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辰

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在1949年出版的《沙乡年鉴》一书中提出的“生态整体主义”生态思潮被认为开启了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德国学者费切尔在1978年发表的《论人类生存的环境：兼论进步的辩证法》一文中则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概念，其含义是指应当在认识科学技术的消极效应和自然资源有限性的基础上，破除不利于人和生态和谐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一个人类与自然共同进步和生态平衡的社会。(1)[德]I. 费切尔：《论人类生存的环境：兼论进步的辩证法》，孟庆时译，《哲学译丛》1982年第5期。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西方生态思潮的影响下，形成了对生态文明内涵有不同理解和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2)王雨辰：《西方生态思潮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的影响》，《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生态文明”概念第一次进入中央文件是在2003年6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不仅要求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而且提出了应当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出发，通过坚持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国梦；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1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进一步指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20年10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60页。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际上就包括生态文化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等在内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深刻理解和阐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内涵、特质，对于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具有重要价值。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生态文化体系的内容与特质

工业文明秉承主客二分的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以及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幸福观，生态文明秉承的则是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以及劳动价值观和幸福观。生态文明的兴起不仅是建立在生态危机呈现出全球化发展趋势，严重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这一现实基础上的，而且是建立在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和思维方式基础上的。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兴起突破了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揭示了生态系统诸构成要素的有机联系和生态整体性规律，并形成了伦理话语和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和思维方式，由此形成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

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和思维方式突破了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批评那种将道德关怀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伦理学是一种只关注人类利益，忽视人类之外存在物利益的物种歧视主义和利己主义伦理学，并要求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大到人类之外的存在物上。以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和思维方式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的特点在于将自然观与历史观割裂开来，该理论不是从探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人类与自然物质与能量交换的实际过程入手，而是仅从伦理价值观维度入手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建立在这一价值观基础上的科学技术运用和对经济增长的无限追求，实际上将生态危机仅归结为一个价值问题，并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归结为树立从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直接推出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反对个人主义价值观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幸福观，提倡生态共同体价值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幸福观，强调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变革生态价值观、限制科学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改变个人生活方式以及实行地区生态自治。以伦理话语的共同体思想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对反思人类应当如何处理与自然的关系及实践后果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它却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拘泥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其观点存在四个问题和缺陷：第一，所主张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在理论和实践中面临诸多难题。“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是他们直接从自然科学的事实判断直接推出的价值判断，面临“是”与“应当”这个哲学史上的“休谟难题”，被质疑是犯了自然主义谬误的错误。为了回应上述质疑，他们又借助人们道德境界的提升和人们的直觉、体验，要求人们从狭隘的人类自我利益走向“宇宙大我”利益，并体验到他们所主张的“生物圈平等主义”这个不证自明的公理，为他们的理论主张做辩护和论证，这必然导致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也无法保证其理论的科学严密性和普遍性。第二，“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坚持生态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把人类看作地球生态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这实际上是以贬损人类价值与尊严的方式维护生态共同体的利益，否定了作为地球生态系统进化顶点的人类对于维系生态系统和谐稳定所具有的主动调控者的地位，虽然他们的理论观点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存在分歧，但其思维方式具有一致性，只不过二者在人类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偏执于其中一方而已。不仅如此，“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脱离人类抽象地谈论自然的价值与权利，不仅会导致生物和自然神秘化的缺陷，而且必然无法处理人类与动物、珍稀动物与一般动物之间的矛盾利益冲突，也无法正确看待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所谓生态系统所有存在物拥有平等的价值和权利的观点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第三，他们撇开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单纯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把生态价值观的变革、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地区生态自治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这实际上是把由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造成的生态危机后果和治理生态危机的责任要求让所有人来承担，为资本推卸当前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和义务，不仅有违环境正义原则，而且看不到所有地方性生态危机都与资本全球化联系密切。第四，他们把拒斥科学技术运用与经济增长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完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和生存问题，实际上是基于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掠夺和资本全球化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完成现代化后，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维持其既有生活质量的愿望，本质上以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权和发展权为代价，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的价值立场和理论性质。

相较而言，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中生态共同体思想和思维方式的特点则是强调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要求从生产方式出发，而不是仅从伦理价值观出发去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途径，是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在实践基础上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另一方面，坚持人类史和自然史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生态共同体思想和思维方式这一理论特质使它始终立足于从分析人与人的关系，从分析生产方式的性质入手来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这也决定了以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始终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生态危机的根源，把破除不正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所承载的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幸福观，树立以人民群众集体利益为基础的共同体价值观和创造性劳动幸福观看作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就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和思维方式基础上，这就决定了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生态文化体系具有独特的内涵和理论特质，这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第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以“生命共同体”这一概念作为自己的生态本体论和生态方法论。所谓“生命共同体”就是指，“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63页。。“生命共同体”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批判地继承西方生态哲学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念的结果，表征的是人类和自然所构成的生态共同体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有机关系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要求人类的实践行为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

