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 莉，王秋端，黄艳彬

(厦门医学院 公共课教学部， 福建 厦门 361000)

一、引言

2020年12月25日发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1]在教学目标中明确提出“要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这份文件从国家层面提出了新时代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跨文化能力，适应国家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全方位、多视角的国际化人才。大学英语作为一门公共基础必修课，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通过跨文化比较，培养文化自信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价值观思辨，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

在CNKI上以“英语”“跨文化”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论文数量逐年上升，形成英语跨文化研究热潮。通过回顾和梳理，发现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内涵的辨析、理论模型构建与量表设计开发，英语跨文化教学等三个方面。进一步分析发现，首先，针对目前英语界两大热点——跨文化能力与思辨能力，学界存在界线不清、地位关系不明等问题。许多跨文化能力模型将思辨能力置于跨文化能力之下，作为其子项存在，而未能意识到两者是并行并立、相辅相成的地位和关系，更无法预见融入思辨能力的跨文化能力培养将是未来跨文化教学的必然趋势和发展方向。其次，以往跨文化能力研究主要聚焦在如何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而未能涉及英语教师自身跨文化能力的鉴定和提高。教师课堂角色的定位还是传统跨文化知识的传递者而非能力内化的引导者和协助者。教师自身有限的跨文化能力，被动单一的课堂教法，将限制跨文化知识的有效内化，其结果只能培养跨文化知识的传递者而非跨文化思辨行为的实践者和引领者。此外，通过对跨文化能力测试量表的梳理发现，实证研究只涉及横向对比，没有纵向跟踪；问卷设计没有考虑职业特点，增加真实职场元素；量表设计样本单一，受测对象规模小；量具条目的设计没有考虑毕业生需求及用人单位需求等。

二、国内外跨文化能力研究

(一)国内外关于跨文化能力的内涵研究

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是一个复杂概念，早期基于静态文化观的概念，许多学者对跨文化能力进行解构式的阐述，如要素模型理论的代表Byram提出“知识、技能、态度”是构成跨文化能力的三个核心维度[3]。不同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视角有不同的内涵解读，如Ruben指出“知识、态度、角色、移情、尊重、互动为跨文化能力的七大要素”[4]。国内的代表学者孙有中，对其核心内涵描述为：“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跨文化同理心和批判性文化意识；掌握基本的跨文化研究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能对不同文化现象进行阐释和评价”[5]。要素模型提出的理论虽然得到多数学者认可，但其本身具有一定局限性，“要素的罗列往往不可穷尽，并带有任意性和重复性，彼此之间的逻辑联系也不清晰明确”[6]。

随着跨文化能力研究的深入，后期互动发展观的理论框架成为了跨文化能力研究的主流。其中以Bennett的跨文化交际敏感模型DMIS为代表，关注的是跨文化能力发展的六个阶段“否认外来文化、抵制文化差异、排斥跨文化交际、欣然接受跨文化交流、适应跨文化环境、对多元文化进一步辩证思考”[7]。互动模式观察跨文化能力不同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Bolten等人认为“跨文化行为是生活在不同世界中社会化的两个人所进行的具体的互动过程”[8]。互动发展观的理论模型摆脱了静态文化观的束缚，突出了跨文化能力动态发展的特性，但也存在以单一线性逻辑理解跨文化能力的发展，忽视现实生活中跨文化能力发展停滞、倒退、蜿蜒迂回的事实，在跨文化认知维度和技能维度上的阐释也不够充分。

(二)国内跨文化能力理论模型构建与量具开发实测

国内学界围绕跨文化能力培养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有益探索，学者们创设了各类英语跨文化能力培养理论模型和实践模型，并开发测试量具进行实证研究。比如顾晓乐的“互动理论模式包括态度、知识和技能三个维度”[9]，孙淑女和许力生的“递进——交互培养能力模式，包括动机、知识、技能、全球化语境和效果五个要素”[10]。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是孙永春提出的“认知、行为、情感三项能力协同发展模型，并以三者构成的立体空间来表明跨文化能力发展的具体阶段”[11](图1)。此外张红玲以中国大中小学学生为对象，以学校跨文化教育为导向，开发的涵盖“四个视角、三个维度、两个语境和一个平台”的“四三二一”钻石型“中国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一体化模型”[12]呈现了立体发展，互为支撑、学科连续、能力全面的特点(图2)。

图1 孙永春 跨文化能力理论模式构建图

图2 张红玲 中国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一体化模型

在各种理论模型指导下，研究者们还设计开发出多种测试量表。钟华设计的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自测表(ICCSRS)，包含八个方面“交际能力(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策略能力)和跨文化能力(跨文化知识、态度、意识和技能)[13]”。这是跨文化量表在中国外语教育领域的一次本土化的尝试，但实测结果不太理想。相比而言，结构信效度较好的是吴卫平等人在2013年设计开发的“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评价量表(ICC)[14]”，涵盖跨文化知识、态度、意识和技能四个部分共40个题项，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跨文化能力的要求。以上量表的共同特点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自行构建跨文化理论模型，设计实测量表，具有一定创新性，缺陷在于针对特定人群实测，受众规模小，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三、跨文化能力研究的反思与启示

