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喜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100872

一、再谈阐释的政治学的观点[1]

毫无疑问，在阐释学理解中，历史阐释的奥秘一言难尽。历史阐释的规范难题，通常被认为是难以在标记历史话语产生过程的客观和主观之间画一条简单的界线。一个重要的案例是将历史当作故事来讲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它主要热衷于形式而非内容或题材的解释。

根据形式主义学术的发展方向，阐释的权威性立足于何处？这是怀特希望通过创作他的叙事而要提示我们他意欲解决的问题。并且，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他撰写一部有关上述难题的叙事史在某种程度上与他本人渴望代表一种权威的史识有关。这意味着，一旦我们注意到，后现代叙事学不能豁免于权威问题，我们也就可以想象，在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叙事的真理断言绝不愿摆脱那种历史阐释具有权力竞争性这一预先假定。也就是说，当一个特定的历史阐释者宣称比其他对手有权威时，也就有了可以争执的解释，既然有了争执，也就有了关于历史知识之相对性的揭示，但是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选择了重构历史学的叙事化道路，只不过表明形式主义对历史阐释效力的支配罢了。进一步说来，凡是叙事化出现的地方，统辖历史阐释冲突的政治性也会出现。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看到，这种统辖历史阐释冲突的政治性很难识别。因为它并非存在于语言所具有的施事力量之中，而是存在于进行授权与被授权的阐释合法性竞争之中，也就是存在于同授权给它和授权其自己使用它的群体(阶级、民族，等等)的信仰之间的辩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