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敦交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为广东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机遇，同时，也为高职教育的国际化提供了新的挑战。近几年来，广东高职的国际化无论从总量还是体量方面都呈现出跨越式发展，国际化能力大幅提升，国际合作日益增强，赴境外参加交流活动的师生比、校企合作、境（内）外专业和课程的开发、海外办学项目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均取得较大的进展，但与其作为经济大省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南大门”的地位相比，其国际化的广度、深度及路径有待提升。本文基于广东省2019-2021年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报的研究，探讨后疫情时代和“一带一路”背景下广东高职院校的国际化能力的提升策略。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际化能力，广东高职

2013年10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国会，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由此，“一带一路”的概念被人们所熟悉。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已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关键词之一，呈现多级化发展的态势。2012年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国家、省级、校级职业教育质量年报制度，全面而客观地评价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其中国际化部分采集了2019-2021年的国际化重要数据和案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基于近三年来广东高职教育质量年报的研究，从国际化定义、现状分析入手探讨国际化能力提升策略。

一、高职教育国际化定义

当前，国内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研究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研究有着不同的理论视角或政策视角，研究内容和方法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构建模型法等多种方法来展开研究，涉及了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区域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外都有针对某一区域进行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国外区域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以欧洲博洛尼亚进程为典范，对世界各地的区域高等教育研究有许多启迪意义。国内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地区分布广泛，涉及了上江苏、山东、重庆、云南、宁波等许多省市，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研究结果来看，上海、江苏等较为发达的地区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较高，而云南等西部地区国际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广东是我国经济发达的区域之一，但目前学术界关于广东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研究非常少，文獻资料也较为陈旧，鲜有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来研究广东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大部分研究主要是围绕本科及以上层次院校的国际化展开。诚然，国内有部分学者针对广东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特点、现状和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如2006年王璐通过对比其他省市或地区，在师资短期交流、国际合作办学及信息成果交流方面，留学生招生方等方面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国际化，采用了较为详实的数据资料，概括分析了广东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特点及优势，同时也指出了广东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不足，但此研究时间跨度太大，已不能完全适应“一带一路”背景广东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现状。还有学者基于自己学校的实践开展国际化的研究，如：2021年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倪士光在《深圳特区报》发表了有关深圳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能力提升探索等，这些研究都从比较大而全的方面论述了广东高等教育国际化，而研究都偏本科层次、“双一流”高校的国际化，可借鉴的地方不多。在高职教育国际化这一块，只有少数几位学者从自己学校国际化程度出发进行了相对应的研究，如：2015年候松、宋卉以广东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探讨高职院校教育国际化的实施策略与路径。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主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在全球化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教育国际化发展视角来看，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以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为主体，立足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获取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资源，并在符合自身国家的法律法规国情政策的前提下，实现教育的合作模式，促进教育资源、教育模式、教育方法的交换，以新的教育资源、教育模式、教育方法为基点实现自身教育的创新，使各国本土教育向国际化迈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其驱动因素包含多个层面，有政治、文化、学术以及经济、教育因素，尤其经济发展是其主动因。可以总结为经济发展带动教育，而教育也同时助力于经济发展，在两者相互促进与融合下，实现本土社会经济教育的共同发展趋势，从而增强国家综合国力。

高职教育的属性、使命和生存需求决定了国际化的未来重要发展方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培养跨国企业所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其职业输出和职业教育为导向的特点决定它与其他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定位有所差异。一直以来，也无明确的定义来阐释高职教育国际化。笔者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认为所谓高职教育国际化是指：各院校主要围绕高职院校功能的建设和能力提升，通过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和成熟的教育管理制度与模式，不断增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学术话语权，推动高等职业教育成为国际高等教育体系的深参与者和国际高等职业教育规则的重要制定者和国际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先进理念引导者。

二、广东省高职教育国际化现状分析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迄今为止已经发展为世界人口规模最大的互利共赢经济命运共同体，有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其核心内容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其国际合作主要涵盖：基础设施、信息通讯、金融服务、环保生态、文化教育、能源开采、贸易、医疗与公共卫生、旅游、科技等十大板块的国际交流与服务。

