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晨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明代中后期，文坛掀起了一股编纂古今书牍总集的热潮，而领此潮流先锋者是大学者杨慎与文坛盟主王世贞。如，冯梦祯《叙七子尺牍》云：“本朝西蜀杨用修氏刱辑《清裁》，近娄江王元美先生复增篇帙，编摩迄于近代，搜罗并及时妙，以故历下、广陵多有录焉。参苓与牛溲并用，丝麻将菅蒯兼收，可谓尺牍之麟阁、文家之邓林已。”[1](卷首)又如，孙鑛《翰苑琼琚序》云：“师杨王之妙选，阐昭代之人文。”[2](卷首)无疑，王世贞及其书牍活动，对嘉靖至明清之际的文坛与出版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笔者对相关资料的收集与考察，主要涉及“文体”“文学史述”“总集编纂”等方面，本文重点探讨这三个问题。

一、文体学讨论：传承与新变

在明代，传统的文学创作、批评与总集编纂，都十分重视历史与当下的“辨体”，关注所在，既有相对独立与稳定的艺术特征和总体风格，亦有“用欲其神”(顾而行《刻文体明辨序》)中的个性与变化。这亦充分体现在同期的书牍创作及其批评与结集之中，特别是横跨嘉、隆、万三朝的文坛领袖王世贞，其书牍文体学讨论(体源、体性、体用、体要)，既有源于传统观念的继承，更有基于当代关注的新变。

(一)源于传统观念的新变

在明代书牍“体源”论的众多言说中，王世贞“夫书者，辞命之流也”之论，影响显著且广泛。不过，此观念并非原创，而是源自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四分法之首——“为辞之不可以己也，故首之以辞命”[3](卷四)，其时友徐师曾亦有类似看法：“一曰书，书有辞命、议论二体。”[4](P128)事实上，王世贞的“辞命观”，除了“强调社交性”，还有其他重要考虑，可从《尺牍清裁》“春秋辞命类”文献及其按语得到印证：

卷一《告鲁》卷后按语：“杨于《春秋传》止载二条，然皆口授之语，以其辞旨古雅且或出于简牍，故略而记之。”

卷一《射麋献楚》卷后按语：“杨云‘《左传》所载诸国辞命，其舂容大篇者，已脍炙人口；若其寂寥数字者，肃括而敷，含质而耀艳；固后世竿牍简尺之滥觞也(取此二条，以冠卷首)’”，(1)删略了括号内字句，见《尺牍清裁》卷二，四库存目丛书影明隆庆五年刻本，集部第309册，第167页。“此行人口辞耳，然以其类牍语，故杨收之”。(2)语见杨慎《赤牍清裁》卷一，杨升庵丛书本，天地出版社，2002年，第806页。

如上一二则材料，杨慎认为“春秋辞命是口授之语”，是“后世竿牍简尺之滥觞”，所以“取此二条，以冠卷首”，理性且节制；而至经王氏增辑后，第二条括号内上二句被王世贞删除，直接替换为“辞旨古雅，且或出于简牍”，一个“或”字，尤可见王氏对春秋辞命定性的不同。

卷一《遗鲁君》卷后按语：“齐系臧文仲事，不见正史。辞亦类铙歌，非尺牍语，以杨所集，聊为存之，下同。”

卷三《与乐毅》卷后按语：“惠王书亦自宛曲恳至，足以饰前非而动忠志，故聊为录之。”

如上三四条材料，王世贞并不苛求“辞命是否形诸笔端”，却要求“文辞是尺牍语(口气)”。由此可推见，王世贞增辑春秋辞命，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要进一步挖掘书牍体定型前的前“文体”形态——语体，即朱熹《四书集注》“答述曰语”；实际上，在“日用答述”中，语体表达或许比书面表达更复杂丰富、更有意味。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书牍社交本质寻找合理源头，如，《凤笙阁简抄序》云：“某间稍订益之(杨慎《赤牍清裁》)，而以意序别其体颇著”，“夫尺牍以通彼而逹己意者也，意有所不逹，则务造其语，语有所不能文，则务裁其意，大要如是足也”[5](卷六十五，P114)。

在明代书牍“体性”论的众多言说中，王世贞所持“方圆说”，虽源出于古已有之的“如面谈”[6](P244)，却表现了颇具深度的理论创新。如，其《凌玄旻赫蹏书序》云：

夫书牍何以最他文也，人固有隔千里异胡越，大之不能抒丹素，细之不能讯暄凉矣。得尺一之札而若觏，是以笔为面也。有卒然讷于口，不能以辞通矣。归而假尺一之札上之而若契，是以笔为口也。故夫他文之为用方，而书牍之为用圆也，意不尽则文，尽则止，繁简因浓淡而摹，而不务强其所未至。故夫它文之为体方，而书牍之为体圆也。书牍之所称最，他文有以也。[7](卷六十八，P143)

