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九 发

(江西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提升工农群众生活水平以及实现中央苏区社会经济全面振兴的历史任务。中央苏区时期的这一历史重任包含着实现苏区社会的现代化和集聚革命战争资源的双重任务。毛泽东根据赣南闽西地区农业发展、工业建设和商贸交流的实际情况以及自身长期领导军事工作的经历，认识到革命战争输赢的根本在于群众。因此，他提出关心群众生活这一重要论断，并在实践中有力地解决了中央苏区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的“矛盾”。毛泽东认为，关心群众生活首要的是不能忽视群众的切身利益，其次要解决群众日常生活的困难问题，再次要变革生产资料，解决束缚群众发展的问题[1]136-137。研究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的重要论述及其在中央苏区的实践，对于中国共产党当前正确处理党与群众的关系以及基本实现2035年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毛泽东提出关心群众生活重要论述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提出关心群众生活的重要论述，离不开他在田间进行农业耕作的感性实践[2]。同时，也是基于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现实需要和实现提升苏区群众生活水平的根本目的。

(一)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现实需要

赣南闽西苏区建立后，处于连年的反“围剿”战争之中。战争使中央苏区的人力、物资和经济等资源日益匮乏。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中央苏区的农村出现了劳动力匮乏的境况。自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央苏区扩红的总人数高达112 105人，平均每月扩红人数是9 342人[3]。青壮年离开农村参军后，留在根据地后方的大多是老弱病残和红军家属，仅兴国一县的红军家属就高达61 670人[4]。老弱病残和红军家属等属于弱劳动力，降低了中央苏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使中央苏区物资资源陷入匮乏的窘境。中央苏区物资匮乏，既因为资源内生瓶颈的制约，也源于战争的消耗。当年在中央苏区生活的革命者都能栩栩如生地回忆起物资稀缺的困窘局面：“个个都像叫花子一样。”[5]莫文骅的回忆至为生动：“有一天，我师一位团长对他的小勤务员发火，勤务员不高兴地说：‘你再发火，我明天不给你手巾洗脸！’原来这位团长很久没洗脸巾了，常借用勤务员的洗脸巾。”[6]红军的生活物资已经匮乏到如此地步，可想而知群众的艰难处境。革命战争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动摇了新生苏维埃的群众基础。

就群众日常生活的最基本需要而言，粮食和食盐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当然，正常年份下赣南的粮食可以出超，闽西基本可以维持平衡。因此，食盐成为中央苏区群众日常生活的首要问题。食盐短缺源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全面封锁。在组织层面，把江西划分为8个封锁区，每区设立监察官且由最高军事长官担任，另外还配以政工干部巡查。在具体实施方面，对中央苏区群众所需的必需品如食盐，实行官督商办、凭证购买，并且规定每位民众每日购买的额度。更为严厉的是，偷运封锁物资进入中央苏区，较少的则没收、罚款，较多的则判刑甚至被判处死刑。在严密的封锁下，只有少量的食盐物资输入中央苏区。米夫对此也无不悲观地说：“极少的工业品带到苏区来，即使运来一些也不能满足苏区居民的需求。”[7]在此背景下，群众日常必须的食盐等物资极度紧张，而且价格昂贵。相对而言，农业生产品如粮食、豆子的价格则暴跌，极大地影响了工农群众的情绪，动摇了群众对新生苏维埃的信仰。

为此，毛泽东要求苏维埃的工作是讨论和解决群众的日常生活问题。如农业生产中“犁田、插秧是否完成”农作物“是否种杂粮蔬菜、是否施肥”“是否开荒等”[8]352。他还认为，苏维埃有能力在社会救济方面发挥传统社会无可比拟的作用。他描述了苏维埃互济委员会的救济活动，给一户失火群众捐了六串多钱，仅在一个夏季给饿饭群众发了三至四次的米，每次每人可以领一至三升[8]311。苏维埃的这些救济活动，尽管在当下看来比较琐碎和微不足道，但对处于极度困难状态的群众，意义却非同一般，有助于增强群众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信任。也正是苏维埃在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的每一个困难问题，才获得了群众内心由衷的称赞，为巩固新生苏维埃提供了根基。“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政府爱惜我们”[9]234。

