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豪

（澳门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 澳门 999078）

赋是中国所独有的一种文学体式，在西方文类系统中难寻匹配。美国学者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形象地说：“若把‘赋’一词和中国原产的一种植物——石楠花相比的话，我觉得这是个十分近似的比喻。”[1](p40)究赋之兴起，多与“情事”相关，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说：“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叠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2](p86-87)赋起于杂沓的“情事”，故钱锺书先生有“赋似小说”之论①按：汉杜笃《首阳山赋》借“鬼语”叙事，钱锺书先生谓“按观‘卒命’句，则所睹乃伯夷、叔齐之鬼也。……情事亦堪入《搜神记》《异苑》等书……玩索斯篇，可想像汉人小说之仿佛焉”，提出了“赋似小说”的观点（氏著：《管锥编》第三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版，第1573页）。。“文备众体”是中国古代小说独有的特征，因此，赋与小说这两个“独有”文类征象的结合便成为一个极具中国文学特色的文化现象。至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真正的‘文备众体’”[3](p1)小说《红楼梦》的出现，赋与小说的统合也随之形成相互映照的结合体，《红楼梦》中的赋与赋写《红楼梦》完美呈现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成为一个很有意义且值得关注的文学研究对象，我们称之为“红楼梦赋”模式①按：笔者曾撰《“赋—说同构”的文学传统》（载《光明日报》2018年5月14日文学遗产版）一文，以《红楼梦》等经典小说为例，指出古代辞赋与小说存在“文体同构”模式，具体是指这两种文体在文体源流、题材选择、主旨意趣、组织结构、批评取向等方面存在相互渗透、融通、适应以及改造，甚至因赋予彼此新的结构性力量而发育出新的文本的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