如上，王世贞虽将书牍视为文章之一体，却很在意与一般文在体性与功用上的差异——“以笔为面”与“以笔为口”。基于此，所谓“书牍之为体圆”，“体圆”，是即因拥有复杂变量(如面谈式的“口气”)，书牍的体性与功用自然接近于《易·系辞》所云“圆而神”；如此，从“口气”来界定书牍的体要，自然要比从真情性、真性灵的单纯角度来谈“如面谈”更具理论新意与理论深度——特别是“意不尽则文，尽则止，繁简因浓淡而摹，而不务强其所未至”。至于所谓“书牍之为用圆”，就不仅体现为“夫文之近事，理会人情，剸决剖析，莫善于书……而赤牍之用最繁”[8](卷首)，还体现为“写信要‘如面谈’，比‘面谈’需要更多的心思和技巧”[9](第三册，P458-459)。

(二)基于当代关注的新变

有关书牍文章批评的当代关注，从《皇明文选》《皇明文则》《国朝名公翰藻》《风教云笺》系列等总集来看，主要有二：“因事竖教”与“惟藻缋是趋辟”[10](卷首)。此外，还有一种关注点，即王世贞的“史用说”，具体如下：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条云：“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曰编年，曰本纪，曰志，曰表，曰书，曰世家，曰列传，史之正文也……曰启，曰笺，曰弹事，曰奏记，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驳，曰喻，曰尺牍，史之用也。[11](卷一百四十四，P299)

如上，王世贞从史学与史料的角度来谈书牍体类(启、笺、尺牍)的体用，这正是中晚明时期书牍批评关注点的新变所在。在《尺牍清裁》中，我们亦可以寻出不少证据：卷十二，《与王导》批语末云：“杨氏史学不精，而轻于持论，往往如此”；卷二十五，王羲之“进镇”，王世贞尾评云：“此帖有关江左国事，不徒笔语之工而已。昔人谓子美为诗史，若右军此帖，谓之字史亦可也”，等等。至于当代学人对王氏“史之用”的理解，有“记实”(3)冯天瑜先生云：“一切见于文字记录的书面语言，都应是社会生活的表现”，见《袭常与新变：明清文化五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8页。与“政教”(4)向燕南先生则云：“所谓‘史之用’，就是历史撰述中需要采用的重要史料，主要是与朝廷政治密切相关的历史文献。”见《中国史学思想会通·明代史學思想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4页。两种主流观点，二者均是明代书牍写作“著述化”[12](P463)的产物；与上不同，有学者认为王世贞的“史之用”等说，“矛头仍直接指向蔡汝楠所宣称的‘根极道理亡所蹈’一说，同时也显示是在为‘修辞’说张本”，即，王世贞主张“辞以达意”——“必要的言语修辞”与“准确而艺术地传达文意”[13](P88)；而此观点，确实有助于推进本论题的考察。其中，王世贞的“辞以达意”(5)详见王世贞《凤笙阁简抄序》，《弇州山人四部稿》第3辑第34册，明别集丛刊本。，亦适用于书牍，主要从“文体差异”与“题旨情境”来强调写作的修辞意义，前者，认为长书与短简均需要“造色”与“寄悰”[14](卷六十四，P104)；后者，“夫文至尺牍斯称小道，有物有则，才者难之，况其他哉”[15](卷六十四，P105)之论，则特别重视“辞命”本质及其“题旨情境”贴合的修辞要求，而这亦是将书牍文献作为史料者应该慎重考虑的地方。

明代中后期的书牍写作、批评、结集等一系列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同期古文辞运动的影响。王世贞《重刻尺牍清裁序》云：

向所谓春秋之世寄文行人者，惜其婉美娴雅，亦略载之。夫其取指太巧，措法若规，得非盲史为之润色邪。先秦两汉，质不累藻，华不掩情，盖最称笃古矣。东京宛尔具体，三邦亦其滥觞，稍涉繁文，微伤谄语……迩岁，诸贤稍有名能复古者，亦未卓然正始。[15](卷六十四，P105)

同期，其自述：“世贞始好为尺牍，语稍简有法，而实意衰矣。书以志愧。”[16](卷一百二十九，P145)可见，王氏书牍文体观念中的“崇尚简古”“重视师法”，确与其古文辞理论有必然的关联性，且多关注“探讨以‘法式’为中心的文学自身表现问题”[17](P111)；此外，他又不得不直面来自书牍文体自身及古文辞运动等所带来的问题与困扰，如上引之“迩岁，诸贤稍有名能复古者，亦未卓然正始”(遗憾)、“语稍简有法，而实意衰矣。书以志愧”(惭愧)，以及“乃至作迁殷诵洛语于寒暄讯问，亦几乎牛刀割矣”(讥讽)[18](P111)等例证。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困扰)，就是“书牍，究竟是古文，还是辞命”(简称“‘文辞’说”)，如何选择。无论结集、批评，抑或创作，王世贞都未背弃“辞命”的文体规范(体要)而一边倒向“古文辞”的文章观念，如，汪道昆《五岳山人尺牍序》云：