截止2020年底，广东共有独立设置高职院校87所，其中，14所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单位，数量位列全国第三;11所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数量位列全国第三;14所国家优质高职院校，数量位列全国第二。公办高职：62所;民办高职：25所。全日制在校生规模为117.8万人。较2019年的89.4万人（不含2019年扩招2020年春季入学学生），增加28.4万人，增幅31.8%，高等职业教育办学规模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20年，高职招生53.3万人，扩招18万人，完成扩招任务的2倍，其中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高素质农民录取数占2020年扩招专项录取数的58.4%。广东高职院校以综合性高职院校和理工类高职院校为主体，呈多元并存发展的格局，其中综合类高职院校占49%、理工类高职院校占24%。从专业布局看，理工类专业在校生规模占43.97%，呈逐年增长态势，其中电子信息大类，占17.86%。在国际交流方面，2020年国（境）外人员培训量388653人次，专任教师赴国（境）外指导和开展培训时间17344人次，开发并被国（境）外采用的专业教学标准数72个，开发并被国（境）外采用的课程标准数259项，国（境）外办学点数量17个，国（境）外技能大赛获奖数量147项。

综上所述，广东具有丰富的本土教育资源和优越的国际化地理位置，作为经济体量大省和对外开放的窗口，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广东高职院校已经大力开展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虽然已经涉及了多个领域，但其优势地位和国际化特色并不明显，有的甚至在少数的领域里进行重复建设，如境外办学点和境外培训中心的建设，还远远不能满足“一带一路”倡议的服务要求，国际化的广度、深度、国际化质量和长效机制建设以及及“粤港湾”湾区建设背景下广东高职特色的国际化联盟建设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广东省高职教育国际化提升策略

国际化能力的提升存在很多限制因素，如国际大环境、国家政策、海外文化差异、海外教育成本、境外学校管理以及高职院校本身的核心竞争力等。受新冠疫情影响，高职院校的对外交流合作工作也受到种种限制，对外交流不够通畅，国际学生无法入境，国内的学生赴外留学的意愿也大幅降低，很多只能采用线上即“云国际化”展开交流与合作，国家对资金和固定资产监管政策，学校很难投入资金和固定资产到境外办学中去。因此，需要从法治保障从宏观上来化解国际化带来的风险，同时也需要高职院校本身来优化和创新国际化路径。

（一）完善国际化法治保障

客观上，广东高职院校的国际化还处于初级阶段，除了要提升国内高校的教育服务提供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也要努力适应和运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规则，有效应对国际化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

首先，中国应该通过贸易谈判方式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服务市场准入。世界各国普遍对在WTO体制下开放本国的教育服务市场持谨慎态度，不少国家更愿意通过双边或区域贸易投资协定的方式开放本国教育服务市场。因此，中国应当与有市场潜力、政治稳定的国家进行有效谈判，签订双边教育服务贸易与投资协定。

其次，完善国内教育立法，废除不利于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法律规范与政策。虽然2017年修订的《教育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划分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教育，但在整个的教育法制体系中没有能有效促进和保障中国高校进行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高位阶立法。《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更多地侧重对高校到境外办学的许可与批准，对很多关键性的问题，如教育投资与产权保护、投资待遇、投资回报、投资争端解决等，没有任何可执行的规定。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国应加快制定《教育服务贸易法》《学生法》《教育投资法》和《高等学校海外办学条例》，明确规定和保护国内高校跨境提供教育服务的营利性特征;尽快制定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规划，建立国家教育服务贸易促进、协调和保障机构，制定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利用税收减免和服务贸易补贴等方式鼓励我国高校到境外办学。

最后，积极参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扩大现有教育服务贸易协定的内容范围。中国目前参与的主要是有关市场准入和学历学位的双边国际协定，今后可以建立国际组织资格审核、中国政府认定、自我评估等多维的质量保障体系。在国际法层面，我国可以利用WTO系列协定，通过和其他国家签订学历学位互认协议解决中国高校海外分校颁发的学历学位认可问题。

要提升广东高职院校的国际化能力，就需要化解和减少高职院校国际化的各类风险，需要中国政府、广东省政府、行业协会和高校协同努力，需建立一个由教育部、外交部和商务部共同组成的国际化风险预警与救济协同机制，持续监测和定期发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服务市场需求、教育法制变化、经济发展状况、政治和社会稳定等汇总信息，对政局不稳、经济形势恶化、教育法制和政策或市场供求变化剧烈的国家及时给出风险提示或预警，对广东高校在国际化中遇到的贸易争端、投资纠纷提供信息、法律与政策咨询，建立与海外分校的紧急联系机制，协助有关高校与东道国政府沟通与谈判。

（二）提升国际化路径

广东高职院校应该精准定位，制定和实施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规划，加深对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认识和理解，增强教育服务贸易意识，明确国际化办学的基本定位、目标、思路、规划和实施步骤，做好国際化的可行性研究，认真选择目标国家，精心设计教育服务内容，注重课程国际化和广东教育特色的有机融合，积极推进和实施学分的跨境互认，推进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提升科研的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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