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楠楠

大生产运动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克服经济困难、坚持长期抗战而发起的一场生产自救运动，以丰衣足食为目标，重点发展农业，兼办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共产党在提倡努力增产的同时，也注重开展节约运动。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会上，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动员陕甘宁边区军民共同行动、克服经济困难。李富春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对生产运动的意义、目的、存在的困难、解决困难的方法及具体实施计划进行了详细说明。而后张闻天、王明等依次讲话。会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学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纷纷响应中央号召，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由此正式开始。

大生产运动中，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劳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如毛泽东种地、贺龙开荒、陈云和李富春掘拾马粪、周恩来纺线、林伯渠制定个人生产节约计划等等。这种先锋模范精神，鼓励了一大批民众积极参加生产。正如李富春所言：“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工作人员对广大民眾的模范作用，收到了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的效果。”

大生产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带头开荒种地，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在杨家岭，毛泽东在自己住的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块荒地，种了西红柿、豆角、茄子和他爱吃的辣椒。由于毛泽东种菜的天赋一般，加上又是“夜猫子”，第一年收成并不乐观。第二年，他就虚心向老乡请教经验，一有空就到菜地施肥、浇水、除草，精心管理，后来他种的西红柿又大又好，还经常用自种的蔬菜招待客人。作为中共领导人的毛泽东工作十分繁忙，除了日常开会、接待各界人士，到抗大、红军大学等地作报告外，还撰写理论文章，窑洞的灯光经常亮至黎明时分。但毛泽东一直坚持生产劳动，身边的警卫战士多次提出要帮他种菜，他都不答应，一边赶人还一边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们不要剥夺我劳动的权利。”在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附近有个二流子，天天在远处看毛泽东种地，受其影响，这年轻的后生流泪跑回家，提起锄头就上了山。

毛泽东题写“自己动手”

彭德怀、李富春、陈云、萧劲光、罗瑞卿等领导人也行动起来，纷纷挥掀开荒，开展生产运动。对垦荒最有经验的当属时任西北财经委员会领导的贺龙。为了提高部队垦荒的速度，他把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创造出一种更为科学的耕作方式，同时总结出一套适合开荒的劳动姿势，大大增加耕地面积。为解决肥料问题，中央组织部决定开展收集肥料工作。积肥工作一开始，有些同志嫌肥料脏，不愿挑大粪，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便带头挑大粪，烈日炎炎下俩人有说有笑地工作着。这一场景被正在延安访问的外国记者看到了，他对陈李的行为称赞不已，并决定写出来让大家都知道。不久，《新中华报》的“边区新闻”栏目里就报道到：“日前拾集马粪时，陈李两部长以身作则亲手掘拾，不顾粪秽。此外，科长以下，莫不踊跃参加，积极工作，争取做劳动英雄。”在陈云和李富春模范行动的影响下，中组部收集肥料最早也最多，引发其他各单位、各部门对积肥工作的重视，带动民众积肥热情，为延安地区的春耕播种作了充分准备。

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带头开荒种地

延安枣园的机关和部队，在周恩来和任弼时的亲自领导和参与下，纺线生产也掀起热潮。周恩来一面劳动，一面向纺线技术好的同志请教学习，不断钻研技术。在短短几天里，他不仅熟练地掌握了纺线的整套技巧，还和任弼时一起领导大家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大大提高了纺纱速度和质量。1943年的一天，周恩来和任弼时还参加了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办的纺线比赛，他们动作娴熟，纺出的线又快又多，又细又匀，获得人们的一致好评。比赛结束后，任弼时获纺线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后来，为进一步提高劳动效率，周恩来和任弼时还召集了一些纺线能手，共同研究技术改革。他们运用物理学原理，在车轮和锭子之间安装了一个加速轮，加快了锭子的旋转速度，纺线的数量提高了一倍。不久，这一技术迅速在延安推广开来，大大提高了边区纺线的效率。