今之善为尺牍也者，文也，非辞也；其未尽善也者，则文之秕也，非辞也。斯议也，元瑞尝发之其言曰：“弇之文霸矣，其尺牍则辞；函之文工矣，其尺牍则辞，夫岂不赅此其一体也？”吾唯唯否否。[19](卷首，P213)

不过，有鉴于传统书牍创作中的萎靡、庸俗、轻浅、格套等流弊，王世贞与王世懋(6)王世懋《五岳山人尺牍序》云：“明兴稍稍振之，则汪司马最称有法，而吾玉叔用在意法之间，俱能上接汉晋，下陋苏黄”，见《二酉园尺牍选》卷首，明万历十三年建宁张氏刻本。还是对复古诸子“以古文法度来提振书牍文体”的贡献予以了积极肯定。客观来说，“书牍，是‘文’、还是‘辞’”的文体讨论，确实是从王世贞之后才逐渐亦引起社会关注的，虽然王氏讨论不够全面与深入，却具有导夫先路的理论意义。

综上，王世贞关于书牍的文体学讨论，之所以能引起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原因就在于他既重视传统观念的继承，又重视当代关注的新变。其中，文学家与史学家的双重身份，对于王氏书牍体类观具有决定性意义，特别是其以“语”“意”“法”为核心建构的批评话语，以及融合“辞命”与“古文辞”为一体的文史视野，乃至“简古娴婉”“宛尔具体”“散淡清雅”“真气弥漫”等审美趣味。

二、文学史建构：古体与宋体

由于不满足于杨慎《赤牍清裁》“琳琅错陈，典刑载见”[8](卷首)的编纂效果，王世贞兄弟增辑《尺牍清裁》(特别是六十卷本)之时，确实强化了文学史建构及其脉络勾勒，具体如下。一是把作品选与文学史的研究联系在一起，通过研究作家作品来建构某个时期乃至整个明代中期以前的书牍发展史。二是以时为序，以作家为纲，以作品为中心，确立“三期”(7)“三期”一般指“先唐古体期”“唐宋体期”“今体期”。、“七段”(8)“七段”一般指“春秋”“秦汉”“两京以降”“六朝”“隋唐宋元”“明”。的古今书牍发展史。三是以清裁为导向，并以之来制约是集的文学史述。前者，主要指清辞、清语、清思、清才等内容旨趣；后者，主要指文本的“截长取短”与作家作品的“取舍偏好”。基于此，下文重点探讨“先唐古体期”与“唐宋体期”，而“今体期”则并入下一节讨论。

(一)“先唐古体期”——基于文体复杂性的文学史脉络叙述

在“先唐书牍史”的建构中，“其体”，是最为核心、最为复杂的关键点，且直接关联“其世”“其文”“其人”“其事”等要素的处理(9)源自王氏及其《尺牍清裁》的影响，详见梅鼎祚《书记洞诠》凡例，明万历间刻本。后文所引凡例，均不出注。。于此，王世懋在介绍其兄编选情况之时，早有说明：

家兄元美读而少之，为整齐其次，多所裨益……毋伤古人之调，勒成一家之言，博而能精，又何病焉？[8]

如上，“毋伤古人之调”，既指向规定性的体裁(口气)，亦指向特征性的体貌风格(娴婉)，自是一种尊重历史的文体观念——“古体”，主要涉及“书之沿”“两晋之帖”“六朝书牍”等领域。

先看“书之沿”的处理。王世懋《尺牍清裁后叙》云：“夫文之近事理、会人情，剸决剖悉，莫善于书。笺表、章启、奏记、赤牍，皆书之沿也。”不过，位列“书之沿”，是有条件限定的，如，“王言”，“王言崇秘，曰诏曰敕，制策玺书，本非书属，其间颇有情涉下文、辞均通讯……以故名殊竿牍，今所登录凡若类焉”(《书记洞诠》，凡例二)。从《尺牍清裁》对“王言”的处理来看，王氏显然抓住了“王言”中另类文体特征——“情涉下文、辞均通讯”。卷四，汉高帝《遗诸侯王》，尾批“按此是汉第一篇，然非诏令也”，汉武帝《赐严助》尾批“杨云‘汉诏令多矣，此独称书，且间阔闻问之文，个书简语也’”，等等，即是如此。又如，“奏章表疏”，“奏章表疏，义用告君，此无置预。维昔列国公王书通臣主，今乃悉收，帝秦暨汉当别属焉”(同上，凡例三)，从《尺牍清裁》卷一至三对这类文体的处理来看，“奏章表疏”归属为“书之沿”，限定条件是时代归属——“维昔列国公王书通臣主”(春秋辞命)。如上二类，判为“书之沿”，是合理的。复次如，“下书”与“诫子”，前者，梅鼎祚云：“又有篡朝伪国史称下书，如汉之新莽、晋之刘石，实亦彼中诏诰也。刘裕《为宋公江陵关中》亦曰下书，例并不录。《清裁》此类有载，今分行附正”(同上，凡例六)，后者，梅氏又云：“临终治命，诫子名言，别成一体，无关书记，《清裁》多载，要非其伦。”(同上，凡例八)，诸如此类，是“书之沿”的无限放大，亦是后人批评其“博而不精”的根源。

