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波 佘佳鑫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14页。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国内诸多场合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问题作出全面且深刻的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极富创见的新理念、新观点，并逐步建立起一个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为根本指导，充分吸纳世界文化有利因素的、新的、科学的思想文化体系，即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渊源、价值作用、评判准则和实践诉求的看法和观点的总和，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高度。

一、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

(一)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5 000多年繁衍生息的发展过程中，由一代代中国人民创造发展并为后代所传承运用的具有稳定形态的思想文化，是立足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批判继承历史传统又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于本国又面向世界”(2)波阳：《历史进步中的传统与当代》，《求是》1996年第1期。的文化。当下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及其发展总趋势，以及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和新任务是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第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双重变奏。诚然，全球化和多元化是当今时代的发展大势，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造成了社会阶级分化和利益多元化，进而决定了文化、价值观和信仰体系的多元化。东西方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存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性对我国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影响直接而深刻，对人们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基于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的不可逆转、跨文化交流日趋纷繁复杂，习近平总书记从世界视野和人类高度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考量、辨析，指出文明、文化问题在治国理政和全球治理中的突出地位和作用，并强调在与世界各国文化的比较中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与竞争力。不同文化之间存在斗争性，文化斗争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日趋复杂多样。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全球化的必然性以及文化斗争的客观性，提出国际竞争的软实力来自中华文化的深厚渊源，要使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稳脚跟，需要以优秀传统文化做精神支撑，而这也恰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提供了思想材料和内在理据。

第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双重任务。文化问题是“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44页。。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新时代，是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的新时代。中国有着悠久而深邃的民族精神和道德资源，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缔造和积淀起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延续的深层支撑，也是现代中国社会有序发展的内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框架内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衰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4)习近平：《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9日。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回应这个时代民族精神世界的荒芜和认同危机”(5)郭继承：《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6页。，坚定对中国文化的信仰和认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任务，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思维方式优势的发挥，更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民族复兴说到底也是文化复兴，需要借助传统文化资源破解制约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

第三，建构大国风范与世界和平的双重需要。综合研判世界发展形势，和平与发展依旧是时代主题，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抉择。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正面临“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页。等一系列困难和挑战，迫切需要各方增进合作、化解分歧。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合、和平、和谐的文化理念，和平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骨髓，在今天更是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中国的大国风范和国际话语权得以不断提升和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形象构建或塑造的精神来源。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时代要求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出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思想观念、人文素养以及道德规范能为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各种难题提供教益，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14页。，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不断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塑造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文化大国形象。

(二)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形成的理论渊源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的形成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表现为坚持中国文化民族主体性、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思想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优秀成果，是三种文化资源的有机结合和统一，是创造性的综合和综合中的创造。对此，应该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继承以及对世界文化资源的吸取等三个层面作辩证理解。

第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扬有弃、批判继承，是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的主要构成是有区别的，中国传统文化存有不少杂质和不合时宜的思想成分，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却是民族宝贵的思想财富。文化的生命力并非摒弃传统，而是在何种程度上继承传统、发展传统，从而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延续能力和传承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把握历史主动性，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客观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地位和作用，去芜存精，经过理性批判和有意识地选择来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的根本精神不是复古，而是肯定、保存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和升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8)习近平：《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9日。，对于不适应现代化建设实践需要的文化，要坚决剔除，对于优秀合理的基因，要积极挽救并加以吸收。正是本着辩证分析的态度和原则，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吸收中华法律文化的精髓要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吸取古代廉政箴言，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开拓党的建设新局面；借鉴“和合”文化思想，提出要树立五种基本理念，同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汲取“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也”的智慧，提出唯有携手合作，同舟共济才能应对好各种挑战，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将古代大同思想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进程相结合，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继承。“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9)《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1页。。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的形成既有文化渊源，又有理论指导，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根本指导下，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及总体性原则方法与包含中国历史和文化在内的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10)杨瑞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题——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的几点体会》，《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第12期。，对传统文化进行再思考、再总结，完成了对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理论渊源的阐释。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文化身份，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诸多相似点和契合点。马克思深刻剖析并阐发了文化的基本内涵、本质、作用和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化主要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广义上的文化是指在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形成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的文化主要是作为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文化”(11)郑德荣、邱潇：《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历史渊源与思想精髓》，《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7期。。从文化的性质来看，马克思认为“文化即人化”“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这揭示出文化是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文化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将文化当作一个流变的过程来把握，认为文化的发展有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自在、客观的规律。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创造之间承续发展的内在联系，从文化角度回答“不同时代和社会功能的思想文化何以结合”这一重大问题。