(二)提升群众生活水平的根本目的

畸形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和不合理的金融制度，导致苏区群众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生活状态。毛泽东关于赣南地区的农村调查，展现了农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遭受巨额地租和“吃人”的高利贷的情况。寻乌不到4%的地主占有土地30%[9]68；地主向农民劳动群众收取地租，刚收的稻子都用来交租，导致40%的劳动群众“禾头根下毛饭吃”[9]94；此外，劳动群众向地主富农借钱利、谷利等高利贷，形成了“吃人的社会关系”[9]107。除了毛泽东深入群众中的调查外，关于江西和福建工农群众遭受高利贷剥削的情况，还有来自多方面的佐证材料。超过一半的农民靠借贷来维持日常生活，“赣闽边区农村现金借贷年利多在20%～30%”[10]。借谷的年利则高得离谱，1933年底的调查表明：“江西借谷的平均月利是6.34%，一年后归还要达到173.68%。”[11]

畸重的税收负担，加深了群众困窘的生活状态。国民党主政江西后，虽然规定了较低的正税，但是地方政府的各种捐税、摊派、附费等，远远超过正税。朱怀冰报告称，“通县收入正杂赋税33万元，地方赋税19万元，通县的总人口为48万，平均每人每年还要在正税外多交1.5元”[12]。至为关键的是，这还是地方政府公开透明的征收,实际上还有不少假借筹措地方经费，胡乱摊派但无从调查。蒋介石面对此种情况也不得不训饬江西等省主席，“各省征收田赋附加一项，……不遵财部规定标准，各自呈准本省财厅，任意加征，甚或由县擅自私加”[13]。群众要承受赋税不公强加给他们的重重负担，生活进一步恶化。处于层层负担下的群众，就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废除苛捐杂税和一切高利贷后，工农劳动群众“大都望红军到来”[14]。

除了各种负担带来的沉重生活压力外，生产力落后导致收入低下也成为压垮工农群众的一块巨石。据1932年江西省的统计，每亩田产谷1.5担至2担，市场价为4元至5元；劳动力成本即耕种的工价为1.2至1.3元，收割工价为7角至1元；生产资料的成本包括种子约2角至3角，肥料大约为5角，租用耕牛花费2角至3角；田赋及捐税约3角至5角，各项总开支最低为3.1元，农民收割完后基本所剩无几[15]。革命前群众处于经济负增长状态，革命后生产力并未明显提升。因此，毛泽东提出关心群众生活重要论述的根本目的是提升群众的生活水平。毛泽东以长冈、才溪乡关心群众的实际生活为例，指出关心群众生活能够改善群众生活，长冈群众“油有多余”，吃肉“增长了一倍以上”，且鸡鸭不对外售卖，“自己吃”[9]220-221。才溪群众能够吃饱饭，油充足且吃肉消费二大洋[9]234。

二 毛泽东关于关心群众生活重要论述的具体实践

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是取得战争的胜利来巩固全国性苏维埃政权，由此党内产生谈经济建设为“右倾”的观点。毛泽东从战争前线回到后方负责中央苏区各项建设的工作后，进一步体会到赣南闽西地区农业、工业、交通、文化等全面落后的现实状况。为了在中央苏区实现社会经济振兴的战略目的，他在中央苏区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一)发展生产合作社，提高群众收入

早在湖南农民运动期间，毛泽东曾依靠合作社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成为农民群众消灭剥削的重要经济组织[1]40。在中央苏区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他强调合作社的目的是在经济战线上将群众组织起来，凸显合作社的集体经济性质，从而提高群众收入。

毛泽东认为，农业生产的完成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其产出的必要条件包括劳动力、肥料和种子，辅助的因素包括耕牛、耕具、水利和天气。但是，处于战争形势下的中央苏区，必须把大量的青壮年送赴前线，导致留在后方参加农业生产的壮年劳动力比较匮乏。毛泽东指出，“必须用力领导农民求得解决”，并且认为解决春耕夏耕中劳动力缺乏的必要方法是组织“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1]131-132。毛泽东以劳动互助社为典型进行了大力倡导和推广，使耕田队、劳动互助社和生产工具等劳动互助合作社迅速地在农业生产中组织和发展起来。耕田队以乡为单位，全乡为一大队，设立大队长，其下成立分队，设立分队长，同时在分队下成立小组，并设立小组长组织组员耕田[16]。由于革命初期不少地主富农将耕牛贩卖、宰杀，致中央苏区耕牛数量锐减，“无牛的群众平均要占百分之二十五”，毛泽东认为组织群众出纳资金合股买牛是解决中央苏区群众耕牛缺乏的有效办法[9]227。此外，还组织农具和石灰合作社等，解决农业生产中辅助工具缺乏和虫害肆虐的问题。在毛泽东的关注和各级苏维埃干部强有力的领导下，合作社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体系，极大地缓解了根据地劳动力和耕牛缺乏的问题，提高了农业亩产量增加了群众的收入。陆定一对发展合作社改善农民生活的意义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谷米增收一成，杂粮增收二成，有的县增加三成至四成”[17]。