次看“两晋帖”的处理。张相《古今文综·评文》：“古谓之帖，今谓之笺，魏晋以还，为书牍一名。单篇只义，近乎短书。”于此，王世贞《凤笙阁简抄序》云：“晋人于辞事，若不甚属比者，毋乃以质掩其文欤。”[5]与之相应，两晋时期(共十卷)，王氏收录“帖辞”较多，以六十卷本《尺牍清裁》为例，卷二十、卷二十五至二十七，大量收录书帖之文，其他各卷，零星收录，这正反映了“源出汉崔瑗《杂帖》，流有蜀武侯《远涉帖》，魏钟繇《杂帖》，阮籍《博赤猿帖》，晋王岷、王羲之多杂帖”[20](P6 306)的流变。事实上，“尚质”的二王帖辞，亦是东晋文风的新变，信笔写来，自然隽永，“可以为书牍的模范”[21](P23)；而刘师培在引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篇》后，案语亦云：“晋人之书，或质(如《法书要录》“阁帖”所载诸王诸帖，及陆云《与兄书》)或文。”[22](P66)不过，在王世贞看来，“质”，不仅是“不甚属比”的语体选择，更是对“晋人之语”(10)语出《尺牍清裁》卷二十四之无名氏《问行帖》尾批，其云：“晋人之语，一入声律，其妙如此。”的趣味偏好——“真实、诚挚，富有情味”[23](P444)与“散淡清雅”[24](P136)。

次看“六朝书牍”的处理。从卷二十九至四十一(共十三卷)的选录来看，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文本变异”与“帝王宗室”。前者(文本变异)，魏晋以来，“用是讲论之词……大抵辨析名理，既极精彻，而属词有序，质而有文”[22](P91)的时风，导致了六朝书牍“务以议论为宗，不复明短长之用”[8]的特点，“议论”“长书”“骈偶”(11)《重刻尺牍清裁序》云：“齐梁而下，大好缠绵，或涉俳偶，苟从管斑，可窥豹彩，必取全锦，更伤斐然。”见《弇州山人四部稿》第3辑第33册，明别集丛刊本。等均不符合《尺牍清裁》的编选标准；而剪切拼贴、节文节录、文体改造等基于如上观念而造成的文本变异，就是为了符合如上标准的编辑行为。如，卷三十一，鲍照《与妹》，尾批“《艺文类聚》所载谪语，全文颇长，不录”，又如，梅鼎祚《书记洞诠》凡例三十二，亦云：“杨、王《清裁》，业称精博，所未喻者，截长适短，操刀，惜美锦之伤。”后者(帝王宗室)，主要指大量收录宋高祖(刘裕，9)、宋文帝(刘义隆，9)、齐高祖(萧道成，9)、齐世祖(萧赜，7)、梁高祖(萧衍，16)、昭明太子(萧统，11)、梁简文帝(萧纲，16)、梁元帝(萧绎，18)等帝王宗室群的作品(12)括号内数字为该作者所著篇目数，下同。，引领着六朝尺牍创作的时代方向——“浮靡之气减弱”[24](P142)与“辞错以事”(13)王世贞《艺苑卮言》：“后之为文者，辞不胜，跳而匿诸理……两汉也，事而辞者也，错以理而已；六朝也，辞而辞者也，错以事而已。”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四，明别集丛刊本。。如，卷三十四，萧统《与刘孝仪》，眉批云：“在繁缛时，能为清语，政佳。”(14)评语见《尺牍清裁》，王世贞编，陈仁锡评，明末刻本，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本。又如，萧纲被选16篇，多不缺思想内容，且颇见性情学问，卷三十五，《答湘东王》，眉批云：“情意兼至，盖友爱之笃者。”《答湘东王和受试诗》，眉批云：“说尽文章之髓”，等等。(同上)

要之，作为单体总集的《尺牍清裁》，在先唐古体期的史述中，“更多地表现出编者对各别文体的细类、特点乃至具体做法的深入探讨”，特别是“文体分类的细化”与“文体的历史沿革”[25](P10-15)。此二者(15)这既有来自作品作家的印象性因素，亦有来自文体话语的规范性因素。，均体现了王氏在复杂的文献形态面前进行价值选择的灵活性，以及以明代书牍文史发展所需的主导价值建构史述脉络的决断力。

