女上，苏轼之父苏洵都非常强调孝悌忠信。他说：“古者之制爵禄，必皆孝弟忠信，修洁博习，闻于乡党，而达于朝廷以得之。”[7]92作为效力于国家、君王的致仕干禄者，恪守孝悌忠信是必备条件。苏洵对二子的教育，最直接体现在对苏轼、苏辙的起名上。他在解释二人名字来由时说道：“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7]145-146苏洵非常清楚二子的性格特点，他认为“轼”对车辆的功用和职能没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但却起着不可或缺的装饰作用，以此告诫苏轼要多注意修饰自己的言行，少一些棱角和锋芒。而“辙”在车辆的功过安危之外都能安然处之，以此来告诫苏辙要注意修饰、圆滑，甘于平凡，虽然不致大富大贵，但也不致于招祸，以此告诫苏辙要一贯秉持趋福避祸之道，善于在祸福之间自处。后来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发展、境遇证明，作为父亲的苏洵对儿子们的性格特点把握是十分精准的。颇有学问的苏轼之母程氏在教育子女上也方法得当，她亲授其子，激励苏轼要学东汉著名直臣、孝子范滂，并以滂母自比。司马光记述程氏“喜读书，皆识其大义，轼、辙之幼也，夫人亲教之。常戒曰：‘汝读书勿効曹耦，止欲以书自名而已。’每称引古人名节以励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无戚焉。’”[8]1555程氏用范滂和“曹耦”这一正一反的事例训诫苏轼兄弟学会正确的治学之道，让他们勿学“曹耦”。“曹耦”即“曹偶”，指那些读书只为让人知道自己是读书人的同辈人（沽名钓誉之辈）。同时，她还教育儿子要做坚持直道而行的人，这对苏轼影响很大。不仅如此，程氏还认为积蓄家财，对子女成长不利，乐于扶贫济困，帮助亲族乡邻，承继了苏氏历代好施予的传统。苏洵夫妻的影响，成就了苏轼兄弟的才华横溢和孝悌忠信的品行。

在治学方面，苏轼也受到家庭的深刻影响。苏洵在《自尤》诗序中自言立身教子是“与其君子，远其不义”[9]，又在《涵虚阁》诗中曰：“世德书芳史，传家有令孙。”[10]他非常看重做人、治学和传家中德行的作用。苏洵在《六经论·诗论》中曰：“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弟，不可使有怨于其君父兄也”[7]48，又云：“圣人之道，严于礼而通于诗，诗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胜也。”[7]49认为“礼”是让人们恪守孝悌忠信仁义之道，对君王、父兄不能有怨恨之气，而“诗”的作用是让人们的情感秉持中和，而不至于走向极端，比如《国风》体现的风格虽然“婉娈柔媚”“好色”，但却能做到守正持中而不至于走向淫癖。可以说，苏洵的这种诗教思想一定程度上对苏轼兄弟二人平实自然的诗风产生了影响。

苏轼少时便在父母的教导下研读经史，明古今治乱得失，晓圣人微言大义。苏洵非常重视经史的作用，他在《六经论》中阐发对经典的认识，认为《易》《书》《诗》《礼》《乐》《春秋》都是圣人为天下制法，正所谓“圣人之言无所不通”[7]62，比如《礼》就是圣人为明君父兄等长幼尊卑之序而作。他又在《史论》上下篇中认为作史因“有忧也”、“忧小人”，是用来惩劝小人的，由此使“乱臣贼子惧”，经与史都是因“忧小人而作”，以《春秋》更是如此。苏洵的这种经史观对苏轼有重要影响。苏轼作《东坡易传》亦是在其父研究基础之上完成，其后的很多著作即为经学研究著作，他对自己用力颇多的经学著作《易传》《论语说》《书传》引以为自豪，曾自言：“吾作《易》、《书传》、《论语说》,亦粗备矣。呜呼，又何以多为！”[11]家学中的经学观、史学观、诗学观深刻地影响了苏轼的治学特点和家教思想特点，这从苏轼对家族成员的书信中可见一斑。

