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江苏省纪委在官网刊文称，纪委系统深挖细查债务背后的贪腐问题，严肃查处了省发改委原副主任祁彪、南通市原副市长陈晓东、南京市浦口区委原书记祁豫玮等典型案件。防范地方政府债务（简称“地方债”）风险是中央部署的一项重点工作。今年以来，贵州、山西等多省纷纷表态，要深挖地方债务风险中潜藏的腐败问题。

“风险释放时腐败链条也被释放”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25.6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余额和城投债余额合计，截至今年10月20日，以地方政府债券形式的显性债务共41.42万亿元。不过业内推测，目前，国内隐性债务规模大概在40万亿元。

此次被江苏纪委点名的三名官员中，祁彪现年59岁，2018年10月任江苏省发改委副主任，2020年11月29日被查。2021年6月8日，双开通报称，祁彪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充当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融资中介，通过虚增中介环节收取中介费的方式，收受巨额财物，推高地方债;伙同其子违规开展融资业务，募集公众资金高息投向地方政府平台，牟取巨额非法利益，增加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等。

涉及地方债腐败问题的官员并非个案。多位受访专家称，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案，是此类案例中最为典型的一个。

《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为了政绩，潘志立罔顾独山县每年财政收入不足10个亿的实际，盲目举债近2亿元打造“天下第一水司楼”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他被免职时，独山县债务高达400多亿元，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潘志立因此被舆论称为“全国最会借钱和最敢花钱的县委书记”。

山东财经大学教授陈华告诉记者，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债务违约爆雷后，在风险释放过程中，以前隐藏的腐败链条也会被释放，导致一些官员被查。他称，地方债中的融资租赁等非标业务，一般都有一定比例的公关费（如业务拓展费、咨询费等），如果通过合法渠道，政府平台公司把这笔费用给提供融资的公司，一定程度上是合法的，如果给了负责签字的有权的个人就会导致腐败等问题。

一位受访的经济学家告诉记者，地方债领域腐败问题往往与工程建设相互交织，而且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比如，一家信托公司为地方政府融资10亿元，期限是3年，给予的市场年化收益率也不高，但这家信托公司往往要求一家关联的工程公司参与到相关项目中来。政府答应这种条件后，就为这家公司量身定做招投标条件，确保该公司拿到项目。“这家信托公司为政府融资挣钱不多，这家工程公司拿到项目后，会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返还给信托公司，在这个融资返费（点）的过程中，有一部分费用可能就到了某位官员个人腰包，从而滋生出比较隐蔽的钱权交易行为。”

有的融资平台沦为“白手套”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温来成称，上世纪80年代，地方政府不允許发债，于是在上海出现国内最早的一批融资平台。目前，数量至少在8000家左右。从2015年开始，国家允许省政府发债，市县政府可以委托省政府发债。按照新《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举债的唯一途径就是发行债券，融资平台融资的钱为企业债，不再视为政府债。

但在实践中，受到经济下行，地方上保增长、保就业等因素影响，这种转型并不顺利，甚至从数量上，很多地方的融资平台还有增无减。“这些平台如果不继续融资，到期的债券可能还不了。他们只得靠借新债还旧债，否则公司破产，就会引起市场震荡”。

长期以来，在政府成立融资平台后，出现的官商不分现象也受到争议。温来成举例称，比如，有的市政府成立的融资平台，往往由分管财经的副市长兼任平台董事长或总经理。这种背景下，也容易出现腐败现象。

“近年来，这种基层领导具有‘双重身份的现象还存在。而且有的街道，每一个新领导上来，都会扶植一两家自己信任的融资平台公司”。

地方债中隐性债务比较严重的主要问题，在于基层融资平台不规范。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甚至成了一些人谋取私利的“白手套”。

陈华认为，多地之所以出现地方债腐败问题，最根本原因还是官员对GDP的盲目崇拜，很多地方还是以GDP论政绩、定升迁;加之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等，这种背景下，不少地方官员便盲目举债搞建设，导致后续产生一系列问题。另外，城建的巨大政绩背后是巨大的利益诱惑。为防范地方债滋生腐败问题，应该严格做到地方官员“终身追责，倒查责任”制度;应该将地方党政一把手和地方债主管领导的政绩考核和职务升迁挂钩，既防范寅吃卯粮现象，又防范新官不理旧账现象。（摘自《中国新闻周刊》总第1025期 周群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