(二)“苏黄体期”——基于尺牍的小言化、抒情化、散体化的选择性史述

在“隋唐宋元书牍史”的建构中，王氏坚持“小言化”“抒情化”“散体化”的立场与原则，以此来选择品评作家作品，并串联叙述此期书牍创作发展史。简言之，“小言化”(体制与题材)，即指编选者偏爱“叙寒暄的小简”而“非论事理的长书”(16)王弇州《与凌郡丞》云：“鄙意以长书论事理，若望之、少卿、子长之类；小简叙寒暄，如晋人致语，分为二部，庶为全璧。”见《弇州山人续稿》卷二百零四，明别集丛刊本，第3辑第39册，第429-430页。，拒绝鸿大典重的正统古文。“抒情化”(创作与接受)，则是指编选者重视心灵感受的表达与传达，如，王世贞《赤牍清裁序》云：“蓄止寒暄，情专问慰，只事兴端，片物托绪。”[14]“散体化”(语体与风格)，即指排斥齐梁以来“于文以妍华骈俪为高”[26](P10-11)的风气。此三者，深刻地影响了《尺牍清裁》的编纂篇幅处理与作家作品处理。

从编纂篇幅处理来看，以六十卷本为例，“隋唐宋元时期”(简称“苏黄体期”)，共八卷，虽不多，却改变了杨慎不选唐宋的局面，具体如下：隋代部分，一卷(卷四十五)，隋高祖(12)、隋炀帝(3)、杨暕(2),其余一人一篇；唐代部份，三卷(卷四十九至五十一)，唐太宗(13)、唐玄宗(7)、柳宗元(6)、唐高祖(4)、唐文宗(3)、韩愈(3)、唐高宗(2)、王维(2)、陈子昂(2)、白居易(2)、吴武陵(2)，其余一人一篇；宋代部分，三卷半(卷五十二至五十五)，苏轼(54)、黄庭坚(12)、文天祥(10)、孙觌(6)、王安石(5)、欧阳修(4)、苏舜钦(2)、司马光(2)，其余一人一篇。元代部分，仅卷五十五的一部分，鲜于枢(3)、虞集(3)、冯子振(2)、吴轸(2)、赵孟頫(2)，其余二人皆一篇。由上可见，“苏黄体期”虽然涵盖隋、唐、宋、元四个时段，史述却是两头轻、中间重，作家分布亦不平衡，时代重心在有宋一代，身份重心在知名文人与帝王明君。如上史述，基本呈现了此期书牍文史发展的宏观脉络与基本走向，比“唐以骈偶弱之，宋以下无讥焉，情之浮也，幅之叛也，强喙聒鸣，弗俚则晦，岂千里眉目哉”[27](卷末)的史述，应更为可取。毋庸置疑，王世贞亦反对骈俪书启的华靡卑弱、长篇书牍的情浮理化；有鉴于此，王氏选择从小言化、抒情化、散体化角度来重新评价与叙述，进而形成以“苏黄体”(17)郭绍虞评云：“明白平易，自然尔雅，情文相生，趣味隽永。”见《中国散文史·中·余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51页。为典范的史述结构。

从作家作品处理来看，王氏兄弟主要通过对“作家位置的固定、文学经典的筛选”等操作，来实现对此期书牍文学史的梳理与分析：“作家位置的固定”，即作家文学史地位的界定(作家的历史化)，隋唐时期，隋高祖、唐太宗被视为最有价值的作家，从入选作品来看，多为散体短牍，且重视私人情感表达；而卓有成就(18)详参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一文观点，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4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50页。的韩愈却被低估，究其根源，除了“词近雅驯”[14]“滔滔信腕，不知所以裁之”[15]等因素外，还有一种因素——来自复古“秦汉文”派的影响。如，时人崔垣《胡氏集序》云：“今日古书渐见，士操笔必期周汉，而昌黎亦见轻也。”[28](卷十)两宋时期，苏轼、黄庭坚、孙觌、文天祥四人，被誉为此期最优秀作家，其中，文天祥的十篇(19)原二十八卷本，无一篇入选。此十篇，内容多为对文氏失意心绪的书写。，很不一般，究其原因，除政治因素外，还有对民族英雄的缅怀以及倭寇边患的担忧。“文学经典的筛选”，即优秀作品的选择与展示，既有文学史的经典，亦有文学的经典。如，柳宗元的六篇书牍，均为“长书删节而成”，重在展现编选者想要凸显的思想个性与艺术特色(20)《尺牍清裁》卷五十二，《与萧俛》前后部分均被大幅度删除，只留了几句并缀以尾评“千载如新，可为长太息”。，且有意回避其“慎思强辩”“作意艰深”[29](P143)等特点。又如，苏轼的五十四篇，多为“无关浩汗，而雅有思致”[8]的短篇尺牍(不选四六启、长书)，且避开了两宋书牍创作的时代特点——“以论为书”“刻意求工”(21)参见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5页)，曾枣庄《宋文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90页)等书观点。,究其原因，一是，王世贞认为时人“第尊事苏黄以为无始，骤而语之，而彼未入也”[5]，正确途径，应在“夫尺牍以通彼而达己意者也，意有所不达，则务造其语，语有所不能文，则务裁其意”[5]；二是，王氏对苏轼人品、经历、学术和文学艺术的倾慕(22)详阅王世贞《摹苏长公真迹》，转自郑逸梅《尺牍丛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9页。；三是，王氏肯定尺牍的格高、辞简、情真，反对四六启的格卑、辞杂、情伪(23)王世贞云：“宋人诸公卿往返，俱作四六启，余甚厌之，以为无益于事。然其文辞，尚有可观……近年以来，则三公九卿至台谏，无不投启者矣……旨不能外谄谀，辞不能脱卑冗，不知何所底止。”见《觚不觚录》，四库全书本。。复次如，黄庭坚的十二篇(24)原二十八卷本，仅入选一篇。，情况类似苏轼。如，卷五十四，《答王子飞书》，论诗文写作的中间部分，《与王观复书》，因用事而艰涩的前半部，均被删除。最后如，孙觌的七篇，亦是展现其“风味淡然、醇厚，一副长者的派头，隐士的心境，时有东坡的影子，山谷的痕迹”[24](P295)。由上可见，在作家作品的历史化与经典化过程中，王世贞不是从唐宋派“道学义理”[30](P167-172)的角度，而是从“小言小文”“个体情感”“单辞散句”的角度，凸显“苏黄体”的意义，特别是“清雅洒脱”的文化品趣。

