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芬

编辑无意识偏见及其控制

周 芬

（宁波大学 学报编辑部，浙江 宁波 315211）

编辑偏见的存在有利有弊。编辑偏见有“有意识”与“无意识”之别。在编辑实践中，诱导编辑无意识偏见的发生因素主要有：认知懒惰或繁忙，非理性决策思维以及直觉信心等。编辑无意识偏见存在影响了编辑对稿件内容的客观评价，但因无意识编辑偏见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消除比较困难，编辑必须通过无意识偏见发生前的“有意识”认知、严格落实“三审制”和利用大数据反馈等措施规避无意识偏见发生，以确保稿件价值选择的客观与公正。

无意识偏见；编辑选择；审稿制度；大数据

一、编辑偏见的存在及其表现

编辑偏见由来已久。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编辑家，编“六经”自称为“述而不作”[1]128。朱熹认为其“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2]423。虽然孔子编“六经”只是删改、审定，但是孔子在编辑的过程中也是有其主观选择的，“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3]132。《春秋》里面记录的大多是齐桓公和晋文公等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而鲜有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事件。由此可见，孔子编辑过程的“述”，也是偏重“有历史影响的”。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等二十四史的编撰者，都沿用孔子的这一价值选择倾向。编辑的价值选择倾向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也就是一种偏见。有学者将文章质量以外的、影响编辑审稿的因素统称为编辑偏见（Editorial Bias）[4]。

马蒂亚斯（Matías-Guiu）认为广义的编辑偏见可以包括出版偏见（Publication Bias）、语言偏见（Language Bias）和狭义的编辑偏见[5]。出版偏见是指编辑的录用决定和速度取决于文章的结论，介绍新技术和新方法等积极结果的文章，总是比否定一项技术或方法等消极结果的文章更容易被编辑接受[6-8]。语言偏见是指作者的母语会影响编辑的录用决定，SCI期刊编辑偏爱英语母语国家作者的文章。即使在非英语母语国家，非英文文献依然被认为是低价值的[9-10]。狭义的编辑偏见是指大量与文章无关、但与作者有关的因素影响编辑对文章的认可度[11-14]，比如作者的国别、在研究领域里的知名度、所在学术机构的知名度、此前投稿期刊的级别、经费资助情况、研究合作情况等等。“著名机构、学府、名人的稿件就会产生一种‘光环效应’，即使其水平一般，也可能因作者的名声大，职务、职称高，刊物出于装点门面，审稿人因受到强势信息的暗示而自觉不自觉地将其选中；反之，来自边远地区、普通机构或默默无闻者的稿件，就极有可能受到冷遇。”[15]

编辑偏见的存在有其积极的一面。第一，积极结果比消极结果更易被受众接受，也就更容易被传播[16]，在这个过程中，编辑不自觉地顺应了传播的需要[5]。第二，有影响力的数据库多是用英文的，作者了解研究前沿的时候，英文文献更容易被检索并引用；相反，其他语言的文献不被或者较少被数据库收录，就不太容易被检索和引用，期刊的引用情况反过来又影响了期刊的级别。因此，期刊使用的语言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期刊的影响因子[9-10]。第三，作者学历、职称、所在学术机构的知名度等本身就是一个人学术能力和水平的象征，作者学历高、职称高，能够跻身知名的学术机构，代表其具有良好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编辑选择这类作者群体的研究成果，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科学知识市场的效率[17]。

编辑偏见的存在有其消极的一面。第一编辑偏见的存在会干扰编辑对稿件的客观评价。因为出版偏见、语言偏见和作者偏见的存在，编辑会对某类研究结果、某种语言的学术文章和某类作者产生偏爱，从而降低了对这类稿件的录用标准。第二，对于整体学术环境来说，编辑偏见的存在会使审稿结果最终偏离公平、公正的航道，不利于公平学术环境的营造，从而影响学术创新[18]。因此，编辑偏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深入研究编辑偏见，分析编辑偏见的发生机制，弄清编辑偏见的本质，有效控制编辑偏见，有助于保证审稿的客观、公正，提高期刊的出版质量和营造公平的学术环境。