第二，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反复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的文化价值观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的现代价值和树立“和”的生态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就是以“天人合一”的观念为基础，强调“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和合’，就是指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是处于最佳状态的统一，对立的双方没有离开对方而突出自己”(7)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295-296页。，由此形成了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强调只有在全社会树立“和”的生态文化价值观，才能使人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强调的“和”主要包括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人与人以及不同民族国家在生态利益问题上的和谐关系三个层次的内容。对于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与自然构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生命共同体”，这就要求我们应当认识“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94页。；对于如何实现人与人之间在生态利益关系问题上的和谐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应当以环境正义的价值原则为基础，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来协调好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行业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保障环境受损人的权利，从而建立一个人与人和谐共处的良性循环的和谐社会；对于如何实现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在生态利益关系问题上的和谐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应当摒弃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的方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在尊重民族国家主权的基础上，以平等协商的方式，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解决民族国家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实现不同民族国家的共赢。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包括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且包括绿色生活方式的养成，这就需要在全社会展开生态文明教育，“要强化公民环境意识，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消费，推广节能、节水用品和绿色环保家具、建材等，推广绿色低碳出行，鼓励引导消费者购买节能环保再生产品，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22页。。而要增强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关键在于能够树立以珍爱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文化价值观。

总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生态文化体系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和生态思维方式为基础，强调人类与自然构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提出了以“生命共同体”概念为基础的生态本体论和生态方法论，并坚持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有机统一，要求从生产方式入手，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强调形成“和”的生态文化价值观以及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环保节俭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于维系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和谐的重要性。其理论特质在于超越了伦理话语的生态文明理论将自然观与历史观割裂开来，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的缺陷，强调了“环境正义”的价值追求，克服了伦理话语的生态文明理论的生态文化观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立场，彰显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为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一价值目的和价值归宿。

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生态制度体系的内容与特质

生态文明制度是否健全，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是否能够真正落到实处，这本质上是一个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分别以系统论和整体论为指导，坚持“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从如何改革自然资源资产的管理体制、健全自然资源的监管体制、自然资源使用的考核机制、自然资源的分配与补偿机制等方面展开了深入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制度体系，科学回答了“怎样建设生态文明”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对于如何展开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西方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做了可贵的探索，但总的看则是摇摆于“德治主义”和“技术主义”两个极端之间，无法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话语的生态文明理论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生态治理问题上或强调树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或强调树立以捍卫地球共同体利益与和谐的“共同体价值观”，秉承的是单纯生态价值观变革的德治主义生态治理观，忽视生态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生态文明建设方案或者把人类与生态的利益绝对对立起来，由此导致损害人类尊严、价值和生存权利的激进主义环境运动；或者流于空谈以共同体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有机教育，无法以硬性的制度有效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与推进生态治理。以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西方生态思潮则秉承技术主义路向的生态治理观，强调技术革新和建立严格奖惩机制的环境制度对于克服生态危机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虽然其理论探索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制度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目的仅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自然条件，其理论实质是一种以维持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环境保护，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则秉承系统论、整体论，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系统工程，在如何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上先后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既要制定严格的生态法律、生态制度建设，从外在方面硬性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同时又强调强化生态文化建设、生态道德观的培育，提升人们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自觉，从而超越了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思潮在“德治主义”和“技术主义”生态治理观上的各自片面性。我国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是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与生态资源分配、使用的体制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不健全密切相关，因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特别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99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所坚持的生态制度建设主要包括四点内容。

第一，如何建立严格的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制度，明晰自然资源使用的责、权、利三者的有机统一关系，如何在保证自然资源使用效率的基础上，使自然资源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可转化为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是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在尊重自然资源具有稀缺性特点的前提下，明确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关系。对于这一问题，美国学者哈丁于1968年发表《公地的悲剧》一文，把当前人类资源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人口过快增长和产权不明晰，指出解决危机的办法在于一方面否定人们超生的权利，另一方面则要对公有地进行产权私有化，让公有地的使用者付费，从而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在哈丁看来，“公地悲剧”体现为环境污染，只有“通过私人产权或其他类似的关系可以避免公地悲剧性地成为一个公共的污物池”(11)[美]加勒特·哈丁:《公地的悲剧》，[美]赫尔曼·戴利等编：《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马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54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反对自然资源的私有化，认为建立以所有制正义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前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改革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权和管理体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自然资源所有权为国家或集体所有，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是由各级地方政府代行中央政府所有权，各级政府又进一步由各部门代行所有权，造成了所有权界定模糊和产权虚化的现象；从自然资源使用的监管看，不仅存在所有权和管理权交叉和重叠的现象，而且存在多部门监管的现象，既造成自然资源所有人权益得不到合理保护，对自然资源使用的监管也存在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配合，严重影响了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是造成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突出原因。“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与体制不健全有关，原因之一是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不到位，所有权人权益不落实”(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02页。，这就决定了必须按照自然资源所有者和管理者分开的原则实现自然资源管理体制的变革，建立严格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制度和自然资源管理体制。