(一)跨文化能力和思辨能力的关系

对于跨文化能力和思辨能力的关系问题，许多学者有错误的定位，他们将思辨能力归属于跨文化能力之下作为子项。如彭仁忠在“跨文化外语教学理论模型和实践模型”研究中，将思辨能力归在跨文化能力三层理论模型的形式层[15]。袁靖在“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模型”中，将思辨能力和沟通能力、合作能力等同地位，划归为跨文化思维与行为技能之下[16]。实际上“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无论是否与跨文化交际相关，思辨都有参与其中”[17](图3)，通过批判思维，无论是日常的交往还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交际，参与者都能更全面地、更理性的、更成功地完成交际的任务。有思辨的参与，面对外来文化，能做到批判继承、去璞存真；对待本民族文化，又能做到创新表达、提升自信。因此，“跨文化能力与思辨能力并不是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互有交集，相互促进，紧密相连的关系”[17]，融入了思辨元素的跨文化能力培养将是未来跨文化教学的新趋势和发展方向。

图3 沈鞠明高永晨“思辨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跨文化教学中教师角色和学生能力培养的关系

以往英语跨文化教学研究主要聚焦于如何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上，没有涉及英语教师的角色定位和自身跨文化能力的鉴定和提高。英语教学活动，既有教师的教，也有学生的学，如果教师本身不具备很强的跨文化能力，势必影响到整个课程教学效果。早期的跨文化传播和英语文化教学，教师主要是跨文化知识的传递者和转述者，并没有采用思辨的方式去内化知识，批判地分析和反思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问题，因此更多的是引入、介绍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观，而忽略了本民族文化的发声和外宣。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设计也不利于真正培养学生慎思明辨的跨文化思辨能力，对外来文化的接收是单一路径而非多元化、多层次的思考，其结果只能是培养跨文化知识的传递者而非跨文化思辨行为的实践者和引领者。迄今为止，国内有关英语教师跨文化能力发展研究的文献只有寥寥数篇，正如郑萱指出“通过国内外跨文化教师研究述评和展望，发现国内教师在跨文化教学理解、实践、能力方面均有不足”[18]。有关量具实测的论述也几乎未有对任课教师进行实测的研究问世。因此接下来应转换英语教师的角色定位，从跨文化知识的传授者转化为跨文化思辨能力培养的组织者和协助者，淡化其课堂主导和中心地位，以学生主动参与和产出型学习为主，为学生内化知识、培养能力提供有力支撑。将量具实测引入教师跨文化能力培养，通过数据结果对后续教师能力开发、教法提升提供参考和帮助。

(三)跨文化能力测试量表的分析和启示

第一，英语相关能力测试量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思辨能力量具，以文秋芳、王建卿开发的思辨人格倾向量表和思辨能力量表为代表，主要针对外语专业学生设计开发，并开展过大规模实测[19]。相比而言，跨文化能力测试量具更具小众性，众多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理论模型提出过自己的设想，目前较为认可的是吴卫平[14]、沈鞠明[20]设计开发的跨文化量具，但他们的量具测试样本数量少、规模小，选择范围窄，不具有普遍性，实证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

第二，以上跨文化思辨量具均以本科生为测试样本，实际英语教学中除去本科生外、还有研究生、专科生、职校生。量具的设计应该根据不同的学生层次，不同的专业领域，结合相应的职场特点、职业伦理等进行下一步的实证研究。

第三，以上两类量具均以在校本科生为测试对象，问题的设计基于在校生的认知范畴，实证多是横向对比，没有纵向跟踪，随着毕业生走向社会，进入用人单位，他们的跨文化思辨能力的发展情况如何，国内鲜于相关跟踪研究。因此今后将基于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需求，进行分析，对测试量表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订。

四、结语

通过文献回顾和梳理，从概念内涵到理论框架，从模型构建到量表实测，关于跨文化能力研究有以下启示：跨文化能力和思辨能力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各有侧重，均为英语教学重要的能力目标。它们互有交集，不可或缺。英语教学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不容忽视，其自身的跨文化敏感性和思辨水平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教学中跨文化思辨能力培养的实现程度。如何提高英语教师的跨文化思辨水平，将是今后跨文化能力研究的新课题和新趋势。针对跨文化能力测试量具，本文提议应涵盖更多学生层次，更多专业领域，更大受众规模的实证研究。同时增添有关职业场景、职业道德的问卷条目，增加有关毕业生需求和用人单位需求的指导性项目，不仅有横向对比研究，还有纵向跟踪调查。当今世界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中国大学生将面临更多、更严峻的来自多元文化的挑战，通过推动两种能力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构建，将对未来的英语教育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