（二）长辈的示范和影响

苏轼祖父苏序、祖母史氏是孝悌持家、和睦族人的典范，无怪乎曾巩赞苏序云：“君始不羁，劳躬以卑。孝于父母，施及穷嫠。维见之卓，教其子孙。”[12]苏洵夫妇更是教育诸子率先垂范。苏洵是一位在品德上秉持孝悌忠信，在言行上纯明笃实、博学达观的儒士和君子。欧阳修评价苏洵“行义修于家，信于乡里，闻于蜀之人久矣”、“可谓纯明笃实之君子也”、“君善与人交，急人患难，死则恤养其孤，乡人多德之”[13]，可谓是贤德君子，儒者之风。程氏孝悌勤俭，司马光评价道：“独夫人能顺适其（祖姑）志，祖姑见之必说。府君年二十七犹不学……夫人曰：‘我欲言之久矣，恶使子为因我而学者。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即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数年遂为富家。府君由是得专志于学，卒成大儒。”[8]1554-1555程氏家族富，而苏氏家族贫，虽如此，嫁入苏门后，程氏仍秉持妇道，孝恭勤俭，顺承父母之意，深得族人称赞。更重要的是，虽处家困之中，程氏丝毫不向自己父母索取，而是自强自立、甘于勤俭，并且不断激励、支持年届而立之年的苏洵立志求学、成才，自己也终成一代贤母、贤内助。苏轼不仅有其父之风，还具有其母程氏孝顺、恭谨、勤劳、节俭、自强等诸多优良品质，这也成为苏轼家教思想的重要源泉。

二、苏轼家教思想的内容

（一）做人先立德，孝悌为本

苏轼在家教中非常重视德行的培养。他被贬到惠州后，曾为苏过“画寒松偃盖为护首小屏”作赞道：“生此伟奇，北方之精。苍皮玉骨，硗硗齾齾。方春不知，冱寒秀发。孺子介刚，从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14]2397表面是赞画中之景，实则自拟父子俩的风骨节操，尤其是“孺子介刚，从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既是对苏过德行尤其是孝行的最高评价，也是对后辈德行的基本要求。

苏轼认为忠信孝悌是做人根本，也是治学的根本，不可或缺。“仁义礼乐，忠信孝弟，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14]988，将孝悌等品性与饮食相提并论，视为人之身体、心理必需的。他认为，建立在忠孝之性基础之上的“情”，还会塑造和影响一个人的人品、文品。他评论杜甫之诗时道：“若夫发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14]988认为杜甫之所以在众多诗人中千古留名，是因为他虽身处患难，但仍不忘忠君爱国，因此，忠孝之性影响到忠君爱国之情，进而决定了一个人文学作品境界、品味的高低。

苏轼之所以对德行深有体悟，与其先辈的影响有莫大关系，他曾言“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15]3470，“先君子”即指其父苏洵。苏轼从几个方面阐述了在治家中孝悌的重要性。一是强调家庭之孝悌与个人修身的关系。他在文中写道：“公（司马光）上疏言：‘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14]1640，又言“有百年不变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14]1647，指出孝不仅是个人修身的基础，同时表明，在治理国家上，不管何种变法变革，孝悌之道始终为世之常经，不得变更。二是强调在家行孝与为官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家能躬行孝道者，为官就能做到廉洁谨慎，可以说，在家孝恭是成为好官的前提。三是强调家庭孝悌与家庭的发展的关系。认为“君子之孝，至于尊祖，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礼，以隆其家，可谓至矣”[14]3799，遵循孝道，可以惠及家人，能够光宗耀祖，因此，孝悌之道在家庭中扮演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苏轼还指出：“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14]4510，意为无论身处何境，都能使父母到达安心舒适的状态，这是孝的最高境界。苏轼言行一致，忠孝如一，堪称孝悌典范，受其影响，其子孙都是忠孝之人。

（二）治学经史为要，道技并进

在治学方面，苏氏家族一贯强调继承经史之学，并宏扬个中大义。就连苏洵之妻程氏也是一个“通经史，有气节”[16]的女性。苏轼从小在如此家庭氛围中受到熏陶，更是深悟家学之要。他曾在书信中勉励落第的堂兄之子熟读经史，曰:“近来史学凋废，去岁作试官，问史传中事，无一两人详者。可读史书，为益不少也。”[14]6647明确指出读史书在应试、做人中的重要性。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称苏过道:“儿子比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14]6071《唐书》、《前汉》均是苏轼非常重视的史籍，认为是精神追求方面最宝贵的财富。考其如此重视经史之学的缘由，正如苏轼晚年对苏元老等子孙辈期望的那样：“惟望勉力进道，起门户为亲荣，老人僵仆海外，亦不恨也。”[14]6653他认为经史典籍中蕴含着大道，这里的“道”便是圣人之道、君子之道、人伦道德之大道，希望后辈能以经史为进取之资，以德、艺显亲扬名。