毛泽东认为，中央苏区工业发展的路径是组织建立合作社，满足广大工农群众对工业品的需求，增加群众的经济收入。毛泽东指出，恢复和发展中央苏区工业的基础是组织“烟、纸、樟脑”等手工业合作社，实现群众“自己织布、自己制药和自己制糖”[1]132。通过组织工业生产合作社，一方面可以解决工业生产所需资金缺乏和个体农民由于资金分散难以有效投资的矛盾，另一方面还可以解决中央苏区生产技术人才缺乏的问题。另外，通过合作化的规模生产，可以改变中央苏区散漫的手工业现状，适应精密化生产的现代工业发展要求。毛泽东十分赞赏合作社的组织和推动作用，认为合作社“将成为苏区经济发展的枢纽”[18]328。这样，中央苏区的合作社为群众增加经济收入和解决群众的亟需物资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平台。群众日常生活问题的解决和收入的增加，反过来又巩固了中央苏区的合作化运动，从而开启了中央苏区新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之路，推进了整个中央苏区农业和工业的振兴。

(二)开展反剥削的商业斗争，保障群众的物质利益

中共中央循着建立正规的制度体系和长期化发展苏区的思路，较多地强调苏区经济的活力，“鼓励私人资本自由投资经营工商业”[19]。同时，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经济和打破经济封锁，充裕中央苏区群众的经济实力，实行奖励私人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是，在当时战争的持续破坏和敌人的经济封锁下，极易形成工农产品“剪刀差”现象和商业资本对群众的极端剥削。

毛泽东在调查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洋货即工业产品对闽西群众剥削严重，给农民群众造成了沉重的生活压力。经过毛泽东的建议和代表的充分调查研究，农民群众受商业资本“很大的剥削”[20]写进了决议。实际上，闽西特委在1929年初已经意识到了工业品对群众的剥削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方法。闽西特委认为，创办群众自己生产手工业产品的合作社，集中群众的资金组织消费合作社。同时还要创办信用合作社，更好地“集中、贮藏农村的资本”来收集农产品和消费品，有效地解决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现象[18]542。在闽西特委的指示下，上杭才溪区创办了消费合作社，商品以成本价售卖给社员，受到了才溪区群众的欢迎。此后，赣西南地区也提出要“办理合作社”来解决“剪刀差”的问题[21]100。毛泽东在总结各地经济战线斗争经验的基础上，认为“消费合作社第一好”[8]334。并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签署了第14号训令，要求拨出专门款项来“帮助消费合作社的发展”，收购必需工业品以成本价向群众出售，以此“抵制商人的操纵”[22]134。消费合作社除了向群众供给必须的日用品外，还承担了将中央苏区的农产品统一收购、整批出售的职能。这大大减少了资本在商品流通中对群众的剥削，尤其是高利润的剥削，极大地减轻了群众购买中央苏区紧缺物资的成本，甚至社员还能分得一部分红利，不少群众表示“宁愿卖了自己的衫衣来加入”[23]。

建立粮食合作社，保障群众端稳饭碗。商业资本对群众的剥削还表现在农产品收割季节低价买入农产品，青黄不接时高价卖出，赚取高额的差价，使中央苏区农民群众苦不堪言。群众的手工业产品只限于中央苏区的市场，促使群众的副业收入大大下降，只能依靠农田的收入即售卖收割的粮食。群众在水稻收割的时节向市场售卖，换取资金购买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商业资本压低粮食的价格，“万泰等县粮食的价格跌到六七毛钱(每担)以下，青黄不接时米价比收获时贵两三倍”[24]。米价和谷价的低贱，必然挫伤群众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导致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下降，甚至出现农田荒废。毛泽东要求各级苏维埃动员群众创办“粮食合作社，调节粮食价格”，在夏收和秋收的季节集中资金，“高价(比市价高三分之一)向贫农收买干谷”[25]。他还进一步指出，群众所需稻谷在“青黄不接之时则低价出粜”[24]。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属于群众的粮食合作社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万泰县建立了52个，博生县56个”[22]156。粮食合作社解决了群众粮食缺乏的困难，消灭了资本依靠粮价和农产品价格对群众的剥削，改善了工农的生活。创办粮食合作社以开展粮食战线的经济斗争，有利于实现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互相补给、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可见，毛泽东关于粮食在工农业发展中作用的认识是极富远见的，也符合现代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