二、编辑偏见的发生机制

编辑偏见的发生，有“有意识”与“无意识”之别。有些编辑偏见的发生是“有意为之”的，比如编辑从主观意愿出发，为了某种目的，人为地对稿件放宽要求或苛求挑刺，没有一视同仁，没有客观公正地对稿件进行评价，特别是不能正确对待“人情稿”，在初审的时候降低标准，在外审的时候选择容易“放水”的审稿专家等，这样的编辑偏见是“有意为之”的，是不道德的行为，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类。但另有一些偏见的发生在无意识之中，在初审过程中，遇到文章经常被外审专家建议退稿的作者，当他再次投稿时，即使这次作者写出了高水平的文章，编辑潜意识的否定印象还是会影响到文章质量的评价，编辑“一不小心”在初审时还是把稿件“拒之门外”了；而遇到平时写作质量高的作者，当他再次投稿时，即便这次文章水平不高，编辑顺应思维定势，认为此次的文章质量也是好的。

编辑无意识偏见的发生涉及认知懒惰或认知繁忙、非理性决策思维、直觉信心等因素[19]。

（一）认知懒惰或繁忙导致编辑无意识偏见

心理学研究发现：在低加工负荷水平和高动机水平，无意识偏见发生较少，而在高加工负荷水平和低动机水平，无意识偏见发生较多。不同的加工负荷和动机水平，无意识偏见发生的多少有显著的变化[20-21]。在编辑审稿过程中，当编辑高加工负荷水平的认知繁忙（Cognitive Busyness）或低动机水平的认知懒惰（Cognitive Laziness）时，无意识审稿偏见同样容易发生。

国内各科研单位和各高校在科研人才考核、职称评审、研究生毕业条件等方面，文章层次与数量均是一个重要甚至主要指标。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部分科研人员忽视科学研究的本质和根本目的，一味盲目埋头笔耕，把多发文章，争发高层次文章作为自己科研道路上的主要工作和上升途径。现有期刊数量与作者发表文章的需求之间的矛盾突出。对于编辑群体的影响是：投稿与日俱增，同时又被希望加快稿件处理速度，缩短发表周期。在单位时间内需要处理的稿件增多，加重了编辑认知加工负荷，导致编辑认知繁忙，致使编辑很难做到一丝不苟对待每一篇稿件。认知繁忙的情况下，认知懒惰也应运而生，编辑往往通过稿件少量信息的获取，来判断稿件的质量，比如根据文章的标题和摘要，来推断文章选题是否新颖，是否具有创造性，是否有价值和意义等。如果作者文章标题没有拟好、摘要没有凝练出文章的精髓，在编辑认知繁忙或认知懒惰的情况下，就很容易被舍弃。相反，一些标题新颖、内容却没有多少新意的文章，更容易被编辑选中进入下一个流程[22]。此外，在认知繁忙或认知懒惰时，编辑还可能依据作者学历、职称、所在学术机构的知名度、之前的投稿情况等信息，对文章质量进行判断[22]。

（二）非理性决策思维引发编辑无意识偏见

在决策过程中，人类存在两种思维系统[23]。第一种思维系统常常是自动、快速、平行、整体加工的，易受情感和经验影响，很少占用或不占用心理资源，个体往往无法意识到其加工过程的存在。第二种思维系统常常是有意识的、较慢的、主要基于规则，受理性思考影响，需要意志努力的、外显的和逻辑的推理过程[23]。决策中，两个系统频繁交错地进行工作。在多数日常生活情境中，人类需要依靠第一种思维系统对各种事情迅速做出判断，并且第一种思维系统已经足够用了。但是，当第一种思维系统不够用的时候，两个系统会同时对决策过程起作用，作用的方向可能一致，可能不一致。当两个系统的作用方向不一致时，彼此存在竞争关系，占优势的可以控制决策结果。卡尼曼（Kahneman）认为，当两者竞争时，第一种思维系统往往会获胜。可是，第一思维系统决策常常伴无意识决策偏差，这已经由一些决策研究得以验证[23]。

编辑审稿就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24]，审稿过程同样存在两种思维系统。主要依靠第一种思维系统的是启发式审稿，是指编辑以经验为基础，在编辑认知模式、知识、情感、决策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无意识地根据稿件的某些信息，比如作者的身份、项目来源等信息，对稿件迅速做出取舍判断。与启发式审稿不同，分析式审稿主要依靠第二种思维系统，是指编辑基于理性根据文章的绝对学术水平和相对学术水平等因素，对稿件的优劣做出判断[25]。

在启发式审稿情况下，编辑没有任何觉察的，甚至当问及编辑是否存在这类偏见的时候，他们是否认的，主要因为此时编辑运用第一种思维系统进行的快速决策，就不可避免伴有无意识偏见。可是，没有觉察并不代表无意识编辑偏见就不存在，大数据统计显示，编辑启发式审稿存在未曾意识到的偏见。比如，统计显示期刊接收积极结果的文章远多于消极结果的文章，积极结果文章的接收速度远短于消极结果的文章[6-8]。