在治学先后顺序上，尽管苏轼对子侄辈的要求是务以经史为要，重视其大义，但他也并不偏废文学辞章等“技艺”。他在论学时往往将辞章等技艺之学和道德修养并列，二者只是有个轻重缓急罢了。他始终认为经史之学是治学的根本，也是家学的根本。他在寄给子侄的诗文中直言“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15]4967，“诗笔离骚”，即指诗文辞章之学，也须应时而用。他称赞秦观“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也”[14]7850。秦观为苏轼的学生，对学生要求“技道两进”，即诗文辞章之学和经世大道并进，对子孙自然也是如此要求。

苏轼本人就是一代诗文大家，在诗文等“技艺”之学上对子孙多有教诲。每当后辈在诗文方面有长进，苏轼无不喜悦并予以充分肯定。他即使被贬谪在偏远之所，还不忘询问和叮嘱苏元老读书之要:“侄孙近来为学何如？恐不免趋时。然亦须多读史，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后，所学便为弃物也。……侄孙宜熟看《前·后汉史》及韩、柳文。有便寄近一两首来慰海外老人意也。”[14]6652在苏轼看来，经史之学始终是“多读”的范畴，“韩、柳文”等辞章之学首要目的是“适用”，而不是趋炎附势。由此可见经史之学和辞章之学二者的地位了。

在治学方法上，苏轼对后辈提出治学的目的性、选择性的重要性。他对侄婿王庠曾有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14]6591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穷尽其书，所以必须要有所选取。在读书之前，必须要给自己设定读书目标，就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此，即使天资不聪慧，最终也会有所得。

在治学方法上，苏轼还教导儿子不能读死书、死读书，不能尽信书，提倡经世致用。针对彭蠡之口的石钟山其名由来，魏晋的郦元和唐代的李渤有不同的观点，苏轼对书上的记载存疑，便亲自带长子苏迈实地考察，终于验证了正确的结论，由此他大呼：“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14]1170可谓振聋发聩。即使对于史籍的权威——《史记》，苏轼也力求调查研究。他对司马迁所记的“宰我与田常作乱”一事深以为疑，于是便令长子苏迈“考阅旧书，究其所因”，得出“则宰我不叛，其验甚明。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负冤千载，而吾师与蒙其诟，自兹一洗，亦古今之大快也”的结论[14]7195，认为是太史公误载。所以，苏轼对读书持的总体态度是要有一种怀疑主义的精神，进而调查研究出真知。

（三）为官忠君爱国，勤政爱民

在为官从政方面，苏轼教育子孙要忠君爱国、勤政爱民。他不像治学那样，在书信文字上直接给予后辈很多教导，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文章和为官从政的经历去引导，并为之树立忠君爱国、勤政爱民的形象。因此，其后世子孙多有东坡之风骨节操。他称道：“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17]在家孝悌，为国就会尽忠，二者是相统一的。作为封建社会士大夫的代表，苏轼一直以同时代范仲淹之以天下之忧乐为己任，身上怀着强烈的济世救民的士大夫精神。“夫君子之所重者，名节也……而爵位利禄，盖古者有志之士所谓鸿毛敝屣也。人臣知此，然后可与事君父，言忠孝矣。”[14]3244他认为作为君子、人臣，名节为重，功名利禄为末，而名节之中又以忠孝为要。而对于何为君子、人臣之忠孝，何为小人之忠孝，苏轼引用了“郄超出与桓温密谋书以解父”的历史事例加以说明，并评论道：“然超谓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则不从温矣。东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14]7281桓温是东晋有篡位之志的权臣，郄超是他的心腹，超的父亲忠于王室。郄超为避免自己死后而出现的父亲哀伤过度，留下了一箱自己与桓温密谋的书信。郄超的父亲看到书信的内容后果然大怒，再也不为郄超之死而悲痛。超挽救了父亲，表现出了事亲之孝，但同时他在生前做出了对桓温有利，而对东晋王朝不利的事，故苏轼认为郄超是“小人之孝”而不是“君子之孝”，是对国家的不忠。可见，他对那种不忠于君王、国家的“小孝”是持否定态度。

苏轼不但孝悌持家、忠君爱国、勤政爱民，还积极地教导着子孙践行着这种思想。在自身遭受人生重大挫折后，作为支撑家庭的“顶梁柱”，苏轼对长子苏迈在仕途方面抱有特别的期待。苏迈在性格、风范方面与其父很像，“长子迈作吏,颇有父风。”[14]5890苏轼在送别苏迈到外地为官时赠送一砚台，并在《迈砚铭》中表达了他的期望：“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14]2089短短的四句就蕴含了苏轼对儿子在治学、修身、为官从政方面的期望和要求。特别是在“治财”方面要多考虑民众的利益，在治狱方面要多给犯人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两方面都体现了苏轼对儿子为官从政勤政爱民的教导。