(三)建立新的金融制度，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毛泽东认为，废除封建性的债务剥削，是革命实践中关心群众生活的直接体现。关于废除群众的债务问题，毛泽东在1929年7月20日召开的“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债务具有阶级性，必须废除高利贷以及工农群众与地主土豪之间的债务关系，但是工农群众之间产生的债务和工农群众与商业店主之间产生的债务则继续保留[18]370-371。此后，毛泽东于1930年2月7日在吉安县陂头村主持召开了“二七陂头会议”，再次重申了依据阶级原则区分债务的政策。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指出，富农放债尤为恶劣，多是“五利”，甚至还有的是“见月还利百分之十”，所以“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9]88-89。所以，毛泽东认为工农群众与富农之间产生的债务关系必须要废除。随后，毛泽东于1930年6月11日在福建长汀主持召开了“南阳会议”，正式以会议决议的形式通过了废除一切债务的政策，尤其是要废除群众与富农产生的债务关系。

当然，革命后推行“一概废债”的政策，也给根据地的群众带来告贷无门、缺乏资金周转的现实困难。对此，毛泽东提出必须摧毁旧的金融体系，建立以工农群众为中心和服务于工农群众的新金融制度。对于毛泽东的指示，闽西特委提出了明细的执行办法，要求县级苏维埃政府开办农民银行，区政府设立贫苦农民的借贷所，乡则组织信用合作社。从此，中央苏区开始了新金融体系的建设。毛泽东在“二七陂头会议”中指出，信用合作社的目的是“领导群众与投机商人作斗争”[18]342。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赣西南特委在东固银行原有人员、组织结构和基本资金的基础上，扩充为赣西南银行。并建立了全面覆盖赣西南县区乡的银行体系，“每县每区每乡都有信用合作社、贫民银行、借贷所”[21]86。新的银行体系向工农群众发放生产性贷款，《借贷暂行条例》第3条规定，“苏区中借贷利率，二高者短期每月不得超过一分厘，长期周年不得超过一分，最短期利息以期终付给，长期利息每周年付给一次，或分季分给，一切利息都不得利上加利”[26]。然而，闽西工农群众仍然认为借贷利息过高，因此闽西苏维埃规定工农银行“放款月利为百分之零点六”[27]。

服务于群众的银行建立后，集中了群众的剩余资金，激活了中央苏区的金融流通市场，基本解决了贫苦农民资金需求的问题。因此，“银行在群众中的信仰很深厚”[28]。新金融体系的建立，也是领导群众开展金融战线斗争的重要经济组织，扫灭了私人资本剥削群众的金融根基。可以说，新金融体系的建立，从制度上调动和激发了群众改善生活的积极性，同时也充分保障了群众的实际利益[29]。

(四)开办专业技术学校，提高群众获得可持续收入的能力

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央苏区迫切需要建立优良种子和耕植技术的“农事试验场”，组织农业专业人才成立“农业研究学校”，集中优产的农产品设立“农产品展览所”[18]326。通过设立专门的农事研究会和开办农事试验场来总结中央苏区地方农业生产的经验，快速有效地推进农业种植的优良方法，既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农田的亩产量，也实现了中央苏区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是一条有效的良性循环道路。同时，为了更好地推进和推广科学的农业种植技术，设立中央农业学校，定期和临时向群众报告“农事试验场和农产品展览所试验和研究的结果，纠正群众对于农作上方法上的错误，搜集优良的种子并发动群众育种，传授农作物的病害、虫害的预防法和消灭法，制作农作物耕种与收获的简明日历，广泛地进行一般农业技术的传播”[30]。为了响应和落实毛泽东建立农业试验场的号召，中央苏区各级政府都创办了“农业试验场”，并且“已初具规模”[22]178。中央苏区农业生产的实践表明，设立农产品展览所推广了农业种植的优质品种，成立农事试验场培育了新的耕作技术和优良的种子，创立农业研究学校培养了具有现代农业知识的技术人才，整体又系统地推进了中央苏区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品种的现代化。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央苏区成立了业余补习学校，主要向群众教授生产技术，既包括向工农群众传授民间传统的手工艺术，也向工农群众传授工业技术。业余补习学校的目的是加快工人工业技术上的进步，形式是开办工人生产技术课，地址是在企业工厂或者是城市圩场，招收的对象是工人学徒、工作人员以及工人家属，教员来源于国家经济机关和职工会，技术课的教材由相应企业的工会制定[31]。业余补习学校提高了群众的生产技术水平，也为中央苏区推行群众参与企业管理的制度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掌握生产技术的群众，普遍参与了中央苏区社会生产计划的制定和企业的技术研究会。这一制度为新中国建立后，推广和运用“鞍钢宪法”提供了实践基础，也为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文化基因。