1944年春节前，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墙报上张贴了林伯渠的一篇题为《我的生产节约计划》的文章，其内容主要为：“一、从农业生产上，完成细粮二石交粮食局（用变工合作方法）;二、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三、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笔者注：即1944年大年初一）起，戒绝吸外来纸烟;四、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手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给。”后来，林伯渠给党中央汇报边区关于开展生产节约运动的计划时，还附上了自己的节约计划。毛泽东看后大为赞赏，并回信说：“生产节约今年比去年有更好成效，你个人的计划能实行，必有好的影响。我也定了一点计划，准备实行。”李鼎铭也十分赞同林伯渠的生产节约计划，受其影响，他不顾年迈也“准备采用变工的办法种些地”，决定今年的衣服被褥也不要公家供给。大生产运动中，领导干部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劳动，“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各级领导都带头，上至主席、总司令，统统如此，没有什么特殊的”，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极大地提高了群众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有利于激发军民的生产热情。

首先，实行军垦屯田政策。首倡实行军垦屯田政策的是朱德。1940年5月，朱德从华北抗日前线返回延安时，陕甘宁边区经济已陷入困境。他十分重视军队在生产运动中的作用，为了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也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朱德经过认真思考，提出了一个重要主张：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军垦屯田。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曾回忆道：“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导的。他从前线回延安后，非常关心部队的生产，主张以部队强壮众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为了实现这一主张，朱德亲自寻找适合军垦的地点。1941年开春后，他就到南泥湾进行实地勘察，还向当地的一位老农了解情况，对南泥湾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最后决定让王震领导三五九旅开赴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的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

延安機关干部在进行纺线比赛

1943年冬，毛泽东视察南泥湾

“三五九旅是执行朱总司令屯田政策的模范”，上至旅长下至每一位战士、勤务员、炊事员都积极参加劳动，开荒种地，并开展生产竞赛，涌现了无数的劳动英雄。生产运动取得突出成绩，“第一年开荒一万一千多亩，第二年又开荒二万六千多亩，第三年种地十万亩”，不仅实现了完全自给，还上交公粮一万石。南泥湾从当初的荒无人烟变成了如今的“陕北好江南”，创造了军垦屯田的奇迹，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贺龙在号召边区各部队实行“南泥湾政策”（即军垦屯田政策）时讲到：军队有庞大的生产力，是必须而且能够生产自给的。解决了军队的困难，也就解决了根据地困难的主要部分，也就是实际的参加了根据地的建设。我们要响应毛主席及朱总司令的号召，积极参加生产运动，继续发扬八路军的光荣传统——“敌人来了，拿起枪战斗;敌人没来，拿起锄种地”。在党中央号召和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精神的影响下，边区部队掀起了实行屯田政策的热潮，先后出现了槐树庄、金盆湾、大凤川、小凤川、豹子川、清泉镇、郭家湾、田家湾等地的屯垦区，极大程度上解决了边区可耕地少的问题，大大减轻人民负担。

其次，继续开展春耕运动。边区经济建设，关键在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能不能完成任务，全靠春耕运动是不是普遍深入的发动起来”。大生产运动一开始，李富春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就对当年的春耕工作做了具体部署，要求“动员全边区两百万民众参加春耕”。党员干部是春耕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员干部要通过广泛宣传来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春耕、“普遍改进农作法”、发扬“民主主义的工作作风”、建立“自上而下的工作检查制度”，以此激发群众的生产热忱。春耕工作是促进农业生产的关键一环，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各抗日根据地、各行政机关单位先后发布关于春耕运动的重要指示，纷纷动员民众进行春耕，制定经济计划。

