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建，沈志忠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农耕经济中，家庭经营、男耕女织、精耕细作被认为是最明显的特征。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是每个小农的美好愿望。《吕氏春秋》的“上农”篇提到：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1]。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发展，以其固定的结构，稳定的发展模式，一度为社会的稳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试一阅我国农业史，凡是承平的时代，都是农民生活余裕的时期；一遇灾歉，农村就引起不安，从而地方亦引起不安了[2]。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农民附着在土地上，与土地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任何要素的变动，都有可能挑动农民最敏感的神经。然而，到了近代，在政治、经济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农民的处境开始变得步履维艰。纵观农业社会的发展，农民似乎第一次遇到这样两难的境地，农民是爱这片土地的，土地维系着一代代人的情感，在农业劳作中倾注了太多的心血；但农民又是恨这片土地的，付出了太多，却无以维持基本的生计。梁漱溟认为，这一变化动摇了农业发展的根基，社会构造根本崩溃，有如堕甑不可复完，须要创造一新的社会[3]。如何挣脱单调的农耕经济的束缚，使农民更好地生存，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探讨农民的出路，第一次成为了政府、农民自身、社会团体的热点话题。

从历史的视角回到当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身处时代的潮流中，总要迎接新的挑战与发展机遇，今天的农业发展仍面临一些问题。以河北省为例，河北省是华北地区农业大省，农业生产不仅要满足本省需求，更要供应京津地区，但其农业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刘妍在《京津冀协同视域下河北省现代农业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中指出，河北的农业发展仍存在“区域贸易壁垒，深化融合不够”“主体经营规模小”“流通体系不健全”“创新机制不完善、科技协同不足”[4]等问题。从冀西这一代表性地区溯源，可以发现，该地区在清末民国时期因时因地开辟了自救与他救的两条救助路径。一方面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境况，另一方面也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道路，使农民的生活出现新的生机。前人在研究此类问题时已提供了较好的范式，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在长期研究社会问题时，提出了区域研究的方法，被称为“施坚雅模式”(1)施坚雅模式：是融合了经济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多种人文与社会学科的研究中国社会的理论模式。是国际汉学界和人类学界研究传统中国的主要模式之一，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提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以家庭、宗族为主线的新路径。参见：丁家兴《美国汉学研究中的施坚雅模式》。，是一种用以解剖区域社会结构与变迁的分析模式。从区域研究的视角出发，以民国时期大量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农民生活状况报告以及田野调查为基础，可以更好地还原这一时期真实的农民生活境遇及谋生状况，对于当下农业问题的解决也有重要的镜鉴价值。

一、农民之困境：世纪之交农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传统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农业社会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农民的生存状态，施坚雅甚至将传统的农耕社会也称之为“农民社会”[5]。传统农业社会历来被认为是不平等的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时期，社会内部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剥削。然而，这种剥削现象并没有造成农业社会的分崩离析，反而封建的小农社会延续数千年，农民起义暴动是少数，而农民与地主的相安无事则是常态[6]。近代中国农村，实际上仍处于传统农业社会，“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灾害频仍，土匪蜂起，捐税苛重，传统小农耕作方式与相对封闭的村落社会构成了近代中国农村特点的社会生态图景[7]，从这一视角来看，小农社会的变迁是一个缓慢变化的过程。但将其置之于国际国内大背景下，19至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变化是最剧烈的，内忧外患加速了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没落，但民国的曙光只是昙花一现，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经济发展模式，激烈地冲击着中国传统农耕经济，加之自然环境的变化、灾害的频仍，无一不给农民加上了重重的枷锁，此一方面来看，这一过程似乎又是骤变的。冀西地区包括今天石家庄市的全境，保定、邢台的大部，以及张家口、邯郸的小部分地区，地处华北平原，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农耕区之一，地势平坦，位于温带季风气候区，雨热同期，熟制多为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粮食亩产量高于北方其他各省，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却依旧使农民近乎无法生存，使近代农业的发展掉入一个怪圈。正如当时的报刊评论：农村破产的浪涛到处汹涌，乡间急速的变化着，情形一天不如一天[8]。当农民所处的境遇愈益困苦到达了最黑暗的时刻，寻求生存路径的愿望也愈益强烈。追溯这种社会矛盾，需考察其社会根源，使农民的境况日益悲惨，同时又迫使其改变的社会基础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人口压力下“人多地少”的困惑

