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会英， 刘晓晴， 周衍平

(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590)

我国是世界主要蔬菜生产国与消费国之一，种子位于蔬菜种业产业链的上游，是生产中最基本且不可替代的生产资料，而育种是蔬菜种子产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据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统计，全国每年蔬菜生产用种量约为1亿kg，蔬菜种业市值已超过150亿元(占种业市值12.5%)，并保持增长趋势[1]。近年来，我国蔬菜种子产业发展面临的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一方面，公益性科研单位和高校与其所办的种子企业脱钩，其他科研院所和高校(科研院校)逐步实行企业化改革；另一方面，凭借着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制种技术，外资蔬菜种子企业不断进驻中国市场，并逐步在国内蔬菜种子市场占据有利地位[2]。在国内蔬菜种子市场，我国自主选育的品种约占87%左右，但在小型南瓜(日本米克多协和与日本武藏野)、特色番茄(以色列海泽拉与荷兰瑞克斯旺)、春白萝卜(韩国)和青花菜(日本)等高端蔬菜种子市场，国外品种占有比例较高[3]。因此，加快我国蔬菜商业化育种体系建设对于促进蔬菜种业健康发展、保证菜篮子工程建设、应对国际种业巨头挑战、提升我国蔬菜种子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我国蔬菜商业化育种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建议，旨在推动我国蔬菜商业化育种，强化种业科技创新，培育“育繁推一体化”蔬菜种子企业，驱动全国蔬菜生产方式转型，提升我国蔬菜种业竞争力。

1 我国蔬菜商业化育种发展现状

2011年4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以市场需求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地位、产学研相结合的商业化育种体系，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此后，我国蔬菜种子产业快速发展，在育种能力、品种研发、市场推广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4]，但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近年来，中央1号文件更是多次强调“大力推进育繁推一体化，提高种子企业自主创新能力”。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解决好种子问题，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建立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的、以最快速度感知农业生产与客户需求，通过需求反馈制定育种目标的商业化育种体系，开发具有商业价值的新品种是蔬菜种子企业的重中之重[5]。

1.1 丰富的蔬菜种质资源为育种创新提供了物质基础

蔬菜种质资源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农业科技原始创新和蔬菜育种的物质基础[6]。我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丰富多样，光热资源充足，因此蔬菜种类多样，为我国蔬菜育种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近年来，我国科学家对种质库保存的种质资源进行农艺性状鉴定，并对部分种质资源进行了抗病、抗虫、抗逆和品质特性等鉴定[7-8]，发掘出一批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优异种质，构建了黄瓜、胡萝卜等核心种质[9]，为蔬菜育种奠定了良好种质资源基础。

1.2 蔬菜育种科技创新水平显著提高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细胞工程育种及分子育种技术水平显著提高，我国蔬菜育种技术与时俱进，过去靠育种人员传授经验的育种状态已基本被改变[1,10-11]。近年来，众多科研院校在黄瓜、番茄、白菜等蔬菜基因组学研究利用方面国际领先，攻克了利用多组学技术研究蔬菜复杂性状的重大难题，打通了从基因组到蔬菜新品种的技术通路，引领了国际蔬菜育种新方向，蔬菜育种水平显著提升。例如：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中心开展了大白菜种质资源的收集与评价，建立了以目标性状基因SNP标记前景选择、轮回亲本基因组背景选择为核心的高通量分子育种技术体系，创制了一批聚合多抗、优质、耐抽等基因的优异骨干亲本材料；除此之外，其首创国内前景和背景选择相结合的白菜高通量分子育种平台，将育种周期缩短1/3、检测成本降低50%，引领了国内白菜育种技术的升级[12]。作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第二代测序技术开展蔬菜基因组研究的国家，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和华中农业大学等优势团队相互合作，先后绘制完成了黄瓜、番茄、西瓜、甘蓝等蔬菜作物的全基因组序列图谱和变异图谱[13]，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品种选育方面同样硕果累累，近几年来，我国蔬菜品种登记数量呈井喷式增长，2018年农业农村部公告予以登记的蔬菜类作物品种数量达到5 334个，增幅69.8%；全国申请登记的蔬菜品种数量高达10 955个，占全部登记品种的66.85%。目前，我国每年育成蔬菜品种超过300个，良种覆盖率达90%以上。其中，主产区达95%以上[14]。

1.3 蔬菜种子企业育种实力增强

在我国蔬菜种业领域，种子企业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代理品种企业，另一类是自主育种企业。而品种代理企业只有从代理商转型进入蔬菜种子自主研发领域，才可以走的更为长远。越来越多的蔬菜种子企业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广泛收集蔬菜种质资源，建立蔬菜育种基地和实验室，组建科研育种技术团队，加大蔬菜育种资金投入。以广东和利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先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华南农业大学等多家科研教学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构建了产学研联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育种创新模式，依托国内领先的分子育种技术和品种筛选试验，通过科技创新培育出了健康安全、绿色环保的蔬菜新优品种；在科技研发、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等方面均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广东蔬菜种业第一股。与此同时，2017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制度极大地激发了企业育种的积极性。截至2020年8月5日，3年内登记品种数达到20 545个，其中，蔬菜品种登记数量高达14 180个(图1)；在已经获批的14 180个蔬菜品种中，企业申报比例占79.9%，品种产出数量已经赶超科研院校[15]，成为品种登记的主体。