（三）直觉信心诱导编辑无意识偏见

西蒙斯（Simmons）与纳尔逊（Nelson）研究发现，当直觉判断容易时，诱发的直觉信心就强，这时发生的无意识偏见就不容易被克服；反之，当直觉判断困难时，诱发的直觉信心就弱，这时发生的无意识偏见就容易被克服[26]。在审稿过程中，编辑受到直觉信心强弱的影响在稿件内容和稿件形式上均有所体现。

在稿件内容方面，因编辑有自身熟悉和擅长的领域，在初审的过程中，遇到熟悉的领域，会自觉不自觉地代入专家的位置，对文章的优劣进行直觉判断。越熟悉越擅长的领域，直觉判断越容易，直觉信心越强，无意识的编辑偏见越容易发生。也就是说，受直觉信心的影响，当文章的研究方法、观点与编辑的专业领域相近，稿件就容易被通过，反之，在初审时更容易被拒绝。抑或，当专家外审意见一般，稿件在可用不可用之间，编辑会偏爱选择符合自身学术见解的文章。这种对稿件内容的无意识偏见也曾被美国研究者实验所证实：把关于儿童行为矫正的文章寄给75位对该问题有明确看法的心理学家评议。文章的摘要、序言及实验过程的描述对所有评议人都相同，但文章的数据与结论被分为两种，一种赞同审稿人的观点，另一种不同于审稿人的观点。结果表明，当文章的结论符合审稿人观点时，审稿人一般都打分较高，反之则很低[27]。该实验表明审稿人有过于相信自己评估的倾向。同样的，在对稿件内容判断与选择过程中，编辑会受到直觉信心强弱的影响。

在稿件形式方面，每个刊物具有自身独特的办刊方向、立场，因刊物自身风格和特色不同，对稿件的写作风格和要求也各不相同。这些要求一般以投稿须知的方式告知作者，有的作者会严格参照投稿须知的要求行文，有的则不然。编辑在处理的过程中，直觉判断会认为在形式上符合刊物风格的文章是好的文章，也更容易选择在写作格式上做得比较规范的文章。有研究曾证明此类偏见的存在：要求被试根据阅读的内容做出相应的决策。一组被试阅读的材料印刷得较清晰，容易阅读，另一组被试阅读的材料印刷得较模糊（但仍能辨别），不容易阅读，但两组被试阅读的内容完全一样。结果，这种和内容完全无关的因素影响了被试的直觉信心：相比阅读印刷模糊材料的被试，阅读印刷清晰材料的被试直觉信心更强，结果出现了更多的无意识偏见[28]。

三、编辑无意识偏见的控制

无意识编辑偏见因其隐蔽，消除比较困难。菲施霍夫（Fischhoff）就曾指出，减少偏见是一个极难的过程，必须严密地监督和指导[27]。无意识审稿偏见发生前的觉知和发生后的反馈，以及“三审制”的落实到位，对于无意识审稿偏见的发生有良好的制约作用。

（一）通过“有意识”制约“无意识”

个人、群体甚至组织层面的许多行为都是根深蒂固的，很难改变。对于编辑来说，依赖启发式审稿，要想改变，就要承认过去的做法是有缺陷的，这种认识本身就是不愉快的，因为人的意识中会直觉拒绝任何变化。为了使决策得以改善，必须对根深蒂固的想法和行为进行“解冻”[29]。

个体层面“解冻”的方法本身并不难，首先要承认每个编辑都会受无意识偏见的影响，通过简单地提示审稿过程中的“反面”——审稿偏见——的存在，直面无意识审稿偏见存在的事实，可以减少直觉信心，能对当前启发式审稿方式保持质疑，能对审稿的无意识偏见保持警觉。即对每一篇稿子保证充足的审稿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审稿的认知动机和降低负荷水平，就有可能将无意识审稿偏见意识化，这就“解冻”了旧的策略。一旦无意识审稿偏见意识化，针对意识偏见的策略就可以被使用。对自身的思想与行为进行“解冻”需要编辑培养自己的洞察力，对自己无意识行为进行积极、自觉的“觉知”，这不是愉快而容易的事，需要编辑在实践中经常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与纠偏。比如可以通过设置审稿意见表单，逐条对稿件内容进行把关，这一简单的程序有助于将启发式审稿过程变为分析式审稿过程，减少编辑无意识偏见。此外，编辑应该广泛涉猎各个领域的知识，只有脑袋里装的东西全面深刻时，才能对各个领域的稿件不偏不倚。

