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孝堂 倪润安

永固县，《魏书·地形志》和《水经注》中均有记载，隶属北魏恒州代郡，北魏以前无此县。 长期以来，史学家们根据史料记载进行过考证、调查，只知在方山附近，始终未能找到确址。 笔者历时两年多， 对方山永固陵及其周边进行了大量的、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和社会走访，基本上廓清了方山永固陵的整体布局，在道路系统、坡前建筑群落、永固县位置等方面有了重要发现。 本文拟对永固县的具体位置、设置渊源、守墓人规模、设废时间等作考察探讨，希望能对方山永固陵及北魏陵寝制度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永固县的位置

《魏书》及有关北朝文献均没有明确永固县设置在何处。 以往的学者主要依据《水经注》寻找和推断永固县的位置，但始终不能确定。 例如，殷宪认为：“御河在接纳淤泥河形成孤山乱流之前流经的永固县该是方山永固陵西北五六公里的宏赐堡了。”[1]山西省大同当地的多数学者赞成这一观点，认为永固县位于宏赐堡、堡子湾一带。 持这一观点的原因：一是《水经注》记载如浑水经永固县东南流，如浑水即今御河，内蒙古段又称饮马河。 而饮马河恰经宏赐堡、堡子湾一带东南流。二是站在方山西北鬼跪沟的位置西北望，御河对岸的宏赐堡、 堡子湾一带建筑物已连成一大片，的确具有设置县城的地理条件。 如果这一推断正确，必定有北魏永固县的遗迹或遗物。 我们对大同市至丰镇市的御河两岸村庄及疑似地点进行了数次大范围的调查走访，但结果竟是没有发现永固县遗迹、遗物的任何线索。 李凭推断，永固县位于今御河上游饮马河畔的镇川堡乡境内[2]，但没有确定永固县的具体位置。 为了获取实证，我们又沿万泉河两岸，对黍地沟村至丰镇官屯堡村的田间地头同样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但仍未发现永固县遗址。 这表明，御河、万泉河岸边设置永固县的可能性很低。

通过研读史料文献，我们认为永固县的位置或另有线索。 《魏书·阉官传》载：“北都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庙， 洛京东郊马射坛殿，修广文昭太后墓园，太极殿及东西两堂、内外诸门制度，皆遇（王遇）监作。 虽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驱驰，与少壮者均其劳逸。 ”当时，监作方山的，还有王遇的部下孟鸾紧随其左右。 “文明太后时，王遇有宠，鸾以谨敏为遇左右，往来方山，营诸寺舍。 由是渐见眷识。 ”这里的“灵泉”，当指灵泉殿、灵泉池、灵泉道。 灵泉道现在仍存，特别是孤山村经青羊岭村至黍地沟村的灵泉池东岸上的古道基本上保存完整， 附近村民仍在使用。“道俗居宇”，也就是方山寺庙僧人和守墓人的居住用房。 这向我们透露出一个信息，即建设方山灵泉殿、池和陵庙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建设守墓人用房。 那么，这些守墓人会安置在方山的什么位置呢？ 其规模和建制又会如何？

方山， 位于大同市城北25 公里西寺梁山之上，相对高度约250 米。 山顶平坦开阔，北部宽约2000 米，南部宽约300 米，山顶平面形成一个三角状地形。明代长城从山顶北端东西向爬山而过，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的分界线。 山脚西侧的御河，又称饮马河，北魏称如浑水。 山脚东侧的镇川河，由山体东坡泉水汇集而成，又称万泉河。 两河在山前的汇合之处是北魏灵泉池所在地。 站在方山顶，向东远眺是采凉山，北魏称屹真山，它像一座巨大屏风，南北方向延伸；向西远眺是雷公山山脉，蜿蜒崎岖，由东北向西南方向延伸[3]。

永固陵区依托方山山势建成， 整体布局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方山南端的二级台地及坡前建筑群落，包括思远佛寺、斋堂、门阙、亭、阁、御道、山门等。第二部分，是山顶南端的冯太后陵园，包括永固陵、万年堂、永固堂、鉴玄殿等。 第三部分，是从万年堂往北直至长城沿线的庞大建筑群，多处院落遗址及塔基、塔院尚清晰可辨。方山东麓的西寺村党支部书记张有富介绍， 方山上有小城遗址，在他小时候断墙尚存，后因耕地破坏，只有部分残墙可以辨认。这个所谓的小城遗址，正位于第三部分的建筑群内。我们认为，第三部分就是守墓人居住的区域，这片区域占地规模较大，可容纳人口不在少数，应能自成建制，可设为永固县。

