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

我的诗《疫的7次方》中有这么几句：“如今不可吻你了/也不可牵手/也不可眉目传情……/Don’t touch me。”

这组诗写在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希望能够表达一种“即时感”和“例外状态”。相对来说，这组诗更加简洁，有更多空白、更多不能表达的东西。悲悯、哀痛、希望……以及反讽和沉默，只有面对疫情这种非常态的东西，我们才发现生命的偶然性和生存的荒谬感。一种“例外状态”能否打破生活和语言的惯性，让一种新的思考和新的表达重新洞开？从而以一种以前不可能的方式与世界进行链接？这也许是真正的诗歌和真正的诗人需要去面对的问题。

中国的文化传统以诗言志，但这一“志”往往又是以一种“哀”的形式出现，“哀”者，哀告、心痛、伤情、香草美人、黍离之悲……“哀”是一个非常优美同时又很有力量的方式，一个人通过“哀”来进行言说和抗辩，这是自屈原以来中国诗歌最迷人的姿态。在维吉尔和密尔顿的诗歌中，我们同样会发现这种“哀”的书写——虽然“哀告”的对象全然有别，东方更偏重于世俗的秩序，而西方则更偏重于神灵的法则。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对话诗学”，它是人类诗歌中的一个历史结构，并一直延续到当下。在现代语境中，“对话诗学”以个人性和总体性的对话为其原点，整个现代诗歌史——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其根基都建立在这一原点之上。与哈贝马斯那种“对话哲学”最终以实用性的公平和正义为目的不同，这一对话诗学需要创造一种不断持续的“例外状态”，通过切断习惯性的思想和语言，让诗歌真正与我们的生命——原创的生命——发生本真性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