开展春耕运动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而“发展农业生产的中心关键是组织劳动力，而组织劳动力的首要工作和最有效的办法又是组织农民的劳动互助”。通过劳动互助，激发群众普遍生产的积极性，以吸引更多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实现粮食增产。在边区农村中，历来就存在多种形式的劳动互助，而“变工”和“扎工”是流行较广的方式。194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对延安县的劳动经验进行总结和表扬，澄清了以往认为农民自发组织的变工、扎工在调剂劳动力方面不行的错误认识，结合边区实际，提倡各县普遍实行“变工”“扎工”的劳动互助形式。1943年10月，毛泽东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中着重讲了组织劳动力的问题：“边区今年来了一个革命，全区三十五万个全劳动力，经常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变工队、扎工队中的有三万余人，即占全劳动力总数的十分之一”。同时向全边区推广延安县的劳动经验，“边区绝大多数的县，应向延安县看齐，要将劳动力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形式中”。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大量劳动力参加了各种劳动互助组织。据不完全统计，在1943年陕甘宁边区春耕期间有10%—15%、夏耘期间有40%左右、秋收期间有30%左右的劳动力参加了劳动互助组织，如果再去掉一些不起作用的互助组织，那么保守估计约有25%的劳动力参加了劳动互助组织。虽然人数仅占总数的1/4，但值得注意的是，原有的民间劳动互助的特点就是数量微少，规模狭小，如今已经有约1/4的劳动力参与到劳动互助中，可以说在整个农村经济中已占有相当比重了。

延安农民变工队在进行生产互助

最后，提倡厉行节约。大生产运动时期，为了克服经济困难，中国共产党在提倡增产的同时，也提出了节约的要求。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了节约的重要性：“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从而增加生产收入，减轻人民负担。1943年2月2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简政实施纲要”，明确指出，为渡过当前的物质困难，我们必须厉行节约。除了保证正常供给外，其他消费概须节省，提倡“勤俭朴素，避免铺张浪费”，要“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党员干部不仅要“爱惜民力，节制动员，不浪费一个民力，一匹民畜”，还要坚持“廉洁节约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

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边区各系统、机关、单位纷纷制定出生产节约计划，进一步推动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发展。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积极垦荒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节约经验：为节约粮食，他们创造了吃豆杂杂饭、吃饸饹饭、吃合饭;为节约被服，他们从民谚“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中汲取经验，从实际出发，不断改进供给办法。此外，各革命根据地也纷纷响应号召，将节约储备、反对贪污浪费、备战备荒等作为财政工作方针，相继发布关于开展厉行节约的规定，1944年1月9日，淮北区党委作出《关于开展节约运动，反对贪污浪费的决定》;1945年5月2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关于防旱备荒的训令》;1947年12月28日，山东省政府发布《关于为减轻人民负担节约备荒的八项禁令》等等。通过提倡厉行节约，党政军民学充分发挥创造力，以实际行动践行节约，积累了大量节约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负担，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展，为坚持长期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生产运动中，军民始终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参加生产运动，涌现出一批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党非常重视英雄模范在生产运动中发挥的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通过深入调查、民众选举等方式发现英雄模范，并对在生产运动中取得突出成绩的民众予以表彰和奖励，树立并推广典型，鼓励群众争做劳动英雄，以激发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大生产运动开始不久，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便发布政府命令，颁布《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和《督促民众生产运动奖励条例》。其中第一项条例是就生产者而言，“凡属陕甘宁边区人民对于生产运动具有特殊成绩者”均照此条例予以奖励;第二项条例是对“各级政府、民众团体和其他参加领导民众生产运动之机关及其负责人”来说，“对于督促民众生产运动获有特殊成绩者”均依照本条例奖励。几天后，边区政府又发布一条政府令，公布《机关、部队、学校人员生产运动奖励条例》，规定指出：凡参加生产运动之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之生产单位，具有超过任务百分之五或个人对生产运动具有特殊成绩者，均依照此条例奖励之。这三项条例几乎涵盖了陕甘宁边区所有能促进生产运动发展的组织与人员，既包括参加生产运动的党政军民学人员，又包含督促民众生产运动的机关及负责人。