关于“人多”的问题，不得不提及人口增长的大趋势。世界范围内罕见的人口增长如此同步，甚至有学者将近代世界人口增长比作“一节长而细的粉末保险丝，它缓慢地燃烧着，直到达到满负荷，然后爆炸”[9]。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变化，近几百年来之人口增长最为剧烈。尤其是清代以降，康熙摊丁入亩的实行，消除了阻碍人口增长的政治因素，作物种类的扩充，为人民生存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冀省实际人口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的10 970 799人，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23 195 793人，2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一半。到1925年，冀省人数达到了民国时期的最高峰，人口达38 905 695人[10]。人口数量猛增并深刻地影响了国民经济、国民生活，因而备受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11]。

“地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事实上，与北方其他省份的土地面积相比，冀省土地面积并不算少，且由于地形平坦，耕地可利用程度高，所以，单看耕地总面积是具有优势的。然而，从人均耕地面积来看则不然。以1946年为例，河北省耕地面积为109 132千市亩，山西省耕地面积为27 879千市亩，河北省比山西省耕地多了近乎3倍。然而，河北省平均耕地每人只有4.53亩，山西省每人却有7.38亩[12]。两者数据形成极大的反差，可以勾勒出河北省用地紧张的概像，也突出了人口的增长给土地带来的负担。

“人多地少”的现象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更是对社会有深远的影响。尤其在饮食方面，土地承载的人口多，人民只能勉强填饱肚子，甚至还有食不果腹的饥民。即使在勉强能够温饱的家庭，一般人的生活程度也很低，《定县农村教育建设》载：大多数人都用本地的土布做衣裳；农家能吃上小米山药的为上等人家，有干菜杂粮作“菜粥”吃的为中等人家，连盐也吃不起的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至于吃油那是很少的了，除非是心爱的外甥或女婿来了，才肯买点“佐料”。总之，一般农民过的是大锅菜粥的生活，说不上食品的营养和卫生。一个普通农民最高的理想的愉快生活，大约是要能达到“烧饼麻糖(油条)常吃”的地步，就算是极乐的生活了[13]。博赛拉普说，由于人口增长需要更多的食物进而采取提高产出水平的方式[14]。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刻不容缓。

(二)赋税田租重压下农民生活空间日益狭小

在长期的农业社会发展中，因为土地所有制变更等因素，使得农民的地位也开始发生变化。到了清末，国家对土地兼并的限制进一步松弛，使得土地危机与农民负担更加严重。这一时期，在田间耕作的农民，一般是自耕农和佃农两种，可分为自耕农经济和佃农经济，从中也可以看出农民与生产资料关系的不同。

自耕农是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但需要向国家缴纳赋税。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政府的赋税制度似乎在不停地改革以减轻农民的负担，但从其长远的效果来看，农民的负担却愈加深重，此即秦晖总结的“黄宗羲定律”。民国之后，虽然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三民主义”中包含了平均地权的内容，但在复杂的政局变换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民国时期河北田赋积弊深重，层层黑幕，愈演愈烈，人民苦于重压。据李鸿毅的《河北田赋之研究》，河北省田赋，自民三民八划一名称后，其款目可大别为地粮、地租、附加税3种。地粮又包含地丁、升科粮、屯粮3种；附加税亦有差役、田赋地方附加捐[15]。这些繁重的赋役的压迫下，缴纳赋税后，自耕农便所剩无几。

冀西的农家常有一些没有土地的农民，需要租种土地生存，以及一些农户家中由于人口众多，需要租种更多的土地才可以维持生存，他们与土地所有者之间就形成了租佃关系。根据《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直隶的租佃方式主要有3种，第一种为佃农有种子、农具和牲畜，只向地主租佃土地，根据土地的性质和地位缴纳从2元至10元不等的货币租金，租佃期限从3年到10年不等；第二种即牲畜和农具，一部分由地主出具，一部分由佃农自备，这种情况需要将收成平分；第三种即地主供给牲畜、农具、种子以及肥料，地主与佃农的收获分配比率就要高达70∶30。在其他地区，地租通常根据米的收获计算，而第二次(2)笔者注：河北省位于华北平原，熟制多为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 不同熟制所种作物不同，每次收获均需向地主交纳粮食。的收获则全部属于佃户，而直隶常常是两次收获全部缴纳[16]。这对于冀省的佃农无疑是更大的压力。