第三，对世界文化资源的吸取。在对待传统文化的发展这一问题上，毛泽东曾指出“古今中外法”，即古与今相融合，中与外相会通。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辩证的文化观，既立足本国，根据基本国情、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进行合理取舍，又面向世界，理性对待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异同，将不同文化联系起来并促进不同文化的融合调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大于文化之间的矛盾，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存有调和融通之道，两者并不相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表现为外来文化流入中国后，大都逐步中国化，最终融汇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从文化发展的背景来看，外来文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渗入并影响中华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但也正是在多样文化相处和交流过程中实现文化进步。世界各民族文化均有其合理因素，我们要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认真鉴别、自主性吸收世界文化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文化间不存有高低优劣之别，更无排斥和取代之说，对世界文化依然要汲取、消化和利用，但要规避西化。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从本民族实际出发，去伪存真、择善而从，通过民族化形式实现世界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结合、和谐发展。

二、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的精神内核和评价标准

(一)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的精神内核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悠久而深厚的精神内涵，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为中心，并与其他思想文化相贯通的综合体，是一个包含许多相辅相成的子系统的复杂思想体系。(13)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争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8页。“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些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彰显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

第一，仁者爱人。“仁爱”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一个核心部分，是中国人民具有的一种至善美德。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仁”的内涵逐渐丰富，涵盖了道德、政治、事功等诸多方面的具体内容。(14)李军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7页。儒家思想追求仁义，以“仁”为思想核心，“仁也者，人也”被孔子视为最普遍、最高的德行标准和品质。墨家的“兼爱”思想、“先人后己”思想，与儒家思想一同实现了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秩序伦理化、道德化的提升。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进行升华和突破，摒弃儒家“爱有等差”的思想，赋予其平等的时代内涵，将其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遵循和处理各种关系的基本准则，有利于规范主体的道德修养，调解人际关系，进而促进社会有机体的良序运转。

第二，以民为本。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传统的人本主义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位，把人看作一切问题的核心和根本。儒家学说主张民为邦本，将“民”置于首位，道家、墨家、法家也提出一系列的重民贵民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从为政之道出发，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368页。，把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视为我们强党兴国的最大底气和根本所在，把脱离人民群众看作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危险。习近平总书记将孟子“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的思想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结合，维护人民的现实利益、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做到真正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