奖励条例为边区政府表彰英雄模范提供了参考标准，一定程度上也为参加生产运动的民众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有利于激发民众生产的积极性。为了将积极生产的劳动模范选拔出来，1943年10月14日的《解放日报》刊发《劳动英雄与模范生产工作者及其代表选举办法》，对评选标准进行了详细规定。但此时各级政府更多采用自上而下的办法推选劳动模范。随着自上而下推选办法弊端的日益显露，陕甘宁边区政府意识到其严重脱离了群众路线。1944年，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选拔改为自下而上的选举产生。边区政府强调群众运动的重要性：选举劳动英雄，必须成为真正的群众运动，“因为只有群众有意识地选举出来的、为大家所公认的劳动英雄，才能起推进工作的作用，才能解决群众的问题”。9月4日，《解放日报》以头版头条刊载《边区政府关于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选举与奖励办法的决定》，对选举标准进行详细规定。其中评选劳动英雄的标准为：积极从事建设事业之一，成效卓著，或有新的创造者;在建设事业中，能推动帮助别人并有成绩者;遵守政策法令，拥护政府军队，团结群众热爱边区足称模范者。依照规定，劳动英雄应“经过认真的无记名投票的民主选举”产生。倘若发现已当选的劳动英雄“其行为与工作不足表率”时，群众有权要求各级政府及主管机关撤销之。

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发展，劳动英雄不断涌现，如在农业生产中发现了吴满有，工厂中发现了赵占魁，军队中发现了李拉，机关中发现了黄立德，合作社中发现了刘建章等等，政府将他们作为典型，在群众中不断宣传推广，并开展学习吴满有、赵占魁运动。考察《解放日报》的文章主题，宣传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事迹的还有很多，其目的就是让群众感受身边榜样的力量，学习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

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及劳动英雄与模范生产工作者大会会场

发现劳动英雄后，我们不仅要宣传其先进事迹，还应对其进行表彰与奖励，表彰劳动英雄也是树立和推广典型的一种重要方式。194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西北局为“提高干部对于经建工作的认识，鼓励干部勠力工作”，对近年来领导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绩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延安县委县政府及延安县南区合作社3个单位和领导干部王震、习仲勋等22名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随后，《解放日报》发表《向领导经济建设受奖同志学习》的社论，号召所有参加根据地建设的同志们学习他们“不保守，不空谈，有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习他们“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而毫无官僚主义的习气”;学习他们“艰苦卓绝，对党对事业抱有无限的忠心”。此外，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多次召开表彰劳动模范者大会，如1943年3月4日举行的延安生产总动员大会上，黄立德、赵占魁等66位优秀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受到奖励;同年11月1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大会评选出乙等以上劳动英雄67人，鼓励全边区党政军民学响应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向劳动英雄看齐;1944年12月2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又召开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即边区群英会，会上共评选出特等劳动英雄74名，甲等劳动英雄200名，乙等劳动英雄189名，大会给463名英雄模范和5个先进集体颁发了奖金、奖状和奖旗。

除了表彰劳动模范，党还依据自愿的原则，用订立计划、发动劳动竞赛（个人与个人，集体与集体两种形式）、互相检查、按期总结等办法，去推广典型，改进生产工作。翻检这一时期的《解放日报》，可以看到生产者之间发起劳动竞赛，如杨朝臣向吴满有发起挑战、吴满有向南泥湾驻军部队提议生产比赛、赵占魁向各工厂工友发出友谊竞赛等。党通过树立典型，鼓励广大群众向劳动模范学习，互相挑战，激发广大群众的生产热忱，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推动大生产运动的发展。

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群众积极生产，号召军民努力增产节约，以表彰奖励的方式推广生产经验，进而调动起民众的生产热情，激发社会活力。毛泽东曾言：经过大生产运动，边区“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和很大的进步，边区的面目为之一新”。通过大生产运动，各部队、机关、学校基本实现生产自给，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极大改善了军民生活，促进了边区经济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

（责任编辑 张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