(三)农村金融的涸竭与残兵流匪侵扰

民国农村金融的涸竭，与外国资本的侵略不无关系。从清晚期以后，我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就一直处于入超的局面，且这种现象随着时间的推进不断加深。这是一种对中国的掠夺与剥削，有相当一部分利益，直接来自农村。一方面，这些帝国主义带来的洋货充斥中国市场，代替本地的土货，甚至于在偏僻的乡村中，也能看到洋货的踪迹，一些洋货甚至成为农民不可缺少的日常用品。另一方面，产品输入的增加，使农民传统的农副业接近破产，且物价昂贵，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农民生活的需要增加了，但经济的来源却已塞绝，这即是农村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17]。

农村金融投机者对农民的剥削也更加速了农村金融的崩坏。投机者进行盘剥大致有3种方法。第一种被称为“放典租”，即放债者要求借贷人将田地立契约作抵押品，把田地每年应收的租谷，作每年借钱的利息，“死当”的期限，1年或2年不等。借钱的农民，将每年收割的租谷，作了负债的利息，并无余钱去还本钱，所以，“死当”的很多。一旦“死当”，作抵押品的田地，就被放债者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第二种被称为“放滚帐”，即放债者要求借贷人将田地立契约为抵押品，借贷给借债者一定的本金，一般情况下，第一年本钱不能还上，第一年的本钱和利息就作为第二年的本钱，到了约定的期限，非但土地不能赎回，借债者还将欠放债者一笔数目不小的欠款。第三种被称为“放月利”，是针对没有田地的人的一种办法，如放债人贷给借债人100元，当时就得扣去10%，实得90元，每月仍须按本金100元的3%行息，利钱为3元，到月交付，如不交付，放债人就到借债者家里去坐索，坐索不得，就将他的牲畜和农器任意拿走，算作利钱，到了还本的日期不能还，苦处就更多了。放债的或用武力强迫，或用官势威吓，农民是怕见官和怕武力的，由此卖儿卖女卖老婆，家庭支离破碎。这些人被称为“重利盘剥者”[18]，是社会的一大祸患。

流匪对农村地区的侵扰在传统时期就一直是农业社会的一大隐患，以民国清苑县的调查为例，僻远之农村，时有土匪残兵横行，掠夺金银粮食，农民深感不安。有资产之地主富农等，皆携眷属往都市县城避难，田舍则佣人看守，乡村颇少金融机关、端赖富农等通融借贷，于是贫农佃户告贷无门，土地无人买卖，租佃低落，且因土匪滋扰，以至农村金融流通杜绝……[19]其产生的根源，还是在于贫穷。萧公权曾将这些土匪分为职业性土匪和偶发性土匪，而民国时期农村社会的这种乱象，正是大量偶发性土匪产生的结果。萧公权也承认，职业性土匪一直存在，他们常常不断地给政府带来麻烦，不过他们造成的实际威胁，不如周期性出现的大量偶发性土匪所造成的那么大[20]。无论是职业性土匪，抑或是偶发性土匪，都使贫苦农民惶惶不可终日，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四)近代交通运输业发展带来的冲击

冀西地区在近代最大的变化，应该算是铁路在此处的建立了。这一点从河北如今的省会石家庄近百年的发展就可以看出。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在冀西地区设立了望都县、新乐县、石家庄、元氏县等车站，铁路的出现是影响近代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变量。运输成本的降低可使农民较广泛地与国内甚至国际市场结合[21]。1907年，正太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冀西地区又设立了井陉县、获鹿县、石家庄等站，山西的特产，如煤炭、铁货等都通过此路，源源不断地运出山西，在石家庄转运后到达全国各地。两大铁路线的交汇，北至北平，南达郑州、汉口，西可到山西太原，极大地改变了冀西地区的交通状况。

据《平汉铁路调查报告》，开行之初，客货车即开行有89辆，到30年代，除了每天有北平开往汉口的快速客车，还分别有从石家庄始发终到北平和郑州的普通客车[22]。正太铁路亦在30年代每日开行石家庄来往太原的快慢客车各1对[23]，这样的交通条件，在当时国内也是较为少见的。