第二，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制度，切实保障环境受损人的环境权益，实现环境正义。伦理话语的生态文明理论和以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西方生态思潮把自然观和历史观割裂开来，不懂得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不理解人与自然物质交换关系的危机从根本上所反映的是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在生态资源分配、占有和使用的生态利益矛盾的危机，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因此，在他们那里只有关于处理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抽象的“生态正义”伦理话语，却缺乏处理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生态利益关系的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因此，其特质在于始终从社会生产方式出发去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而不是抽象地讨论生态价值观的作用与意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必然内在地包含“环境正义”的价值追求。所谓“环境正义”，不仅是指环境善物和环境恶物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中的合理分配，而且内在地包含对环境受损人的生态补偿和对环境破坏者的惩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强调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是“为了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末端产业对于源头产业的利益补偿”(13)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194页。。只有保障环境受损人生态权益，合理协调人们在生态资源问题上的利益矛盾，才能真正克服生态危机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不仅以环境正义的原则指导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而且也强调全球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坚持环境正义的原则，其核心是要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按照造成环境问题的历史责任和现实发展状况，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展开全球环境治理，把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全球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第三，建立严格的环境追责制度和绩效考核体制，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长期以来奉行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形成了“以GDP总量的增长论英雄”的政绩观，经济总量增加的代价是生态环境的破坏，生态资源趋于枯竭使得这种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就是要转化发展方式，追求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在强调转换生产方式和树立正确的发展观的同时，要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成败的关键在于各级领导能否正视强化环境意识，能否建立严格的环境追责制度，保证生态法律法规落到实处。“要落实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严格考核问责。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责。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要下大气力抓住破坏生态环境的反面典型，释放出严加惩处的强烈信号。对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人，凡是需要追责的，必须一追到底，决不能让制度规定成为‘没有牙齿的老虎’。”(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64页。

第四，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和流行凸显了加强生物安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补齐生物安全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和生态制度体系建设的短板，成为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生物安全体系建设既包括建立完善的保护生物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也包括生物技术研究和创新的管理体系建设。为此，在原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基础上，2020年我国又颁布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列入2022年立法计划，切实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并通过倡导建构人类健康共同体，避免生物技术创新和运用过程失范而导致传染病与重大疫情发生和流行，从而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生态经济体系的内容与特质

生态文明的经济体系主要是指以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如何理解发展的本质、怎样发展以及如何理解发展、技术运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等问题。对于上述问题，当代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思潮展开了系统的探讨和激烈的争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经济体系是超越当代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思潮的结果，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

在如何理解发展的问题上，秉持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话语的生态文明理论完全不顾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还处于需要通过发展解决生存的现实，而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高度现代化，生存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张经济零增长，这实际上是牺牲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权利，把发展理解为维护资本的利益和西方中产阶级的既有生活质量；秉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生态思潮对发展的理解经历了把发展理解为以追求“增长第一”为目标的单纯经济发展、以人的物质与精神发展的综合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三个阶段，虽然该生态思潮对发展的本质理解逐渐深化，但是其在不同阶段所理解的发展都存在缺陷和问题。在把发展理解为单纯经济增长的阶段，完全不注重发展与分配、发展与合理的经济结构、发展与文化协调发展的关系，结果带来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在把发展理解为人的物质与精神发展的综合发展阶段，注意到了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但是忽视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的有机关系，其结果是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在把发展理解为基于全球整体利益的“可持续发展”阶段，该生态文明理论虽然注意到了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协调共同发展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利益的协调，但是其上述主张仍存在问题。一方面，提出要兼顾后代人的利益和需要而限制技术运用，但是却存在无法判定后代人的需求和偏好、当代人与后代人权利义务不对等以及在后代人缺席的状况下如何保证自然资源的合理分配等问题，对上述难题缺乏有效的手段难以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虽然全球人类整体利益呈现出日益增多的发展趋势，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整体利益却远未形成，否定和忽视民族国家利益矛盾日益突出和后发国家的发展与生存权利，讨论基于人类整体利益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注定要流于空谈，而且也有违公平正义原则。更为关键的是，他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并不是基于人类整体利益的可持续发展，而是为了资本满足利润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4页。。这种不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目的的贫富两极分化和不可持续发展不是“真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在对发展本质的理解上具有一致性，这主要体现在二者都批判那种以满足资本利益为基础的发展，或者强调以满足穷人基本生活需要以及真正集体和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可持续发展；或者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把满足人民的需要及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看作发展的目的、归宿和本质。