要之，隋唐宋元共七卷，占比约11%，显然不符合历史实情，而这正是基于小言化、抒情化、散体化的选择性史述的产物。究其根源，既有王世贞对唐宋文的抵触，亦有对单辞短牍的偏执，还有对苏黄尺牍的欣赏。

综上，“古体期”不仅有对总体文史脉络的考虑，以文体的复杂性为支撑，将“先唐书牍史”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从而凸显“古体”的典范意义；还有对纷繁复杂的文学历史的特定“提炼”，从而突出了唐前书牍文史中的“新质”：“二王帖辞”的“散淡清雅”，六朝书牍的文学新质——“辞错以事”。而“苏黄体期”，王世贞基于对苏黄尺牍“辞达而已”的独特理解，侧重揭示“苏黄”作为另一种典范的文学史意义，并回应了当代学习与鉴赏宋体尺牍的现实需要：既可切合明代古文辞派作家的精神诉求及其相关联的文学趣味，亦可开拓明代散文(包括尺牍)接受与研究的新视野——“小品(小言小文)”。

三、批评和结集：互动与纠葛

基于吴中地缘乃至文坛地位等优势，王世贞自然更为积极地参与文坛互动，这既能自觉顺应时代的新发展，又能强有力地引领时代发展的文化方向；由此，王世贞及其系列书牍活动，则必然成为影响与展现明代书牍文学史多元发展的重要构成。下文重点从对当代作家作品的“批评”与“结集”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与时代文学思潮的互动

嘉靖隆庆之际是明代文学风向发生转变的又一个重要时段，身处在这个特殊时代，王世贞不仅能高屋建瓴地为当代文坛把脉，犀利地批评诸如“冗而易”“旨浅质薄”“蹈袭”“靡而浮”“衍而卑”等不足[31](卷一百二十七，P126-7)；亦能敏锐地感触到新气息，与当下文学思潮保持良性互动，进而延及书牍的批评与结集等领域，如，“《艺苑卮言》辩说剽窃模拟”“为己正名”“评屠隆与冯梦祯书”三事就是例证。

先看“《艺苑卮言》(25)是书的修改增补与《尺牍清裁》的编刊增辑，几乎相近时段完成。辩说剽窃模拟”，应与同期王世贞对书牍领域中的“达意”与“尚法”矛盾的思考有关。无独有偶，学者认为“王世贞借此(《尺牍清裁》)来推行他的古文辞创作法则”，“卷四十五以上为隋唐以前的作品，亦为其好古之证”[32](P92-93)。笔者以为，即便是“好古”，亦不是纯形式技巧的“尚法”与“模拟”，因为王氏曾明确反对书牍创作中的机械拟古。如，其《重刻尺牍清裁序》云：

先秦两汉，质不累藻，华不淹情，盖最称笃古矣。东京宛尔具体，三邦亦滥觞，稍涉繁文，微伤谰语……齐梁而下，大号缠绵，或涉俳偶，苟从管斑，可窥豹彩，必取全锦，更伤斐然。[15]