如此便利的交通条件，直接促进了石家庄城市的兴起，聚集了更多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批的手艺人、工匠、甚至农民在农闲之余都来此找一份挣钱的营生。然而，因为人口急速增长，运输带来的物资流通迅速被人口增长所抵消[21]。专门从事农业的人口开始减少。

而城市的建设，修筑铁路的用地，以及铁路沿线附属建筑的建设也侵占了大量的土地，在铁路的管理权由我国全面接收之前，帝国主义还以铁路管辖之便，窥探沿线资源，甚至侵扰土地之事以及地权纷争也时有发生。

从以上4个方面可以看出，当传统农业走向近代社会时，发生了极大的冲击，无论是农民还是农村社会的发展都无法按部就班地走下去，一场对“农民走向何方，农村怎样发展”的讨论不可避免地被聚焦起来。

二、农民农业集约化、产业多元化的探索

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处于一片破产声中。当时即有学者认为，所谓农村副业问题，自为一严重问题，此实值得吾人深切之注意与研讨[24]。农民对于生存路径的探索，目的较为单一，即所得可供家人吃饱穿暖足矣。对农业的生产方式进行反思是解决生存困境的一方面，对其他副业产业的探讨亦是解决生存困境的另一方面。

(一)棉业种植的扩张

清王朝极力鼓励农村妇女纺线和织布，既是为了支持纳税农户的经济稳定，也由于一位坐在织布机前的母亲的榜样被认为有益于她的子女的道德教育。政府官员分发棉花种子，出版指导书籍，鼓励传授相关的技术，把“男耕女织”的分工推崇为巩固家庭的基础[25]。所以。棉花的种植向来是较受重视的(见图1)。

图1 河北妇女种棉与收棉图

历史时期，河北一带即有棉花种植。河北省的棉花生产在抗战前达到了顶峰，到1936年，河北省的棉花产品仅次于江苏省，在北方地区位居第一，超过了山东。河北省棉产改进会曾作《河北省棉产调查报告》，将全省分为20个棉业产区，其中定县区、唐县区、正定区、晋县区、高邑区5区为冀西的重要产地。区域内各县发展状况并不均衡。从种植规模来看，地区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如到1935年，定县、蠡县、博野县的棉田面积分别占到了耕地面积的20.82%、29.4%、32.6%，而曲阳、阜平等靠近太行山区的县，棉田仅占耕地面积的0.3%、0.7%。

从种植种类来看，中棉和美棉是冀西地区种植最多的两种。中棉在我国有悠久的种植历史，又称土棉，粗绒，纤维粗短，价格低廉，可纺14支以下的棉纱。各国多采购以作掺纺毛织品，或作棉絮，及其他化学工业之原料。美棉，又称洋棉，细绒，纤维细长，是从国外引进改良后的产物，可纺20支以上的棉纱。在30年代以前，中棉在冀省的种植占有绝对优势，1932年，冀省美棉产量为414.967市担，中棉为1 017.45市担，而到1936年，美棉产量上升为1 564.108市担，中棉为1 414.821市担[26],美棉产量首次超越中棉。

种棉投入成本小，但获利却更多，当时冀西一些乡村甚至有“棉花转开身，一颗摘一斤”[27]的说法，种棉花成了农业生产中最获利的行当。冀西一带种棉花兴盛，以至于种植粮食作物的比例大大下降，不能完全满足当地人的需要，甚至于需要向临近的山西省的五台、盂县、平定等县买进大豆、谷子等价格低廉的粮食作物，以使所产的棉花的利益最大化。棉花的大面积种植，使得棉花产量增多，直接促进了棉纺织产业的发展，定县、元氏县等县的棉纺织业成了重要副业，如在元氏县，全区农民副业，唯一的就是纺纱织布，每至秋毕，家家男女，日夜忙着纺织，几成了农民专业[28]。

(二)采煤业及煤栈业的兴起

“我国晋陕之煤铁，据外人之测量，足可供给全世界二百年之用，至于全中国的矿产数量，则更为全世界最高纪录，惟恨政府和人民不能设法开采出来，以致农村经济日蹙形成破。”[29]这是学者对于民国时期煤炭开采窘境的一个写照。但随着发展各项军事、工业、民用事业的需要，公办、民办的采煤事业兴盛起来，如阎锡山创建的西北实业公司，山西商人共同创办的保晋公司等，此外，还有农村地区小煤窑的开采，当时山西境内的晋东、晋北两地均是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而井陉与山西东部相连，故其煤炭资源也被较早地发现，为当时冀西最大的煤炭产区。