尽管苏轼一生都忠孝体国，但仍未得到朝廷重用，屡被贬谪，身处逆境，苏轼仍不失其志，言道：“夫惟忠孝礼义之士，虽不得志，不失为君子。”[14]2981这既是他自己的人生写照，又是他为后辈提出的做君子和为人臣的基本要求。

（四）处世万事委命，直道而行

苏轼的人生经历了大起大落，在处世经验方面他有自己独到而深刻的感悟。他把这种人生经验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子侄辈，殷切地希望他们人生更加顺利一些。在处世经验方面，苏轼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子侄进行教导。

一是直道而行，问心无愧。苏轼一生光明磊落，因此对晚辈人品是非常看重的，告诫他们亦要成为正直诚实之人。他在与侄子的信中说：“独立不惧者，惟司马君实与叔兄弟耳，万事委命，直道而行，纵以此窜逐，所获多矣。”[14]6647要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恪守正道，勇者不惧，无论成败，均付之天意。这既表现出其旷达乐观精神，又体现出他在为人处世上对后辈的要求。他在与族孙苏元老的信中言及在海南的困苦遭遇时称自己“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18]，即使命运坎坷，但也不怨尤于人，这实际上也是告戒子孙要有开阔的胸襟面对逆境。他这种诫勉确实深刻地影响到后辈，如苏过评价其兄苏迈“年五十有三，不能俯仰于人，犹为州县吏”[19]。五十三岁高龄才当一州县吏小官，不为阿谀逢迎，只因直道而行、问心无愧罢了。

二是生活规律，勤学自爱。在立身处世方面，苏轼要求后辈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爱惜自己的身体。他教导苏迈要“慎言语，节饮食，晏寝早起，务安其形骸为善也”[14]6648。“安其形骸”就是要保持良好的体型、心态，这对今天来说仍有重要借鉴意义。众所周知，苏轼会通儒释道，精于诗书画，爱好广泛，还是一位美食家，即使身处偏僻蛮夷之地，他也自得其乐，这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热爱生活，勤学自爱的人。

保持好的生活规律，爱惜好自己的身体，其目的是勤学进道，不能以一时一地之得失而计较。他赠送给次子苏迨一砚，并赠言道：“有尽石，无已求。生阴壑，閟重湫。得之艰，岂轻授。旌苦学，畀长头。”[14]2090将得之非常艰难的珍爱之物送给儿子，其目的是勉励他“苦学”，可见苏轼对后世勤学进道方面的特别要求。苏轼还勉励后辈即使遭受挫折和不顺，也要坚持学习，“人苟知道，无适而不可，初不计得失也”[14]6645，要时刻以进道为要务。

三是不骄不躁，低调为人。苏轼性格中亦具有天真烂漫的一面，他在给予子孙教益的同时又充满了深切的爱。他在《洗儿戏作》诗中言：“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15]2485苏轼并不是真的希望自己的后人“愚且鲁”，而是一种大智若愚般的处世哲学，是一种游刃有余于复杂社会中的立身之道，这可以说也是他对自身人生经验的一种提炼和传授。

苏轼之所以时常提醒诫勉子孙谨慎、低调为人，这与他自身惨痛人生经历有关。“使人谓汝庸人，实无所能，闻于吾者，乃吾之望也。”[14]6648苏轼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庸人”，实际上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庸人”，而是一颗平常心，过平常人的生活，谨慎、低调，从而免于灾祸，为人父的爱慈之心跃然纸上。当年轻的儿子苏迨作《淮口遇见》一诗后，苏轼对其诗的气势甚为赞赏，认为诗作韵律胜过孟郊和贾岛，并作《迨作<淮口遇见>诗戏用其韵》以鼓励和诫勉道：“养气勿吟哦，声名忌太早。”[15]2885告诫苏迨涵养气质不要停留在推敲诗句上，少年得志、成名太早未必是件好事。被贬谪期间，他付信告诫苏元老：“侄孙既是东坡骨肉，人所觑看。住京，凡百加关防！切祝！切祝！”[14]6650他非常明白，自己盛名之下，京城、朝廷嫉恨者较多，因此作为自己的子孙，更要低调做人，小心做事。

特别是在晚年，苏轼看透世事，处于人生低谷时，还不忘教导诸子“莫学柳仪曹，诗书教氓獠……安居与我游，闭户净洒扫 ”[15]5170，可谓低调甚矣！诗中提到柳宗元参与政治变革，后失败被贬，仍教化南方的少数民族以礼法。虽然苏轼指出勿学柳宗元再参与国事政事，而表达自己不再过问世事、隐居于田园、寄情于山水的美好愿望，但作为忧国忧民的苏轼来说，他是不可能放下一切，被贬海南儋州时仍教化黎族便是明证。