在怎样发展的问题上，秉持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话语的生态文明理论主张经济零增长，因而主张拒斥技术革新运用，反对人类任何改造自然的实践行为，主张通过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和引导个人生活方式改变，把生态的利益置于人类利益之上，以维持他们所主张的人类屈从于自然的所谓和谐状态；秉承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生态思潮把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自然条件的环境保护混同于在哲学世界观、自然观和价值观上与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原则区别的生态文明，进而主张通过科学技术创新来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本质上讲，它并非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理论，而是旨在维持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资本主义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在本性上是反生态的，只有破除以经济理性为基础、以追求资本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以生态理性为基础、以满足穷人基本生活需要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危机才能得到根本解决，生态文明建设才有必要的基础和前提，同时认为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增长和技术运用不仅不会带来生态危机，而且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和谐发展。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绝对否定，而是否定工业文明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消费主义价值观和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代之以有机论、整体论的生态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树立劳动创造的价值观和幸福观，使工业文明的技术成就为人们创造多种多样的满足形式。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强调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继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技术成就外，强调其根本途径就是实现科学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生态化。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中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具有高度集中和独裁主义技术称作“硬技术”和“坏的技术”，要求代之以“小规模化”和“非官僚化”的中间技术和“软技术”，认为这种“软技术”是既对其运用后果具有“知情同意权”，又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等生态技术。强调只有以上述生态技术为基础，发展才能遵循生态理性，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和谐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在批判地继承当代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思潮以上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集中论述了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生态发展方式和科学技术创新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形成了系统的生态经济体系。

第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生态经济体系强调树立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理念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上述新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发展理念是反思我国发展历史和依据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而提出的。长期以来，我国是通过投入劳动要素为主的粗放型方式追求发展速度和发展数量的增长，这种粗放型发展方式的确使我国的经济总量取得了迅速跃居世界第二位的巨大成绩，但其缺陷是我国发展呈现出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特点，产业结构畸形条件下所生产的产品既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在日益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缺乏竞争力，同时，人与自然关系的日趋紧张和生态资源的约束也使这种发展方式难以为继。虽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我国依旧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决定了“发展”依然是解决当代中国各种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然而，这种“发展”已经不再是以追求速度和数量为主的发展，而是追求速度、质量和效益内在统一的内涵式可持续发展。发展理念具有引领发展的功能，因此能否树立新发展理念对于如何实现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97页。。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理念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就是根据当代中国发展现实而提出的。

第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用“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关系形象地比喻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既反对像伦理话语的生态文明理论那样离开经济发展谈论生态文明建设，认为这种观点无异于缘木求鱼；又反对像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那样，虽然承认经济发展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基础和前提，但又把生态文明建设等同于维持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再生产自然条件的环境保护，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又是能够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由此提出：“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两座山’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又可以辩证统一。”(17)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6页。他还就人们应如何看待和处理“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之间的关系做了系统说明。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人们对“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之间的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不考虑环境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把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以及只要能够发挥生态优势就可以使生态资源带来物质财富这三种不同的发展方式。

第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肯定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统一性，但这里所讲的经济发展不是工业文明下以投入劳动要素为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发展，而是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质量和效益有机统一、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生态生产力发展观指导下，以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为基础，坚持生态资源是劳动对象存在和生产资料的内在统一，在对自然资源节约使用和循环使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生态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从而真正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统一。

第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生态经济体系肯定“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61页。。而如何使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转换为金山银山，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难题和短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一方面提出应当以科技创新为基础，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强调应当合理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和生态产业，克服上述难题和补齐我国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短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把实现科技创新作为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并指出虽然我国科学技术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由于体制、观念、人才队伍培育等方面的制约，我国科学技术研究呈现出大而不强、大而不优和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需要认识到“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67页。。这就决定了我们应当抓住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潮流，在强化科学技术基础探究的基础上，对我们科学技术研究的观念、体制、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实行全方位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推进和深化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基础和动力，为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提供可靠保障；同时应当根据主体功能划分和定位，“要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结合化解产能过剩、环境整治、存量土地再开发，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7页。，最终形成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有机互动，在强化生态修复和绿色发展的同时，提升人们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品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总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以“生命共同体”概念为生态本体论和生态方法论，倡导“和”的生态文化观，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文化体系；并以整体论、系统论的生态方法论，超越了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徘徊在“德治主义”和“技术主义”两个极端之间的生态治理观，坚持“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把生态法律法规和生态制度建设看作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进而提出了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和分配制度、管理制度、生态补偿制度和生态考核制度等系统的制度体系；辩证地处理了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坚持了新发展理念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生态生产力观以及科技创新、科技生态化使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财富、社会财富，构成了系统的经济体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中的文化体系、制度体系和经济体系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有机整体。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当代中国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结合当代全球环境治理，对以往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思潮批判继承的结果，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当代全球环境治理的科学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