（二）利用“三审制”规避编辑无意识偏见

目前，学术期刊实行三级审稿制度，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三审制”。一般编辑往往会按每期用稿量的1.5-2.0倍筛选稿件[30]，核心期刊的编辑选稿余地更大，大量稿件会在编辑初审就被退稿。只有被编辑初审通过的稿件，才进入后续的复审、终审等程序。所以，很多稿件是否刊用的决策不是通过“三审”做出的，而是编辑初审裁定的。也就是说，对于退稿的稿件来说，编辑初审大笔一挥，“三审”变成了“一审”。意义重大和不可或缺的三审制，实际形同虚设或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到其应该发挥的作用[31]。在初审的环节，如果退稿的决定是由编辑独自做出的，编辑的无意识偏见发生的可能性会变大，而且不易被察觉。所以，无论是面临多大的审稿任务，尽可能地将所有的稿件都严格执行“三审制”的流程，以此规避编辑的认知懒惰，同时也可以减少无意识偏见的存在可能性。确保“三审制”的落实到位是保证审稿活动客观性的核心环节。坚持审稿中的三审制，保证审级相互独立、互不干涉，克服随意审稿、片面审稿，利用外在审稿制度对内在的无意识偏见施行纠偏。

（三）利用大数据反馈控制编辑无意识偏见

随着人们得到有关过去决策的反馈，改善判断的过程自然会发生[32]。所以，对自己无意识审稿偏见保持清醒觉知的同时，需要安排常规的检查工作评价过去的审稿。但及时的反馈在决策过程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结果往往滞后于行为，而且很难归因于某一特定行为；环境的多样性降低了反馈的信度；除非执行了另一决策，否则通常不会知道该决策的结果；大多数重要的决策都是一次性的”[33]，对于编辑审稿决策的及时反馈是不容易的。在被退掉的稿件，尚没有任何的反馈机制可以帮助编辑觉察其无意识的偏见，也就不可能靠时间的推移来做自我纠正。通过增加编辑的职数对所有的稿件进行平行初审彼此反馈的做法，对现有的编辑部来说应该都是困难的。

大数据时代，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编辑的每个行为都会留下痕迹。每篇稿件的评价与传播过程都是可以被追踪的，比如有些稿件在本刊退稿的，但是却被其他期刊发表，甚至被核心期刊发表。编辑若有意识地定期了解退稿的去向，可以帮助反思和觉察自身的无意识编辑偏见，以期在定期反馈中慢慢予以纠正；或者编辑善于关注稿件传播之后的各种评价与反馈数据，也会认知到“出版前的评审与判断”是否存在无意识编辑偏见，进而控制无意识编辑偏见。

［1］ 陈士元. 论语类考[M]. 清嘉庆萧山陈氏湖海楼刊本.

［2］ 朱熹. 四书集注[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8.

［3］ 赵岐, 注. 孟子[M]. 景清内府藏宋刊大字本.

［4］ NEULIEP JW, CRANDALL R. Editorial bias against replication research[J]. 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1990, 5(4): 85-90.

［5］ MATÍAS-GUIU J, GARCÍA-RAMOS R. Editorial bias in scientific publications[J]. Neurología, 2011, 26(1): 1-5.

［6］ EASTERBROOK P J, BERLIN J A, GOPALAN R, et al. Publication bias in clinical research[J]. Lancet, 1991, 337: 867-872.

［7］ VON ELM E, RÖLLIN A, BLÜMLE A, et al. Publication and non-publication of clinical trials: longitudinal study of applications submitted to a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J]. Swiss medical weekly: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swiss, 2008, 138: 197-203.

［8］ STERN J M, SIMES R J. Publication bias: evidence of delayed publication in a cohort study of clinical research projects[J]. BMJ, 1997, 315: 640-645.

［9］ EGGER M, ZELLWEGER-ZÄHNER T, SCHNEIDER M, et al. Language bias in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published in English and German[J]. Lancet, 1997, 350: 326-329.

［10］ JÜNI P, HOLENSTEIN F, STERNE J, et al. Direction and impact of language bias in meta-analyses of controlled trials: empirical stud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02, 31: 115-123.