第三，讲信修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强调“诚”与“信”这两种相通的德性，《中庸》有言，“不诚无物”。孔子将诚信视为立身处世的根本、治国为政的准则，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在孟子看来，“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荀子把“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作为自己的追求。“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重要范畴，也是现代中国的核心价值理念，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彰显着古圣先贤的理想人格。习近平总书记在肯定、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重点做好“诚信”内涵的新拓展、新发展，构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诚信观，建立健全覆盖社会各领域的统一联合征信系统，通过不断完善守信行为褒奖机制及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促进社会有序良性运转。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强调人与人交往力求言而有信；另一方面站在国际社会的高度严正指出，国与国合作也要“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1页。，唯有如此，才能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第四，崇尚正义。以义为先的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伦理文化的重要基元，传统义利观的核心要义指的是“先义而后利”。孔子是传统义利观的开创者，并将“见利思义”视为“君子”与“小人”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习近平总书记汲取了传统义利观的主要内容和合理内核，奉行并贯彻正确义利观思想，即“义利并举，先义后利”。中国人讲究“先义而后利”，历来带有强烈的原则性和正义感，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绝不唯利是图。习近平总书记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通过推动改革沿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向深入发展，着力解决维护公平正义面临的现实挑战，通过司法体制和制度创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正义既是全体人民的普遍共识，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在建构新型国际关系这一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呼吁国与国之间要“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1页。。正确的义利观，对于新时代践行落实公平正义理念，实现社会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公道正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五，贵和尚中。贵和谐，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显著特征，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所谓的“和同之辨”，是指多样性的统一，强调不同要素、方面彼此相配合，能使矛盾平衡统一，从而得到和谐的效果。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和推崇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着力用和谐的方式化解矛盾和冲突。(18)李军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4页。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将和谐看作最高的价值准则。孟子也有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传统文化中“贵和尚中”的哲学睿智，主要体现在争取和维护本民族独立自主之际，从不制造冲突、引发动乱。在“贵和”思想以及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指引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贯彻团结和谐的原则要求，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谐发展，不同国家的和谐共处、合作共赢，共同推进营造稳定有序的国内环境以及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

第六，共享大同。求大同，是古代仁人志士最高的社会政治理想，也是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的殷切期盼。在我国早期的论述中，《礼记·礼运》里大同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为“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二为“选贤与能”的治国方略，三为“讲信修睦”的良好秩序。习近平总书记以更长远的眼光对大同思想做出新概括，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进行总体部署。“大同”“小康”和“中国梦”三者的内在追求是高度统一的，“小康”是对“大同”的丰富和开新，而“中国梦”则是对大同社会的又一步迈进。基于全球视野，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打造“共有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阐释了“世界梦”的内涵、背景和意义，生动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天下情怀。

(二)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的评价标准

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实际内含文化评价的标准问题，只有对传统文化进行评价和筛选，才能正确区分传统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对这一问题，应坚持传统文化是否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家国情怀相统一、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契合、与国家的总体战略布局相协调为取舍标准，要坚决否定以外国文化或所谓普世价值作为衡量本民族文化的标准。

第一，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家国情怀相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基点在于“精神”二字。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的联结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和完善的过程中，必须注重中国精神的辨识和挖掘，体现民族精神的价值引领，反映时代精神的新特质和新要求。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内在支撑，时代精神是当代中国持续发展的精神依靠，家国情怀是以民为先和以国为重的综合体现。不论从历史意义还是从当代意义上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能使人们在情感和理智上认同、维护、热爱国家共同体，充实、增强国家认同和国家凝聚力，同时能“与时迁移、应势而变”“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19)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把什么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取决于传统，而取决于当代”(20)波阳：《历史进步中的传统与当代》，《求是》1996年第1期。，要用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家国情怀甄别和熔铸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同人民福祉紧紧结合在一起”(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25页。，不断填补和完善中华民族存续发展所需要的最根本、最深层、最认同的文化基因。

第二，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契合。从本质上看，文化是“自然的人化或人化自然”，是一种有别于自然状态下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状态。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人既是文化的起点也是文化的终点。随着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在物质生活得到总体满足后，人们对高质量文化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人既需要进行物质生产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还需要有观念性的文化满足其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要，丰盈精神境界。精神文化需要在促进人自身发展过程中处于特殊地位，传统文化从根本上内嵌着人民的精神文化所需，为在多样化价值观中树立正确的精神文化需要予以根本保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提供正确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中把握人民的新期待，从不断满足和正确引导人民高层次的物质性需要和精神性需要的使命高度，凸显新时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而推动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性，着力解除人民的精神困顿，“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12页。，努力补齐影响占主体地位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的短板，推动每个人走向自由全面发展。