2 蔬菜商业化育种存在的问题

2.1 科研分工不合理，研究同质化现象严重

我国蔬菜育种研究存在“二八定律”，即80%以上的育种人员和种质资源集中在科研院校；80%以上的蔬菜育成品种源于国有科研院校[16]。在此背景下，科研院校研发新品种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研发新品种进入市场后对民营种子企业造成巨大竞争压力。因此，由于自身研发能力不足导致中小种子企业更愿购买品种权。我国蔬菜育种存在科研人员分散、研究同质化严重等现象。目前蔬菜育种科研力量最为雄厚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拥有百余名科研人员，涉及十余种蔬菜种类，但市级科研单位则会出现科研人员从事多种作物研究的现象，人才分散现象较为突出[17]；从研究作物种类来看，从事辣椒、番茄、茄子和黄瓜育种的科研单位分别为28、27、24和20个，而研究韭菜、菠菜、芹菜、莲藕育种的单位较少，各个科研院校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合作导致育种研究同质化严重[18]。

2.2 企业兼并重组速度加快，但仍呈“散、小、弱”特征

2016年以来，受国家政策和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玉米、水稻等相关企业受到影响，更多的社会资本转向非主要农作物种子企业。从企业数量来看，2019年全国共有种子企业5 808家，较2010年减少2 892家；从企业结构来看，兼并重组后瓜果类企业增长量最高，2018年达到2 940家，较2016年增长110%[14]。大多蔬菜种子企业经营规模有限，类似安徽江淮园艺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蔬菜种子为核心业务的上市企业极少，与综合性大型上市种子企业相比，蔬菜种子企业规模较小。

研发是蔬菜种子企业立足和发展的核心。与国外相比，我国蔬菜种子企业小而散，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研发投入受限、科研能力弱、创新能力不足。我国蔬菜种子企业经过十多年的市场化发展，虽然企业数量较多，但大部分尚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可用于科研主动投入的绝对金额较少[19]。国内种子企业目前行业内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公司超过6 000家，但大多数蔬菜种子企业不具备从事科研活动的条件，具有育繁推一体化实力的公司不足百家，大多数公司通过购买和合作研发获得新品种。以山东潍坊为例，该市全部蔬菜种子企业仅有种子加工设备50 余件套，仅能满足国内种子质量标准，缺少国外先进企业种子分级、色选、健康度检测和除菌消毒等设施，因此，难以研发出高端蔬菜品种，无法在国际高端种子市场形成核心竞争力[20]。在企业规模小、数量众多的现实面前，蔬菜种子行业集中度低成为不争的事实。

2.3 蔬菜种子企业商业化育种科研投入少

根据山东安信种苗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江淮园艺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玉如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美之奥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双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和利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6家新三板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发现，近三年来研发投入占比逐渐升高，已达到甚至超过跨国种业公司10%以上的研发投入占比，但绝对金额均不到千万元，平均研发投入仅为504.74万元，与利马格兰等大型国际蔬菜种子企业上亿元的科研投入仍存在较大差距。财务投资的短期性与商业化育种长周期性特点不相适应，造成社会资本对蔬菜种子企业创新的战略性投资意愿不强，这也给企业的商业化育种创新造成阻力。

2.4 蔬菜种子企业与科研院校协作机制缺乏

科企合作是推动科研机构事业改革、提升蔬菜种子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一些走在行业前列的蔬菜种子企业与科研院校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例如：广东和利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广东省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等多单位共同合作构建了产学研联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育种创新模式；北京华耐种业与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达成战略合作，通过共同努力提升了甘蓝育种水平，扩大了市场占有率；青岛和丰种业有限公司与山东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等紧密合作并建立试验示范基地。上述企业与科研院校的合作为后续推动科企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模式参考。但比起我国蔬菜育种科研院校和种子企业总量而言，科企合作仍处于初步的、小范围的合作，真正联合育成品种并不多。大部分民营蔬菜种子企业育种能力有限，多数仍是通过购买品种权、委托研发和协议约定等方式获得新品种，此种模式下种质资源、育种人才、育种技术及育种设备等要素依旧集中于科研院校，导致蔬菜种子企业自主研发能力较弱，面临的市场风险较大。

2.5 蔬菜种子企业育种材料缺乏且育种设备不足

种质资源在商业化育种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我国蔬菜种质资源大多集中在国家和省级研究机构、高校，导致种子企业较难获取育种所需要的种质资源[20]。开展蔬菜商业化育种通常需要较长周期，且需具备一定数量和类型的原始育种材料，因此，中小企业难以独立开展商业化育种。除缺乏原始育种材料外，大多数国内蔬菜种子企业还缺乏能够长期进行科研育种的基地，而建设生物育种试验室、区域育种试验站及进行品种生态测试都需要大量的试验基地，但是由于土地获取难度较大、成本较高，且需协调各部门关系，导致众多企业科研基地和设备设施建设普遍不足，进而导致企业商业化育种能力提升步伐艰难。

