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竹林

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人类学者要亲身参与土著的生活，不仅要研究当地文化持有者的行为和心理，更要“感受这些人对其幸福实质之鲜活意识的主观愿望”。〔1〕观察当地的人和事，融入当地社会，像当地文化持有者一样去感知，去思考，去参悟，用科学的方法作出客观、真实的民族志记录。

然而，马林诺夫斯基《真正意义上的一篇日记》中对异文化的排斥和鄙夷，使人类学界对民族志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如果民族志做不到绝对的真实，那么它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如果我们不能用“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感知异文化，民族志该如何书写？

这场人类学的表述危机上，格尔兹力挽狂澜。他批评了“认识论疑病症”，认为“对于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2〕对异文化的研究，不是建构结构，而是探寻符号意涵，不是找寻规律，而是揭示观念世界。人类学家的使命，并非寻求宏大理论，普适性术语，而是阐释地方性知识的独特性。

一、“意义之网”——作为符号系统的文化和艺术

格尔兹认为，艺术从地方传统发展而来，融于个体经验之中，因而对艺术的阐释是地域性的课题。文化作为符号系统，深深扎根于地方意义世界的历史传统和个体经验之中。因此，他关注文化系统在交互作用中，文化符号意义的生成。

格尔兹的符号学方法受到索绪尔的影响。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将概念和音响的结合称为符号，提出语言是一套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