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昭楠 ，李钰婷，刘树梁，刘七军 *

（1. 北方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2. 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研究中心，宁夏 银川 750021）

随着2020年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由此进入以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相对贫困治理为重点的后扶贫时代。相较于绝对贫困的消除，相对贫困的治理则更为艰巨、情形更为复杂、持续时间更长[1]。面对脱贫攻坚工作重心从经济帮扶向能力提升和生态治理的转移，金融扶贫也由过去绝对贫困消除的“精准”帮扶向更为一般性的“普惠”服务转变，这也意味着普惠金融将在相对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深化，如何释放金融的普惠效应，实现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是纾解相对贫困问题的关键[2]。

数字普惠金融旨在利用数字技术打破传统普惠金融受成本、地理等因素的制约，从金融角度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缩小城乡与区域之间金融支持不平衡的矛盾。学界对此展开了诸多探讨，如邹新月和王旺[3]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效应在东西部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为所有家庭提供公平获取金融产品的机会，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4]。一些学者对数字普惠金融减贫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如惠献波[5]从持续提高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水平视角出发，对数字普惠金融减贫增收基本机理、核心动力进行了系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