因此，永固县址应位于方山之上，永固陵、万年堂墓冢的北面，俗称小城的遗址当为其内部的关键性建筑之一。 永固县的辖区不只是方山这一区域，其范围较大，南至代郡平城县，西抵太平、武周二县，北接梁城郡的参合、裋（旋）鸿二县，东临屹真山和高柳郡的安阳、高柳二县。

二、永固县设置的渊源

方山永固陵，是研究北魏陵寝制度的典型案例。 永固县因守墓人而设置，虽然北魏王朝仅此一例，但这并不是北魏开创的先例，早在秦代就有因守墓人而设县邑的。 《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云：“园邑之兴，始自强秦。”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1 年），“置丽邑”[4]232。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 年），“徙三万家丽邑”[4]256。 “丽邑”，即“骊邑”，是设于秦始皇陵所在地骊山的秦邑。 秦亡汉兴，改骊邑为新丰县。

守墓人的设置最早源于上冢礼俗。 到西汉晚期上冢礼俗最盛，已经成为官僚、豪族会集宗族、故人、官吏的一种手段。 汉哀帝时，何并为长陵令。 史籍记载，有个做过侍中的王林卿，“坐法免，宾客愈盛，归长陵上冢，因留饮连日。（何）并恐其犯法，自造门上谒，谓林卿曰：‘冢间单外，君宜以时归。’林卿曰：‘诺。’先是林卿杀婢婿埋冢舍，并具知之，以非己时，又见其新免，故不发举，欲无令留界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谒传送。 ”颜师古注：“婢婿，外人与婢奸者也。冢舍，守冢之舍也。”[5]3267这说明，当时官僚、豪族的墓园中，建有守墓人居住的“冢舍”，留有奴婢守墓，家人上冢时不仅可以留宿多日，还可以举办酒席招待宾客。

随着帝王陵寝制度的形成，一定数量的守墓人看守和洒扫已经成为陵寝制度的重要内容。 守墓人以家、户为单位，称为“守冢”“奉邑”“园邑”“陵户”“邑户”等。汉高祖时，曾在砀“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4]1961。 西汉，高、惠、文、景、武、昭、宣七帝皆于陵旁置奉邑。 《太平寰宇记·关西道二·雍州二》云：“汉初徙关东豪族以奉陵邑，长陵、茂陵各万户，其余五陵各五百户，皆属太常，不隶于郡。 ”同时，西汉皇帝亲属的陵园也设置有奉邑，史籍中称作“园邑”。 汉高祖为自己父母和兄姐的陵园均设置了奉邑。 文帝为皇太后和皇后的父母陵园设置了奉邑。 宣帝为父亲史皇孙立皇考庙，并益奉明园户为奉明县[5]254。 诸侯王死后，皇帝也允许各国在诸侯王陵园附近设置奉邑。 随着时间的推移，陵园奉邑的数量越来越多，无疑给朝廷财政带来沉重负担。因此，到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汉元帝废除了陵园奉邑制度[6]。

陵邑，是西汉县级政区的一种形态，具有完整的管理机构和体系。 陵邑的最高官员为陵令。吕后时，“秩长陵令二千石”[5]99， 明显高于普通汉制县令六百石至千石。 文献中记载，曾在陵邑任职的有：何并为长陵令，朱博为安陵丞，魏相、萧育、尹公为茂陵令。 陵邑的官职，有万年邑长、万年尉、长陵丞、安陵左尉、南陵右尉、阳陵令、平陵狱丞等。 陵邑的亭、里、乡，有霸陵屈亭、郎官亭，平陵肥牛亭，安陵高里、寿陵里，茂陵陵里、果城里、阳耀里、当利里、息众里、寿成上里，平陵长雚里、奉明善居里，阳陵都乡、径乡、渭乡、南乡等[7]。