结合前两节讨论，在此“好古”中，王世贞看重的是融境界、风格与法为一体的审美风格与修辞法则：“笃古”，本质是推崇不露痕迹的“纯厚古朴”；“宛尔具体”，“宛尔”是表达情感真切，“具体”是遵循文体传统——“尺牍语”；“大好缠绵”“可窥豹彩”，是“情辞丽矣”[31](P126-127)。而这正是王氏在文坛发展推动下提倡“庀材博旨，曲尽变风变雅之致”[33](卷一百二十八，P140)的表现，也符合明代文坛“书独无单门共主”[34](卷首)的发展情况。

次看“为己正名”一事。时至隆庆年间，归乡吴中的王世贞开始反思自己与复古前后七子派之别，展示了对不同流派、不同地域文风更为包容的姿态，并以此“为己正名”。特别是对吴中文风评价的转变，他早年批评激烈，如，《袁鲁望》：“此集殊多下乘恶趣，大抵六朝，时沿晚唐，以此标饰迪功，如出狐白之裘而益羊鞟也。”[35](卷一百二十二，P74)后则专为积极肯定，如，《答周俎》：“寻治武林、吴兴间，其所遇清嘉而丽柔，故其辞婉而务当于致”[33]。显然，王世贞重新强调“六朝文具有博学、风致、藻丽等独特的‘修辞’特征”[36](P118)作为提高写作能力的重要资源，自亦是考察《尺牍清裁》当代部分的重要语境。由此来看，《尺牍清裁》卷五十七，徐祯卿《与刘子》文末，王世贞批云：“徐有书三篇，是六朝高手，当别缀”，就是个有意味的流露：此“三篇”乃为《与李献吉论文书》《答献吉书》《重答献吉书》(26)均见《徐昌榖全集十六卷》卷十四，明万历四十七年刻本。，孙琮《山晓阁明文选》评第三篇云：

尝读鲍明远《登大雷岸书》，喜其才藻飚举，音调流逸，今得此文，有后先辉映之妙。(27)语见《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718页。

当是时，讨论诸如“徐祯卿与六朝文学的关系”这类问题，“已为‘复古’的某种带有变异性的切角”[37](P197)，而王世贞则将此视域拓展到书信文章领域。简言之，这则处理说明，一方面反映了王世贞与吴中文坛互动后的观念改变[38](P323)，亦以此来调整自己的文坛定位；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徐祯卿、祝允明等人书信写作中六朝风格的重新认知[39](P241)，亦以此来调整自己的文体认知(见前文体论)与文学宗尚。

复次看“评屠隆《与冯开之》系列书信”一事。万历十四年，王世贞叙述对屠隆与冯开之书信的阅读感受，其文如下：

每读足下《由拳集》，见与冯开之娓娓不置，私窃怖诧，以为何物，冯郎乃能倾倒足下。寻得足下所致开之尺牍，诵之令人口吻习习，吐五色气……仆中间所最爱者，七月一书，于放逸中出精理，其它叙事殊藻雅有思，不知他文定何如？当亦不落夹也。[40](卷二百，P390)

所谓“七月一书”，其实就是《与冯开之小牍八条》之五，其小牍文如下：

为陈郎作《花烛篇》七绝，寄意颇深，幸足下过读之。今夕何夕，客中多怀。足下可乘晚凉来，共坐嘉树轩，观天孙渡河，仆当为《长安七夕篇》酬之也。甚望，甚望。[41](P160)

如上，对屠氏书信“不落夹”的总评，就是赞其不落俗套，具体而言，不仅是指“无古文气、自由放逸、不做作”，更是指“实现了尺牍的‘为自己’——宣泄、释放自我的情绪，尤其是除了悲愤抑郁、欣喜若狂之外的、因悠闲、体悟而充盈着的心灵的愉悦”。事实上，屠隆、冯梦祯等人这类“没事情的闲尺牍又是明代尺牍的一大变化”[24](P333)，相较于“屠隆书信文皆古文[42](P154)的定论，这是明代书牍创作的新趋向；究其喜爱的根源，乃是王氏与屠隆、冯梦桢在生活状态、思想观念与文学取好等方面的趋同与互动(28)万历十年，王世贞《沈君典》记述云：“公前寄两札皆至，一似为开之来谒师蜕……长卿致渠竿尺一巨册，读之大是奇文，与长卿俱非仕路物耳。”见《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一百九十，明别集丛刊本。。

要之，考察王世贞对当代书牍创作的把握，应从其乡居后的文艺活动、个性特质、生活形态、思想观念等多方面去考察，往往可见出其与时代“言情，言真，张扬个性，表现欲望与性灵”等文学思潮间的积极互动。

(二)真切怀念与刻意标榜之间的纠葛

从王世懋所述“子相碎金，蚤当汗简；既乃于麟，云逝宗匠；先寄家兄，搜缉遗裁，妙简登选”[43](补遗之前)来看，王氏兄弟增编明人作品之举，不免有“标榜之嫌”；为此，二十八本刊行不久，王世贞就曾解释云：“足下又谓仆续尺牍及时人，存者固不及也。吾不欲吾子相寂寂遂立泄耳。”[44](卷一百二十一，P60)。这类介于文学与人事之间的纠葛，往往又与文学观念的演变、作家的活动与交游、社会的文学教养与风尚等息息相关。