三 毛泽东关于关心群众生活重要论述及实践的当代启示

自1934年毛泽东提出关心群众生活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执政实践已经80多年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当时，受国内政治状况、总体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内外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群众自身科学文化素质等条件的限制，中央苏区时期群众生活的根本改善尚缺乏足够的经济基础和发达生产力水平的条件，群众物资利益的保障和美好生活的实现并不十分理想。当今正处于新时代，依靠相对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经济条件，依据较好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指引，科学评价和充分吸收毛泽东关于关心群众生活论述的精髓，对于推进我国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毛泽东提出关心群众生活重要论述的价值意蕴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和群众相结合才能迸发强劲生命力的理论执念，坚持人民立场，深入工人和农民群众之中，解决群众实际生活中的疾苦，铸就了党和群众同为一体的“鱼水”关系，铸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指出：“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32]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33]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坚定地指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34]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既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关心群众生活重要论述的核心意蕴，又对其进行了发展和创新。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彰显人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突出人民至上的执政思想。人民至上，是关于人民主体地位、党对人民的情感和态度的集中概括。它不仅表明人民是新时代的主体，而且还是至高无上的主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考虑的第一因素始终是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来为人民造福。新时代为人民谋福祉的切入点不仅仅是了解群众的实际疾苦和解决群众面临的困难问题，而且必须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工作的最高目标。因此，习近平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35]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实现2035年目标的关键之年，这两个任务的践行既体现了毛泽东关于关心群众生活重要论述的人民主体地位的指向，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谋划新时代发展的实践要求。

(二)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934年，毛泽东主要从支持和赢得革命战争的视角来思考党内、苏维埃政府如何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后来逐步从群众利益的获得、维护和巩固的角度来思考如何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并进而向全党和全体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提出关心群众生活的重要论述。这一重要论述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关心群众生活只是单纯地解决群众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以及维护和巩固群众的当前利益，应该透过表象看到这一重要论述的本质。毛泽东提出该重要论述是期待通过关心群众生活赢得革命战争胜利，巩固中央苏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项成果，提升工农群众的获得感。当然，毛泽东认为提升工农群众的获得感既要通过发展合作社和开展反剥削的商业斗争来实现群众的当前利益，也要通过建立新金融制度和提升劳动能力来实现群众的长远利益。

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于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跨入了新的阶段，不再仅仅注重外在的物质需求，也积极关注自身内在的心理、精神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此外，满足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下，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是回答中央苏区时期的“有无”“够还是不够”等问题，而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优劣”“好还是不好”等问题。正如习近平所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带老百姓奔好日子”[36]432。为此，要大力推动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的物质获得感。同时，还要以人民为中心谋划高质量的文化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的文化获得感。如同中央苏区时期突出群众的利益来变革制度，以此满足群众的获得感，新时代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同样要依靠制度的变革。在健全各方面制度的基础上，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习近平指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37]

(三)发挥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力

毛泽东认为，关心群众生活来提高群众的收入，不仅是通过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制度，而且还要发挥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力。因此，他把工农群众组建合作社的首创经验、工农群众农业生产的创造力向全国苏区推广。同时还创办业余补习学校，全面地提升工农群众的劳动创造力。进入伟大的新时代，我国人民群众仍然面临着实现美好生活的艰巨任务。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满足，不仅要依靠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高质量的发展和制度的创新，而且归根结底要发挥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力。

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伟大成就的取得，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其既是获得感的源泉，也是幸福感的源泉[36]46。没有艰辛的劳动付出，就不会有成果的收获。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是坐在家里等来的，也不是靠政府提供来的，更不是伸手向社会要来的。因此，要破除“不劳而获”的幻想。事实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劳动不仅能使劳动者充分享受获得感，而且还能在劳动的过程和结果中获得幸福感、安全感。马克思认为，通向自由之路的活动恰恰是劳动[38]。劳动的真谛在于劳动者可以通过劳动产生身心愉悦的感觉，给劳动者带来幸福感。当然，在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及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不仅需要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诚实劳动”，而且更需要发挥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力，开展“创造性劳动”[36]44。

可以说，毛泽东关于关心群众生活的重要论述对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以及增进新时代党在各方面建设中的统领地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国正处在实现2035年目标的开始阶段，人民群众无论在收入、住房和生活环境等方面，还是在受教育程度、稳健的社会保障和优良的医疗卫生等方面，与幸福生活的目标仍有较大的距离，当下和未来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而实现群众的美好生活愿望是完成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标尺。因此，毛泽东关于关心群众生活的重要论述在新时代仍然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