西汉以后，陵邑设置并未完全消失，仍间或出现。 曹魏明帝青龙二年（公元234 年），山阳公薨，追谥为汉孝献皇帝，“葬以汉礼，葬于山阳国”，陵曰禅陵，置园邑[8]。《晋书》中记载，十六国时，北燕主冯跋“遣其太常丞刘轩徙北部人五百户于长谷，为祖父园邑”[9]3130；还记载，姚弋仲死后，“子襄之入关也，为苻生所败，弋仲之柩为生所得，生以王礼葬之于天水冀县。 苌僭位，追谥曰景元皇帝，庙号始祖，墓曰高陵，置园邑五百家”[9]2961。

由上述可知，永固县的设置，是承袭汉制的一种做法， 是因方山永固陵守墓人而设置的县。其县名“永固”，也是由永固陵、永固堂之名而来，与《水经注》中“县以太和中，因山堂之目以氏县也”的记载吻合。

三、永固县守墓人的规模

拓跋代国时期，曾利用改葬、上冢之俗，会集诸部人马， 进一步强化拓跋氏的权威和统治地位。 昭帝禄官二年（公元295 年），“葬文帝及皇后封氏。初，思帝欲改葬，未果而崩。至是，述成前意焉。 晋成都王司马颖遣从事中郎田思，河间王司马颙遣司马靳利， 并州刺史司马腾遣主簿梁天，并来会葬。远近赴者二十万人”[10]6。从文帝与封氏的改葬情况看， 鲜卑习俗已与汉文化因素相夹杂，但其融和过程是长期而渐进的。 拓跋鲜卑最早为皇陵设守墓人的例子，有据可考的是桓帝和帝后祁氏的合葬墓祁皇墓，又称侯家坟。 厍、张、马等姓氏的守墓人， 一千七百年来一直持续守墓，在祁皇墓旁繁衍生息，并形成了祁皇墓、靳圪塔梁两个村落[11]。

到北魏时期，守墓人制度已成为陵寝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书》记载，守墓人规模较大的是常太后陵和孝文昭皇后终宁陵，分别设有守墓人二百家、 五百家。 《北史·文成昭太后常氏传》载：“文成乳母常氏，本辽西人，因事入宫，乳帝，有劬劳保护之功。 文成即位，尊为保太后，寻尊为皇太后，告于郊庙。 和平元年，崩。 诏天下大临三日，谥曰昭。 葬于广宁磨笄山，俗谓之鸣鸡山，太后遗志也。 依惠太后故事，别立寝庙，置守陵二百家，树碑颂德。 ”《魏书·孝文昭皇后高氏传》载：“孝文昭皇后高氏， 司徒公肇之妹也……世宗践阼，追尊配飨。 后先葬城西长陵东南，陵制卑局。因就起山陵，号终宁陵，置邑户五百家。 ”这两座陵的守墓人规模不小，但未见设县的记载。 以冯太后的身份地位，凭借太和盛世的社会、经济基础，方山永固陵的守墓人规模显然要大于常太后陵，大于孝文昭皇后终宁陵也属正常。

在方山御道口的起点，有一处村落，叫三百户营，应是守墓人的一部分。当时，在万泉河东岸设有前营、中营、后营，每营各一百户守墓人。 后营所在地经河水冲刷形成的沟， 当地的老乡们仍称后营沟。现在，只有中营的守墓人留在了三百户营村。前营，向东迁移二三公里，搬到了山坡之上，即现在的青花村。后营，则迁移到了方山西侧较远的户部村。万泉河西岸，还设置有西营守墓人。西营之称，是相对东岸的前、中、后三营合称东营而来的。西营的守墓人，后来也迁移到了方山西侧较远的地方，即现在的新荣区张布袋沟。 这四个村子的村民都姓魏。我们在村里走访村民时，他们都知道是从方山迁出去的。 北魏时，东营有三百户，西营规模若与之相当，两者人数则已达五六百户之多。再加上祭祀、洒扫、寺院僧众和各类管理人员等，守墓人的总数还会更多。也正是因为永固陵陵寝宏大，守墓人众多，才有设永固县之必要。东、西营的这些人，原本住在方山之上的永固县内， 但由于山上取水和进出不便，后来随着永固县的撤废，他们就下搬到交通、用水便利的万泉河两岸常住下来。 再往后，因人口繁衍增多，当地无法承载，东营的前营、后营，以及西营，先后陆续整建制搬离。