3 我国蔬菜商业化育种发展政策建议

3.1 坚持企业为育种核心，构建全产业链机制

企业是商业化育种的主体，育种创新是蔬菜种子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以往通过购买、租赁、合作等方式获取新品种的方式无法提升蔬菜种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应以商业化育种为核心，完善育繁推一体化，提供满足市场需要的蔬菜优良新品种。科研院校可通过公益性育种措施帮助企业提升育种能力。此外，蔬菜种业的转型升级应着眼于全产业链的经营方式，可根据反向供应链的经营理念，为组织化、规模化生产基地构建专业化的蔬菜种子一体化供应链。完整的蔬菜育种全产业链应当包括“确定目标-品种选育-品种审定-品种测试-品种繁殖-品种推广-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传统的育种机制在育种、制种和推广三大关键节点由不同的主体负责，各环节之间缺乏协调机制，育种效率相对低下。随着商业化育种的不断发展以及为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种子企业应具备“育繁推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即建立自己的育种团队、制种基地和推广体系，同时需要科研院校和政府协同做好衔接，进一步完善蔬菜商业化育种全产业链分工机制(图2)。

图2 蔬菜商业化育种产业链机制

3.2 深化科企合作程度，推动优势资源重组

目前，我国大多蔬菜种子企业的科研能力相对薄弱，可以考虑与科研院校共建研发团队与创新平台，促进种子企业与科研院校间的合作，在确定育种目标后为新品种的研发共同服务，以市场目标为导向，基于创新平台进行资源共享(图3)。

图3 蔬菜商业化育种科企合作研发平台

3.3 蔬菜种子企业应建立科研基地，完善育种设备

建立科研基地是蔬菜种子企业开展商业化育种的必要条件。有条件的蔬菜种子企业应根据自己的育种目标、人才储备及资金预算设立自己的科研育种试验基地，并创建分子育种实验室，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生物育种技术相结合，建立高通量分子标记与单倍体筛选技术平台，提升育种效率；建立主要蔬菜品种高通量资源评价平台，创制出生态适应性强、复合抗病性强且品质优良的育种材料，选育出优质、多抗、适应性广的新品种，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3.4 建立育种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增强企业育种研发能力

一方面我国蔬菜种子企业的科研人员数量相对匮乏，限制了企业科研能力的提升，阻碍了整个行业的进步；另一方面科研院校虽然拥有相对较多的科研人才及科研成果，但很多研发品种不符合市场需求。为改变这种状况，政府、企业及科研机构均应采取有效措施。政府和科研院校应适当调整当前人才考核激励制度，鼓励更多的科研人员流向蔬菜种子企业并建立企业科研人才的评审制度，使企业和科研院校的育种人员基于同一标准在同一层面进行评价，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育种积极性。企业也应建立人才培养制度，对从科研院校流动过来的科研人员进行适当的奖励激励，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3.5 建立种质资源共享及区域合作机制，解决研究同质化问题

除推动蔬菜种子企业成为商业化育种主体外，政府应积极调动蔬菜种质资源拥有单位参与共建种质资源分享与利用平台，鼓励科研机构或院校对种质资源数据库进行改造和开发，加强对蔬菜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发掘和创新。建立区域合作机制，打破人员及地域限制，由蔬菜种子企业牵头，将同一作物分散的科研力量集中起来，形成科研院校以技术或品种权等无形资产作为投入、企业提供资金的方式建立区域产学研合作联盟，共同研发具有市场优势的新品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研究同质化问题，并在不同的地区进行分工，聚焦发展最具有优势的作物育种，例如北京、山东的蔬菜企事业单位可着重发展大白菜育种，湖南的蔬菜企事业单位着重发展辣椒育种等。

3.6 加快蔬菜种子企业兼并重组，注重资源整合

继续落实2011年国务院8号文件精神和2020年1号文件精神，鼓励蔬菜种子企业加强并购，开展联合经营与收购，逐步淘汰小作坊式的落后企业、取缔存在制假售假现象的不法企业。通过并购整合蔬菜种业产业链，扩大企业规模以获取规模经济效益；通过并购科研机构获取优质的种质资源及先进的育种技术。在并购中资企业时要注重资源整合及优势互补，并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管理和运营模式，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在企业的兼并重组中充分关注内部资源的整合。

3.7 构建种子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保障用种安全

与其他行业相比，种业专业性较强，侵权案件的发现具有滞后性，导致市场监管难度大及农民用种存在风险。构建种子质量安全追溯体系，通过网络技术实现农民和监管部门对种子生产各环节信息的查询；同时实现种子企业管理人员对种子育繁推全过程的追溯有利于监管部门快速查处假冒伪劣产品，保障农民用种安全；完善企业内部管理，从而推动蔬菜种子产业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