最早开发的即为井陉矿区。未大规模开采以前，即有当地士绅主持煤炭开采，但因资金不足，工艺技术落后，工程进展缓慢。1899年，井陉县文生张凤起与德国贵族汉纳根经过协商，订立了合资开办井陉煤矿的合同。1903年11月开凿南井，次年出煤，1905年8月开凿北井[30]。煤炭开采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绝大部分被资本家及帝国主义所攫取。一些农民摆脱了农业经济崩坏的束缚，进入煤矿做了矿工，所得收入能够勉强度日，但资本家往往追求效益，忽视安全方面的考量，故常有骇人听闻的煤矿事故发生，一旦发生，对于农民家庭是毁灭性的打击。在煤矿开采权管理极为严格的情况下，有一小部分农民冒着危险，私自开采小煤窑，收益虽比一般矿工高，但一个不小心也会有灭顶之灾。

因煤炭运输、存储而兴起的一系列事业也给农村带来了新的生机。煤炭开采出来，如何运输到各地，也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正太铁路开行之后，沿线阳泉、井陉矿区的交通条件极大地改善，且可以通过平汉路转运到全国各地。但铁路沿线只能覆盖大中城市，适合长途运输，对于远离铁路的城市、附近县城、集镇和广大农村等短途运输仍极为不便。民国时的冀西地区公路运输并不十分发达，交通方式仍较为原始，农村地区运输以北方传统的驴车为主，但运输时间、地点较为灵活。冀西传统农村地区的农家，出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几乎家家都会饲养驴、骡等牲畜来驮运货物，煤炭运输业兴起后，农民在农闲时，用驴车将煤炭运到各县城、集镇等集散地售卖，赚取运费，是当地农民谋生的一个重要手段。从煤炭开采出来，到运往各地市场销售，具有一定的时间差，如何存储，在何地存储，也是煤炭开采出来以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煤栈业就应运而生。正太铁路作为重要的煤运线路，沿线重要车站均设有栈场，开采的煤炭先运送到栈场，再通过交通工具运送至各地。在冀西的县城以及集镇，也设有煤栈，用于煤炭交易。利用空间存储煤炭赚取利益也是冀西农民谋生的又一重要手段。对此，当时即有向平山贩煤及炭的记录，井陉县所产的炭和山西所产的煤，各车站都有很多场子存卖。但是北境平山的笨车，不能到车站来，便由井陉人用小驴给他们驮去，或自己做买卖，或为他人驮脚。每两天里，一个驴可以赚洋三四角[31]。利虽小，但对于贫苦的农民来说，不失为一种生存之手段，

(三)其他谋生方式的发展

植棉业及采煤业、煤栈业的兴起，可以说是冀西近代农村的新景象，也是农民除务农外赖以生存的新的手段。除此之外，由于经济、政治、人口在这一时期的剧烈变化，农业、副业的发展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加工业及农闲时以出卖体力为主的副业都得到了发展。

农产品加工业以当地的特产为主。如井陉一带的小粉和黍米面糕。小粉是将高粱、绿豆或山药磨烂，在水中沉淀它的淀粉，取出来可以做上等的粉条、粉皮。井陉在农隙做这种职业的，可以养猪，并做化肥，还可以得余出的食物。但天天在水中泡着两只手，也算是苦差事。在井陉长岗等村农隙时，要到各县及京津地方卖黍米面糕，此糕是由黍米面和枣、豆蒸成的，甜而且黏，是井陉家家会做的吃头，别处会做的很少，所以销路广大。枣酒为冀西通饮之酒，尤以沿山各县阜平、曲阳及新乐等处为盛，农民把枣肉剁碎，加入适量的曲和少量的水，使之发酵，发酵作用完毕时，用水蒸气蒸馏[32]。制作枣酒也是增加收入较为便利的产业之一。以出卖体力为主的副业形式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如随着石家庄城市的兴起，井陉、平山、获鹿(3)即今石家庄市鹿泉区。一带，到石家庄做脚夫的颇多。石家庄正太车站与京汉车站在初期不能接轨，所有从正太路来的煤炭或从京汉路来的一切货物，需要人力背着换车，附近县城农民在农事完成后，便到石家庄做脚夫，每天工价一二角不等，比在家做其他工利益更高。井陉一带靠近山西，晋东山地多山，随着土地开垦的需要，在山上翻刳的人越来越多，将山坡上的地翻出来以后，可播种谷类，井陉就有在农隙时到山西刳山坡的，所得非常有限，计每月大洋1元左右[31]。平山一带靠近太行山，适宜养蜂，又由于近代养蜂技术的传播，平山一带养蜂颇为普遍，民国二十年，全线蜂群四千余箱，每箱1年平均收蜜90余斤，共计可收蜜36万余斤。蜜1斤按洋1角计，可得洋36 000余元；次数虽微，对于农民经济之收入，亦有相当之裨益[33]。