这四个村子的守墓人，应是北魏时迁徙而来的营户，其姓氏当来自北魏国名。 北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常将各地掠来的人作为营户。 他们半军半农，归军队管辖，从事耕田、畜牧、匠作等生产劳动。 《魏书·世宗纪下》 载：“（太平真君五年）六月，北部民杀立义将军、衡阳公莫孤，率五千余落北走。 追击于漠南，杀其渠帅，余徙居冀、相、定三州为营户。 ”孝文帝时期，也有两次将掠来之民作为营户的记载：延兴元年（公元471 年）冬十月丁亥，“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 诏太尉、陇西王源贺追击，至桴罕，灭之，斩首三万余级；徙其遗迸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10]135。 延兴二年（公元472 年）三月,“连川敕勒谋叛，徙配青、徐、齐、兖四州为营户”[10]136。上述记载，虽然不是直接对应三百户营，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孝文帝修建方山时设置营户为守墓人是可信的。

四、永固县的设废时间

永固县北魏时始置，归属恒州代郡管辖。 《魏书·地形志上》记载：“恒州（天兴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中改。 孝昌中陷，天平二年置，寄治肆州秀容郡城）领郡八，县十四。 代郡（秦置，孝昌中陷，天平二年置）领县四，平城（二汉、晋属雁门，后属）、太平、武周（二汉属雁门，晋罢，后复属）、永固。 ”

郦道元 《水经注》“漯水” 条中对如浑水的注疏，注明了永固县的大体位置、设置时间和名称由来。其文曰：“如浑水又东南流径永固县，县以太和中，因山堂之目以氏县也。”注文称，永固县的设置时间是“太和中”。而“太和中”指的是在太和年间，并未明确具体年份。 考察冯太后、孝文帝经营方山的情况， 可进一步讨论永固县设置始于何年。《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载：“承明元年（公元476 年），尊曰太皇太后，复临朝听政……太后与高祖游于方山，顾瞻川阜，有终焉之志，因谓群臣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 岂必远祔山陵，然后为贵哉！ 吾百年之后，神其安此。 ’高祖乃诏有司营建寿陵于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将终为清庙焉。太和五年（公元481 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颂太后功德。 ”承明元年，冯氏第二次临朝听政后与孝文帝游于方山时，就决定百年之后葬于方山。 太和五年，永固陵起作，历经八年而成。 因此，永固县设置时间最早不能早于太和五年。

《魏书·礼志三》 载：“魏自太祖至于武泰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崩，悉依汉魏既葬公除。 唯高祖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将营山陵。 ”《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载：“十四年，崩于太和殿，时年四十九……谥曰文明太皇太后。 葬于永固陵，日中而返，虞于鉴玄殿。 ”这两条文献记载，太和十四年（公元490 年），冯氏崩后葬入永固陵。 至此，永固陵园正式启用，祭祀服务人员、守墓人须全部到位。 为了管理这些人员，需要设置永固县，所以最晚设置永固县的时间不能晚于太和十四年。

此外，还有一个时间点可以作为设县时间的一种可能，即永固陵历时八年建成的太和十二年（公元488 年）。 此时，永固陵的各组建筑已经建设完成，进入启用前的维护管理阶段，部分服务人员和守墓人也已先行到达方山。 这个时候，也是设置永固县进行日常管理的一个时机。

《北齐书·薛孤延传》载：“薛孤延，代人也。 少骁果，有武力。 韩楼之反，延随众属焉。 后与王怀等密计讨楼，为楼尉帅乙弗丑所觉，力战破丑，遂相率归。 行台刘贵表为都督，加征虏将军，赐爵永固县侯。后隶高祖为都督，仍从起义……孝静立，拜显州刺史，累加车骑将军。 天平四年，从高祖西伐，至蒲津，窦泰于河南失利，高祖班师，延殿后，且战且行，一日斫折刀十五口。 还，转梁州刺史。从征玉璧，又转恒州刺史。 从破周文帝于邙山，进爵为县公，邑一千户。 ”北魏永安二年（公元529年）九月，大都督侯渊讨韩楼于蓟，破斩之[10]263。薛孤延遂投归北魏朝廷，被赐爵永固县侯。东魏建立后，薛孤延屡次随高欢西征西魏，战蒲津，征玉璧，破邙山。在邙山之战后，薛孤延进爵为永固县公。这一年，是武定元年（公元543 年）[10]306。 这表明，直至北魏末年、东魏时期，永固县的建制尚存。