第三，与国家的总体战略布局相协调。“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2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64页。，文化虽不是决定性的，但其广泛的渗透性必然会影响一个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是以中国文化为根和本的，反过来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与时俱进，获得现代意义并发挥创造的力量”(24)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490页。，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意义与价值要根据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进行改造和发展。对文化选择的根本立足点要适应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即所谓“古为今用”“不能削足适履地去附就传统的旧价值标准”(25)贾海涛：《文化研究的方法与传统文化评价的标准》，《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第3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能为建设现代中国提供更明确的精神引领和经验借鉴，能够更符合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解决治理问题上的“现代困惑”，真正达到为当代社会服务的根本目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要能回答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历史课题，而且要能够准确揭示国家治理中的现实问题，积极应对当代社会出现的诸多挑战。

三、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的价值意蕴和实践诉求

(一)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的价值意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和意义。传统文化积淀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体现了全人类的崇高价值追求。因此，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体现出以下深刻的价值意蕴。

第一，国家形象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与独特标识。当前，中国崛起已成为一个既定事实，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多元文明共同发展的时代，文化连同文化力成为一个国家构建文化形象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问题。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迈入世界中心舞台，扭转了18世纪以来西方描述的落后、愚昧、专制的帝国形象。如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治国理政的潜在结构和外在形象的符号性表征，愈发被广泛应用于对内对外的方针政策中，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军事等行为表现及其发展模式不仅有助于提升本国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且也越发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良好评价。中国所提出的“和平崛起”“负责任大国”“合作共赢”等倡议，彰显出我们国家高度的文化责任和文化担当，实现了中国国际地位历史性的跃升。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形成并不断更新的思想基础，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屏障。中国精神、文化传统并非空洞悬浮的符号，而是作为中华民族的血脉和民族力量的源泉，支撑着中华民族开拓前进、永续繁衍，是激励着中华儿女为维护民族团结、反抗外来侵略紧紧凝聚在一起的积极心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兴旺和发展，经济和科技等物质硬实力固然重要，但文化、价值观和制度文明等因素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从世界文明发展史来看，中国传统文化5 000多年来从未断裂，最根本还在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相互作用。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实在在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融为一体的精神承载，其丰富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资源包含着华夏儿女共同的文化心理、价值理念及理想追求，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整体的精神风貌和发展水平，能够唤醒和坚定中华民族情感认同、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是民族向心力和国家软实力的源泉，对社会有序运转和国家长治久安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第二，文化强国战略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文化渊源与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善于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来“治世”，重视传统文化在落实文化强国战略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促进人类文明繁荣发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未来走向的科学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国家资源，是提升软实力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不仅是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有益补充，而且还能惠及政治、社会、经贸等其他领域。经历了历史与实践的检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和功能得以发挥并渗透到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为文化强国战略提供了具体的思想和政策举措，推动了我国文化事业的前进跃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着强党和强国所需的精神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将其作为提升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抓手，为党和国家不断前进提供内在激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精神基因，不仅是支撑中华文明自身延续和发展的内在理据，也是奉献给世界文明的宝贵精神资源。随着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日益频繁，中华文化以其独特的维度与各国文化构成新的人类文明智慧，共同影响着世界文明的发展走向。中华民族具有高度的文化包容和文化共享的交往特质和情怀，有利于冲破文化藩篱、超越文化隔阂，促进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和健康发展。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有益借鉴与精神指引。中国历来就有协和万邦、为人类谋大同、为世界谋发展的博大胸怀，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中国在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积极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同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化解国家间的抵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26)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16日。这一论述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蕴含全球治理之道，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世界意义。“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没有经过许多层次阶段，而是一步登天；所以现在只有等着人家前来接受他”(27)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9页。。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精髓，从中国和世界的双重视角出发，指出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和完善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并明确全球治理的目标是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的和合、和谐、合作的处世之道与当今时代倡导的全球治理理念存在共鸣点，对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启迪。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和包容性，使其在积极处理利益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过程中，显示出巨大的现实解释力和实践引领力。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大同，和合共生”，主张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以沟通协商为化解冲突的根本之道，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国家发展的基本准则，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二)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的实践诉求