三、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的农业农村复兴实践

处于民国这一特殊时期，整个社会经济基础底部的农村，在外铄与内发的种种病根交攻之下，此时经济的破产，也就急性的成为普遍现象。应着“农村破产”的呼声，使产生了“救济农村”“复兴农村”或“建设农村”的口号，在政府、教育界、学术界、金融界等，都分头努力造成农村运动的汇流，这的确是很惹人注意的事[34]。完成乡村建设与复兴农村经济，已成了目前全国一致公认挽救中国的唯一途径，上自政府的施政，下至各地的学术团体、研究机关，与各经济集团的设施与研究，甚至凡全国有志之士“弃城投乡”和“埋头苦干”的精神，竟能看轻一己的地位和荣辱，而对此满怀信心者，比比皆是，这种风尚的流行和数年来演进的结果，在中国“鄙夷荒凉”的农村里和“靠天吃饭”的农民们的生活的一切方面——教育、卫生、生计以及公安，已经无微不入地被很多的专家学者在那里分门别类地调查、研究和实施着，这种“到民间去”的浪声的弥漫，和现象的积极，很能充分的表示着危机的中国尚且有救，而使国人对将来的农村、民族、国家抱着相当的乐观[35]。其他力量的救助，多是站在农民整体、农村整体的角度考虑，这样一来，使得对农业农村发展状况的探索又多了一份“科学”的因素。

(一)农事试验良种的改进

我国现代科学农事试验肇始于新式大学的农科，如位于南京的金陵大学农学院、中央大学农学院，北平的北平大学农学院，陕西的西北农学院等。这些学校培育良种，并且推广到全国，在各地都建有农场。其中，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就在定县开展了农事研究，建立了较早的合作关系。培育出了小麦品种定县71号、定县73914号；粟品种定县22号；高粱品种定县33号等良种。经过反复试验，培育出的良种具有成熟早、生长势头强、病害少、种粒硬、皮白、品质好等特点[36]。这些良种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推广，得到了好评，但后由于抗战的爆发而不得不终止。1931年，河北省立农学院在保定成立，开展了本土的独立研究工作，以1934年的田间试验为例，开展了小麦试验3项、粟作试验5项、高粱试验2项、玉米试验4项、大豆试验4项、棉作试验8项，共计26项。农学院从河北主要农作物着手研究，虽因场地面积限制，未能充分发展，而一半之中，在仅地八十亩的小范围内，赖教授三人之主持，助教技士四人之努力[37]。这些对于本土农作物品种的改良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此外，这一时期，棉花作为华北地区的重要经济作物，选择良种意味着可以收获更多的产物。除了本土改良外，还直接向国内各大农场征集良种。获得大量中外优异品种，在定县大规模种植。其中，脱字棉的成绩为最佳。

在畜牧业方面，猪是华北地区最常见的家畜之一，在农村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养一头猪。但冀西一带的本地土猪体态小、肉产量相对较少，与良种猪相比竞争力小。所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华北试验区普及农业科学部推广股在定县还开展了猪种的改良，促进会对本地猪优劣的认知较为清晰，引进波支猪与本地猪进行交配，产生良种猪。从表1可以看出，改良的种猪，同时具备了本地猪和波支猪的优点，在肉质和产量方面均有了较大的改善[38]。