学界习惯性地为王氏尺牍活动贴上复古模拟的标签，但从入选的如陆深、王廷陈、徐献忠、祝允明等人作品及评价来看，则不尽合适：如，“陆深”，王氏评云：“尺牍结法，无一句苟，虽寻常空人语，施于所亲狎者，亦精审遒密，有二王遗意”(29)语见《陆文裕公行远集》卷首的集评，明陆起龙刻本清康熙补修本。，赏其近似“二王”的平实清雅。又如，“王廷陈”，王氏评云：“王稚钦书牍如丽人诉情，他文则改鼠为璞、呼驴作卫”[45](卷一百六十四，P24)，又云：“稚钦于文，割裂比拟亡当者，独尺牍差工耳”[46](卷一百四十八，P343)，反对复古模拟。再从六十卷新增情况来看，如，徐献忠，新增8篇，多为小品文式的书信，绝少古文气息；祝允明，新增5篇，多是“潇洒自如，思致冷隽”的风格，等等。作如上叙述，是为了揭示一个事实：在书牍领域里，王氏兄弟强调尺牍与书之别，并强调“尺牍是‘辞’而非‘文’”的特点，不再刻意讲究文章的法度与格调；自然，刻意标榜与门户之见，亦被有意弱化了，而对古文辞派书牍创作的评价，自不失理性。

尽管如此，宗臣与李攀龙作品的辑录，仍容易引起反复古派的激烈批评：刻意标榜与门户陋见。有关“李攀龙”的增补，尤为明显，如，王氏《与徐子与》自述：

吾曹二三兄弟，独于鳞渠自万古矣，似不必避标榜嫌也，比亦以于鳞故，增尺牍至六十卷。[47](卷一百一十八，P31-32)

如上所涉“标榜嫌”，王氏《与李驹》说得更为具体：“搢绅先生于尊公诗无异辞，文则如葵丘盟，不无一二心背者，而猥以代兴推我，虽然谁复能与桓文争盛哉？”[48](卷一百二十八，P137)事实上，《尺牍清裁》增补宗李二人作品，不仅寄寓了编著者对他们的真切怀念(30)王氏《祭魏顺甫宪副文》云：“呜呼！子相白骨，于鳞黄土……生死大梦，天地逆旅，申椒畹兰，以佐湛醑，匪有存者，谁不朽汝？呜呼哀哉。”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五，明别集丛刊本。，还暗含了维护门户的不懈努力。这种混合人事与文学等矛盾的纠葛，不仅透露了时代文学风尚的微妙变化，亦反映了王氏顺应时代新发展的文学考虑。如，反映后七子派新变的宗臣，其书信“往往情深意长，并以情意挽结成一股气，行文以气，故能泯灭痕迹，可称佳作”[42](P150)；又如，被推为“宗匠”的李攀龙，其创作，不仅有突破格调模拟的意义——“非秦非汉，也非唐非宋，刚风劲气，亦不似齐梁”，还有预示时代新走向的意义——“抒情写志，信笔所之，不事雕镂，而烟霞满纸……这样的笔墨似已进入小品的领域了”[23](P179)。

综上，王世贞以当代作家作品为中心的系列书牍活动，既凝聚了其对当代书牍创作(文体观念)发展的多元思考，同时亦呈现了文学流派、社会思潮、生活情趣、地域文化、人际交往等非文学因素的复杂影响。

四、结语

在明中后期书牍批评与结集等活动中，王世贞以盟主的身份，深入参与了文体、文学史述、当代作家作品等多领域的探讨，形成了持久且多元的影响力，对明代书牍总集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他推动了明代文坛对书牍体类的理论探讨，“方圆说”突出了书牍体性的重要质素——“口气”；“辞命说”溯源了非政教色彩的前文体形态；“史用说”揭示了书牍文具有史料功能与修辞个性的事实；“文辞说”反映了明人调适“书牍古文化”与“书牍辞命化”矛盾的努力。其次，他以总集编纂的方式推动对尺牍文学史研究的深化，以“文体复杂性”与“文本变异”为特点的唐前书牍文学史述，成了明清此领域公认的学术范式；以“小言化”“抒情化”“散体化”为原则的唐宋书牍文学史述，填补了明清此领域的学术空白；以古文辞观念为参照系的明代书牍史评，为明清此领域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史述思路。再次，王世贞及其系列书牍活动，在文学集群社交、书牍总集出版、文学观念交锋之间扮演了复杂角色，是考察“力图恢复古典诗歌审美特征的明复古运动”[49](P80)、明代书牍创作与文类批评、明代文学观念对立与交融的生动范本。

总之，王世贞是我们考察明代书牍总集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亦是明代文学史的重要构成，借此可以对明代文学史形成更全面、更深刻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