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昌辉，巢乃鹏

（1.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深圳大学 传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发展与秩序历来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追求，比之单纯的发展问题或秩序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而言，更为关键的是两者间的协调平衡问题。正如冯仕政所言，“绝大多数社会问题既不单纯是由发展不足或片面发展造成的，也不单纯是由社会失序或过度维稳造成的，而是由发展与秩序这两种需求相互抵牾、扦格，甚至尖锐对立造成的”[1](p1)。我国各级政府在网络空间场域中同样面临着上述发展与秩序的权衡抉择。

互联网通过技术赋权与组织赋能，加速改变着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权力运作结构，形塑出“个人被激活”的话语传播格局。规模化的网民群体竞相通过互联网表达观点、阐述意见、宣泄情绪，网络空间随之成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会舆情的放大器，并溢出了地方政府与科层机构的法定职能与能力范围。网络舆情是“事件、现实矛盾、社会情绪与网络交互作用的结果”[2](p10)，网络空间与风险社会的双向叠加更引发了网络舆情的持续发酵及其治理风险的线性递增，政府应对处置不当，极易演变为舆情危机乃至公共危机。当前，网络舆情监管治理业已成为我国政府网络执政与社会治理领域难以回避的紧要问题。

在既有研究中，诸多学者普遍将区域性政府视作单一主体予以看待，鲜有研究关注探讨地方政府横向部门间舆情应对的差异性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