表1 猪种比较分析表——改良猪种的成绩

(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对农村发展的探索

在冀西定县的试验，是近代农业农村改革的先声。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对农村发展的探索，可以说是具有前沿性的。时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的晏阳初曾说道：我们的工作是从穷而苦的环境内，来改造为新的中国，所以我们是为中国而定县，不是为定县而定县，是无条件的增加农民生产，而不是增加农民负担，然后增加农民生产[39]。在这一地区的探索，也是冀省甚至全国农民发展经验的探索。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重要的贡献首先是在农民教育方面，早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该会就开始了对农民教育的探索，设计了成人教育、青年教育、儿童教育为一体的农村教育体系。农村农民教育的改善，使农民生存的出路更多。据1928年对定县62村内中学毕业及中学以上各门类毕业之男子从事的职业统计显示，除从事学校教员、务农、工厂职员、经商等职业外，还有扩展到军人、医生、铁路职员、文牍、党部职员等[40]。可见，通过各类教育，农村地区的农民选择职业已趋向多元化。

其次，对农村卫生也相当地重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倡导实施卫生工作，创设保健制度，以保障农民之健康[41]。首先，是建立由县到村不同级别的保健机构，如县里建保健院、区里建保健所、村里最基础的要拥有保健员。每村的保健员是使保健工作普及到村的保障，其遴选的条件也较为严格。保健员需直接面对广大农民，在农村的土地上史无前例地承担起卫生工作。工作范围包括：宣传卫生知识，既为卫生工作奠定基础，也是农民教育的重要部分；报告出生死亡率，是制定卫生计划的标准；普遍种痘，做好农村防疫工作；承担简易的急救医疗工作，对突发卫生事件进行简易处理。农村卫生健康工作的开展，是十分有必要的，对于保障农民生命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还倡导各项公益性社会事业的开展，如开农产展览之先河，农村自动组织农产展览会、定县牛村农产展览会。1931年11月14日、15日，展览会的农产物包括蔬菜类、杂菜类、瓜类、农作物类、家庭工艺类、畜牧类、花卉类。《农村周刊》对此次农产展览会评价道：这个会的重大意义，在于完全由村民自动组织。农村为什么竟能自动组织？那是因为近几年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4次提倡[42]。

(三)“农村合作”风潮的兴起

“农村合作”运动的风潮是逐渐兴起的，政府和学者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在20世纪30年代，北平大学农学院的董时进教授曾这样解释“合作”：以平等互助的方法，联络利害关系相同之生产或消费者，攻牟经济的节省与改善[43]。

首先，是农村金融方面的合作。农村金融的枯竭是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瓶颈。由于农村衰落，农村经济愈发地拮据。如播种时若农民没钱购买种子，对于一年的生产将有重要影响。冀西的信用合作社为农民的资金周转争取更大的空间，如定县农民经济困难，多有将土地当出者。依定县习惯，水地在惊蛰前赎回，过惊蛰即不准赎取。旱地需在清明以前，过期亦不准赎回。然此种款项，不但数目较大，而且期限亦需长久。为应对这一问题，信用社联合总会提出，凡社员如当出地块较多或款项数目太大，应分年陆续收回，不得要求一次赎回。凡借款社员应以自己先筹定半数为标准，如有特殊情形，须提出理事会讨论。这解决了农民金融上的问题，只有缓解农业金融方面的困窘，农业生产才有发展之可能。

其次是关于耕作的合作。农业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多决定于耕地面积的增加及生产技术的改进两个条件上。不消说，传统的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所用的生产工具及生产方式，都是极守旧极落后的，简直没有生产技术之可言。在这种情况下，耕作的合作就非常有必要。李浩然在《农村合作纲领》中鼓励耕作的合作，从耕地的合作、耕具使用的合作、劳力的合作、种子改良的合作4方面开展[44]。提倡土地所有者拿他的土地交付合作机关，运用新式农具，农具使用合作，形成农村劳力合作机关，过剩劳力提供合作社，用合作方法改良种子。

事实上，这一时期，从农耕生产、农业改良到农产销售无不倡导“合作”，且这一“合作”的浪潮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为农村小农的、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一个改良的思路。

四、农民谋生路径的现代价值探赜

清末民国时期是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迎来的第一个大变革时期，在国内国外政治、经济大变革的背景下，转型显得异常艰难。但在“农村复兴”的号角声中，无论是身处乡野的农民，还是居于城市的学者，无不为了农村的前途而奔走忙碌，甚至终其一生而奋斗。同道中人聚于乡野，为农村的发展出谋划策。虽然这一如火如荼的事业，最终被战争所终止，但其建设经验，却是我们今天乡村建设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一)改革农村产业

