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建新，张志业，赵 迪，龙 凌，杨 雨

（1.湖南理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0；2.湖南文理学院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3.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8）

目前，旅游业已经成为拉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引擎[1]，由其主导驱动形成的旅游城镇化，作为一种特殊城镇化类型，已经成为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途径[2-3]。从Mullins 最初提出旅游城镇化概念[4]，到国内外学者围绕旅游城镇化的内涵、特征、机制、影响和模式开展理论和实践研究，充分表明旅游城镇化加速了现代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显著的区域效应[3]，其直接表象是旅游目的地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张、非城镇人口的大量增加和旅游资源的再分配，内涵本质表现为一个地域空间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复合系统[5-7]。随着旅游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其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不断扩大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也随之凸显[3,8]，使得旅游城镇化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出现了不协调状态。因而，旅游城镇化过程中旅游生产、城镇生活和生态环境的适宜性问题日益受到学界和政府的重大关切[5,9-10]。

“适宜”从字面含义来理解就是合适、恰当。从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来看，适宜性研究早期多用于城市规划决策和土地利用规划之中，尤其是国土开发适宜性[11]、城市居住适宜性[12]和生态适宜性[13]。近年来，关于旅游城镇化适宜性研究主要是围绕旅游城镇化对景观环境的影响[5]、旅游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