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明玉

黄云鹤在《唐宋下层士人研究》中说：“国家藏书与政治关系过于密切，任何政局的动荡，都会给国家藏书带来毁灭性的灾难。”[1]174安史之乱对国家藏书的影响也是如此，安史之乱不仅给唐代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而且给文化典籍的保存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一、安史之乱前唐政府对文化典籍的编撰与整理

唐政府自建立起，就非常注重对文化典籍的编撰与搜集。早在唐太宗贞观之时，朝廷就曾重金购书，据韦述所作《叙书录》记载：“太宗贞观中，搜访王右军等真迹，出御府金帛，重为购赏。由是人间古本纷然毕进。”[2]3067玄宗登基后，出于统治的需要对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也异常重视，面对“内府旧书，自高宗时藏宫中，甲乙丛倒。”[3]5689的局面，特命“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右散骑常侍、崇文馆学士褚无量整比”[4]1465。为了工作的方便，下诏将整理经籍之所置于乾元殿东厢，据《新唐书》载“天子诏于东都乾元殿东厢部汇整比”[3]5689，并且玄宗在《集书目诏》中云：“比来书籍缺亡后多错乱者，良由籍历不明，纲维失序，或须披阅，难可简寻。今丽正殿写四库书，各于本库每部，别为目录。其与四库目不类者，依刘歆《七略》排为《七志》。其经史子集及天文，以时代为先后，以品秩为次第。其《三教珠英》既有缺落，宜依书目，随次修补，朕当披览，无使缺遗。”[2]317

玄宗也非常重视在民间搜访图书，其在开元、天宝时期，相继命令张悱、萧颖士等人以括访异书使的身份在民间搜访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