种植业一直是农村的重要产业，传统社会以家庭为单位，农业生产较为分散，多为自给自足的经济。近年来，河北省在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的过程中，充分注重了特色产业农业的发展。在发展种植业、林果业、畜牧业的基础上，利用当地资源优势，面向市场，主抓特色农产品基地，形成了一批发展特色农业的典型[45]。根据不同县域的气候、经济发展，鼓励有特色的农业种植、产品加工，如赵县的雪花梨、平山的绵核桃、赞皇的大枣、新乐的西瓜等，特色产业的集群化、规模化是农村产业转型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此外，针对不适合当代农村的一些非农产业，应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在井陉地区，随着煤炭这一不可再生资源的不断开采，这一资源在当地已渐趋枯竭，这一行业的衰落对当地农村发展也有不小的影响。面对这一趋势，在对其进行生态补偿的同时，也应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如近年来乡村旅游逐渐兴盛，井陉县内有秦皇古道以及众多的历史文化名村，依托这些古村落的传统文化价值，深入挖掘，发展乡村旅游，吸引石家庄等地的游客，到周边农村中短途游，带动相关服务业发展，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友好良性互动。

(二)普及农业科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于今天乡村振兴的大业来说，农业的发展需要科技，农村的转型需要科技。从近百年乡村发展的经验来看，科技对于农村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科研机构根据不同气候、土壤环境培育出适合当地的、高产的、抗病虫害的优良品种。河北农业大学为冀西农村的品种研发、良种推广做出了大量贡献。地方政府应继续加强同河北农业大学的校地联系，助力乡村农业发展。

河北省科技厅曾启动百个新农村科技试点，旨在立足科技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富民、惠民”为核心，以整合科技资源、创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为纽带，以发展现代农业、壮大提升县域农业主导产业为重点，紧紧围绕农村生产发展、农民生活质量提高、农村生态和生活环境改善中急需解决的科技问题[46]，推动传统农业、传统农村、传统农民向现代农业、现代农村、现代农民转变。

(三)推进农民教育

从前，农村是文化的荒漠，对于新事物的认知和接受，都需要漫长的过程，这阻碍了民智的启发。随着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推进，农村地区的文化水平整体提升了一个维度，农民的后代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其中不乏一些励志学习农学的学子，为农村地区的农业发展培养了本土人才。

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农村教育应当强化农业教育，使农民具有从事高效农业所需要的多种知识和技能。农村职业教育，必须改革办学模式，增加为“三农”服务的教学内容，全面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农民企业家和农业科技开发人才[47]。传授科学知识，传播先进文化，倡导新民德、新民风，推动新农村建设是农村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

(四)加强农村合作

合作才能共赢，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合作都是必要的。历史上不同时期，都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现阶段农村的合作，目的是使分散的资源协调起来，使各种力量充分涌流。

在生产方面，可以实现农药、化肥、种子等的统购。给从事农业销售者全面供应及回收农业品，提供最优良品种，聘请高级农技师、对农业生产统一指导。针对农村出现的土地分散、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可通过土地使用权转让，使土地集中使用，统一规划，达到种植产业集群化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可以统一雇佣劳动力，统一进行加工，寻找销售渠道，加速市场化。

近几年来，河北地区的农村合作事业也在有序稳步地推进，着眼于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真真正正地为农民着想，随时随地帮农民解决生产、销售过程中的难题。

十六大后，中央更加关注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力图促进农民的进步、农业的进步，改善农民小康滞后的问题；十六届五中全会后，提出了“美丽乡村建设”，并且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具体要求；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把实现乡村振兴作为全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做到认识统一、步调一致，力图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这些都是从实际与经验出发，站在大局观下，出台的方针政策，对于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2021年，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成立，标志着农村的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农村复兴”到“乡村振兴”，是百年来对农民福祉、农村发展追求的轨迹，包含着对传统农村“大同社会”无限遐想的向往，更包含着对未来农村发展安居乐业、良性发展的期望。百年前的“农村复兴”浪潮，尽管借鉴了国外的一些优秀经验，但更多地凝聚了我国众多社会、政治、经济学家的智慧，但囿于时代的局限，部分措施未能实行，一些想法也难以实践。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在“农村复兴”运动中汲取营养，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