四是守望相助，责任担当。苏轼和苏辙一生相互扶助，为后世子孙树立了兄弟友悌的榜样。晚年北归，兄弟相隔，他在付与苏辙的信中言：“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然亦不知天果于兄弟不相聚乎？……兄万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状力辞之，与迨、过闭户治田养性而已。”[14]6639言语之间充满了兄弟之间相互扶助的深厚感情，也体现了在遭受人生挫折之后，苏轼对自己老年生活的思考和对家庭成员未来的安排，字里行间渗透着一些酸楚和悲观。

特别是在北归的舟上，也许是苏轼自知时日无多，思念家中亲人甚切，在给苏辙的信中逐一关心、叮嘱家中诸侄，似是以托后事，“数日热甚，舟中挥汗写此，不及作诸侄书，且伸意……”[14]6641，在这封信中分别提及、询问五郎、八郎、五娘、七娘等人（苏轼兄弟二人之子女以年龄排序）的成长及生活，既表现了苏轼对后辈的爱护之心，又体现了苏轼对家族的责任担当，是其家教思想的实践体现。

苏轼的要求的责任担当不仅体现在对家庭、家族上，还体现在对国家上。他要求子侄主动担起责任，为国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被贬惠州期间，他在寄给苏迈、苏迨的书信中道:“寄书阳羡儿，并语长头弟。门户更努力，先期毕租税。”[15]4496即鼓励他们努力持家，在规定期限内为国家缴纳租税，以尽责任和义务。

三、苏轼家教思想的余绪

苏轼的家教思想一直影响到苏氏后人，对延续家族命脉、文脉起到了重要作用。苏轼的孙辈如苏符、苏籍，侄孙辈如苏元老、苏简、苏策、苏籀，曾孙辈如孙峤、孙岘等人，都有政声或文才，并有遗作留传于世。

在孙辈中，侍苏轼十五载、颇受苏轼器重的苏符（苏迈子）官至礼部尚书，传有制诰表章十卷、文集二十卷。由苏符子苏山撰文的苏符碑文中言“守家学自珍”、“先君问学，深于六经，盖其说独得于传注之先”、“好施与，不治生产”、“族葬、婚，必待以具贫甚者，待以承奏，补必先宗族。”[20]可以看出，作为嫡孙辈的苏符，很好地践行了苏轼家教思想，在立德修身、治学、为官、处世方面得到了全面的继承。作为侄孙的苏元老，也颇受苏轼的关照和器重，黄庭坚就称赞苏元老：“作诗书字，真东坡先生家子弟，人物亦高秀，闻其平居甚孝谨，不易得也。”[21]734苏元老之所以能有此成就，跟苏轼的教育息息相关，其性格、境遇也与苏轼颇多相似。《宋史》中记载：“元老外和内劲，不妄与人交。”因为系苏轼的从孙，且不阿谀权贵，直道而行，所以他的学问被视为元佑邪说，而不得重用，故“元老叹曰：‘昔颜子附骥尾而名显，吾今以家世坐累，荣矣。’”[22]言语之中既无奈，又引以为东坡后人为荣。

在曾孙辈中，也有足可称道者。南宋吏部侍郎钱端礼在推荐苏轼曾孙苏岘（苏过之孙）时称：“岘才识、操履绰有典型，愿加甄录,庶可敦风俗、激士气。”[23]46孝宗皇帝亦云：“东坡之孙，惟岘有家法，充秘阁修撰。”[23]46韩元吉在其《墓志铭》中称苏岘“学有家法，喜赋诗”，并称苏岘道：“平居诲诸子以践履为先，词章次之。尝曰‘忠孝，本也，不务本而事文，所谓‘书盝’是已。’”[24]苏岘也认为忠孝为本，词章次之，这与苏轼的家教思想一脉相承。可以说，苏轼后人历代践行其家教思想，保持节操，不辱祖宗。

四、结语

作为眉山苏氏家族核心人物的苏轼，其家教思想所体现出的智慧，至今仍闪耀着光芒。一般来说，名家望族在家教方面有着共同的特征，但也存在一些区别。“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逸,继而浪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25]苏氏家族由苏轼发扬光大并以“孝友”“诗书”等为核心内容的家教思想，正是苏氏家族兴盛的根本原因，这对当今家庭教育、家风传承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