［11］ YOUSEFI-NOORAIE R, SHAKIBA B, MORTAZ-HEJRI S. Country development and manuscript selection bias: a review of published studies[J]. BMC med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 2006, 6: 37.

［12］ GARFUNKEL J M, ULSHEN M H, HAMRICK H J, et al.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prestige on reviewers’ recommendations and editorial decisions[J].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94, 272: 137-138.

［13］ FIGG W D, DUNN L, LIEWEHR D J, et 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results in higher citation rates of published articles[J]. Pharmacotherapy, 2006, 26: 759-767.

［14］ OKIKE K, KOCHER MS, MEHLMAN CT, et al. Nonscientifi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cceptance for publication in the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J]. Journal of bone & joint surgery, 2008, 90(11): 2432-2437.

［15］ 叶红波. 学术期刊作者信息著录过多的负面影响[J]. 编辑学报, 2004, 16(1): 74-75.

［16］ MATÍAS-GUIU J, MORAL E, GARCÍA-RAMOS R, et al. The profile of evaluators of a medical public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response[J]. Neurología, 2010, 25: 530-535.

［17］ LABAND D N, PIETTE M J. Favoritism versus search good papers: empirical evidence regarding the behavior of journal editor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4, 102(1): 194-203.

［18］ 周翔翼, 陈大帅, 梁蔚萍. 顶级中文经济学期刊存在编辑部偏爱吗?[J]. 南方经济, 2020(6): 105-124.

［19］ 孙彦, 李纾, 殷晓莉. 决策与推理的双系统——启发式系统和分析系统[J]. 心理科学进展, 2007, 15(5): 721-845.

［20］ FERREIRA M B, GARCIA-MARQUES L, SHERMAN S J, et al. Automatic and controlled components of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6, 91: 797-813.

［21］ PETTY R E, WEGENER D T.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current status and controversies[M]//CHAIKEN S, TROPE Y. Dual-process theor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9. 73-96.

［22］ 何菊玲. 编辑审稿过程中出现认知偏差的心理因素分析[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1, 54(4): 504-508.

［23］ KAHNEMAN D. A perspective on judgment and choice: mapping bounded rationality[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3(58): 697-720.

［24］ 李群, 袁桂清. 科技期刊审稿偏倚及其控制[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1, 12(4): 295-297.

［25］ 孙二虎, 何洪英, 刘东渝, 等. 决审: 决定科技期刊学术水平的主要环节[J]. 编辑学报, 2003, 15(6): 406-408.

［26］ SIMMONS J P, NELSON L D. Intuitive confidence: choosing between intuitive and nonintuitive alternative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2006, 135: 409-428.

［27］ 武小琳, 钱文霖. 保证学术期刊审定稿科学性的若干理论思考[J]. 编辑学报, 2004, 16(1): 4-6.

［28］ FICHHOFF B. Cognitive liabilities and product liability[J]. Journal of products liability, 1977(1): 207-220.

［29］ 马克斯·巴泽曼. 管理决策中的判断[M]. 杜伟宇, 李同吉, 译.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7: 221.

［30］ 路晓鸽, 郝丽英. 三审制视域下的学术期刊审稿模式探析[J]. 黑龙江工程学院学报, 2020, 34(3): 73-76.

［31］ 冯昱旻. 学术期刊三审制的局限及优化之路[J]. 新闻研究导刊, 2014(15): 51, 60.

［32］ KAGEL J H, LEVIN D. The winner’s curse and public information in common value auction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 76: 917.

［33］ TVERSKY A, KAHNEMAN D.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1986, 59: 251-294.

Editorial Unconscious Bias and the Control

ZHOU Fen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The existence of editorial bias cuts both ways. Editorial bias can be “conscious” or “unconscious”. In editing practice, the main factors inducing unconscious bias include cognitive laziness, tight schedule,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thinking or intuitive confidence. Editorial unconscious bias may influence the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contents of the manuscript. However, because of the concealment and the difficulty of elimination, editors can avoid the occurrence through “conscious” cogni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step review system and the big data feedback so as to ensure the objectivity and fair in choosing manuscripts.

unconscious bias, edit selection, review system, big data

G214.1

A

1001 - 5124（2021）06 - 0107 - 06

2021-03-16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高校期刊分会科研项目“学术期刊在学术诚信体系建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ZGXB202005）

周芬（1981-），女，浙江杭州人，编辑，主要研究方向：编辑理论与实务。E-mail: zhoufen@nbu.edu.cn

（责任编辑 夏登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