进入北齐后，平城行政区划开始发生剧烈变化。 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 年），收复恒州旧地后，置恒安镇，同年又废镇置恒州。 此恒州，又称北恒州，领安远、临塞、威远、临阳四郡。 其所领四郡的名称， 与北魏时恒州所领八郡均不相同，各郡领县不详。 北周灭北齐后，州郡并废[12]。 隋初，恒州之地重设郡县，隶属马邑郡云内县[13]，已无永固县之设置。 由此可知，永固县的撤废发生在北朝末期，或在北齐恒州由北魏八郡合并为四郡之时，或在北周废恒州郡县之时。

五、永固县废置之后

永固县，因方山永固陵守墓人而设置，承担着管理方山、管理守墓人的职责，因此从永固县诞生之日起就与北魏都城平城以及北魏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 随着北魏王朝的没落、分裂，永固县也湮没在王朝更迭之中。

迁都洛阳之后，平城逐渐衰落，方山的守护也多次遭受冲击。 第一次遭难，是北魏孝昌年间的六镇之乱。恒州陷落，尽遭兵毁。方山建筑不免受到破坏。 此后改朝换代，守墓人护陵的权威性丧失，不能得到政府的财力支持，守墓行为日渐松懈，至金代出现了盗墓情况。 永固陵第一次被盗时间，不晚于金代正隆年间（1156—1161 年)。盗墓者从封土西北侧挖洞，打破后室西壁南端的下部后进入，盗走了后室内的大部分随葬器物，未进入甬道和前室。 后室西壁中间，有用白灰书写的三行字，每行四字，即“大金正隆、□□六月、□□□□”。 第二次被盗，是在金代大定年间（1161—1189 年）。盗墓者从封土正南面沿墓道进入，拆毁封门墙，打坏石门，进入后室。 在后室东壁中间，有用白灰书写的字四行，每行二字，即“大定、初五、□道、□□”，西壁也发现有“大定” 题记。 第二次盗墓对墓葬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连铺地用的大方砖都被全部盗走，并将随葬的大小石俑、石兽盗走或破坏，有的弃置在墓道附近[14]。 这说明，到了金代，守墓人已不再发挥作用，以致盗墓活动竟明目张胆地进行。

在长期的破败中，方山上也有某种程度的建设活动。 大同博物馆在发掘思远佛寺时，发现了辽金时期的遗物：建筑材料，有板瓦、筒瓦、砖和瓦当，其中完整的有板瓦4 件、筒瓦11 件、长方形灰砖6 件；生活用具，有泥质黑灰陶钵1 件[3]。这表明，思远佛寺在辽代经过修缮再次使用。 后世，方山上还建有孝文帝庙。 至元代，方山周边百姓，很可能是守墓人的后裔，还曾集资重修了该庙宇。 元朝人胡祗遹《方山重修元魏孝文皇帝庙记》中云：“平城之于洛阳，南北取道彰德为直要，故于府治之西多驻跸之所，土人蒙其恩惠，庙而祀之。 水旱祷于庙，则遂不为灾，风雨时若，岁乃大熟。 若夫雄才英略，混一六合之志未遂，而天不假年，三十三而夭。 惜哉！ 使帝得伊尹、周公之辅弼，太甲、成王真庸主矣。 方山父老以庙貌久倾坏，不戒用劝，各出家资，新高殿宇，雄壮绚丽，增倍于旧，垣墉门庑，森严完好，像设邃穆，赡仰起敬。 既落成，相率来乞言，刻石以纪其岁月，以倡劝后人。 ”明代，在方山北端修长城。 新中国成立后，方山上有了驻军，永固陵被修为军用工事。 并搞过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垦了部分农田。 20 世纪90 年代初，还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将方山西南部和陵园内的部分土地绿化。

北魏永固县， 从设置至今已一千五百多年了。 虽然其县址尚未最终确定，但经过我们的深入调查与比较，首次有了更明确的推断，为进一步开展考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永固陵、永固县遗址面貌的考古揭示，北魏太和盛世的辉煌，以及北魏陵寝制度的诸多谜团，都将以惊人的内涵再现于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