继承传统、改造传统、发展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保存并继续发展的基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细数古今中外文化的发展历程，剖析其繁荣和衰落的根本原因，立足于中国的发展实际，提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努力方向。

第一，秉承传统文化的良根性，促进文化发展的创造性。在文化的弘扬和继承的问题上，我们首先要明确传统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28)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建》杂志社编：《力量中国：文化工作者谈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创造、积累、保存下来的活文化，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以及超越时代的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毛泽东曾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9)《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30)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2页。，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采取客观理性的态度，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并非简单移植和修正延续，必须采取扬弃的态度发展之、光大之，从本国本民族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取舍，摒弃其糟粕因素，抉取其合理内容。但时代终究是向前发展的，对传统文化的阐释与传承要与日俱新、与时俱进，实现“传统”与“现代”断裂的“实体”性弥合。习近平总书记秉持“开新”的精神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应只是纯粹的思想理论，而应在高度关注中国发展实际的过程中有所总结，化传统文化为当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有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而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的形成则是在不断吸收传统文化精髓的过程中实现其创造性转化，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本质的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重视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延伸和转换，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于社会主义实践，服务于人民群众需要，努力实现传承与创新的统一，推动传统文化转化和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

第二，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性，包容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在全球化与文化多样化时代，“文明冲突论”一直充斥着国际社会，作为回应，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制高点，创造性提出了“文明共生论”这一“中国方案”。在方法论上，要始终坚持马克思文化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延续和发展的第一性原则，深入研究马克思文化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辩证看待传统文化、理性分析传统文化与他国文化的差异、探寻并扩展与他国文化的共性，警惕并批判文化霸权主义，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发展的正道。中国不仅需要激活五千年文明资源，而且亟须以更大范围的开放来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与辐射力，推动实现不同文明间的和谐相处。换言之，只有立足本来、吸收外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要在拿出、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尊重、欣赏他国文明，承认、尊重和包容外来文化，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各国文明成果广泛交流，以达到不同文明间的共存共荣。

第三，传播中华优秀和谐文化，塑造国家良好的文化形象。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值不断攀升、国际话语权不断扩大，负面国家形象对中国的影响也逐渐凸显。时至今日，西方文化在多元文化竞争中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存在于国际社会的“中国威胁论”“西方文化中心论”等噪音杂音给中国的文化危机带来了更深层次的不稳定因素(31)罗志田：《文化翻身：梁漱溟的憧憬与困窘》，《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这些言论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为自己发声和辩护，破除文化壁垒，输出本国的优秀文化，增强世界对中国的熟悉和接纳，进而塑造和优化本国的良好形象。在加深和拓展与国际社会互动的实践中，要善于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来宣传和弘扬中国文化价值的道德优势(32)范玉刚：《中华文化中的全球治理之道》，《人民论坛》2016年第22期。。在全新的时代大背景下，我们首先要树立文化主体意识，始终牢记国家、民族和文化历史发展的集体记忆，对传统文化主动继承、延续、发展，重拾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强，在此基础上，继续挖掘包含其中的思想文化精粹，借助多种途径和方式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大力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全面真实地向世界展示文明古国和世界大国的形象，不断增强中国的竞争力、影响力和感召力，使国家形象和国家文化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承认和尊重。

四、结语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传统、现实进行理性分析和反思的产物。为了使文化更好地服务于实践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前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对传统文化做出了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精辟归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指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努力方向，促进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通，是继承性、时代性、创造性的高度统一。应当承认，文化是一种更根本更基础更广泛的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积累和延续下来的思想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境界的内在力量，作为当代思想文化继续发展的垫脚石，对推动中国社会文明发展、提升中华民族国际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要全面认识和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充分继承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与文化担当，提升中华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唯有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成为世界文化的代表性“色彩”，才能不断铸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