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伟，尹 慧，赖小云，罗红樱，李政欢

（1.赣州市肿瘤医院放疗中心，江西赣州 341000；2.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放射治疗科，广州 510630）

0 引言

宫颈癌是我国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1]，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的标准治疗模式是外照射同步加上以顺铂为基础的化疗，继之近距离后装治疗[2]。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VMAT）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宫颈癌治疗[3]，大体积宫颈癌放疗采用VMAT技术能提高靶区剂量适形度，降低直肠、膀胱和小肠等危及器官受照剂量[4-5]。然而大体积宫颈癌的放疗周期较长，靶区相对复杂，膀胱、肠管等充盈性难以保持一致，放疗中大体积肿瘤明显缩小[6]，以上因素可能使靶区和危及器官发生偏移，从而造成肿瘤区域“漏照”，而临近危及器官区域“过照”，甚至造成局部肿瘤未控和晚期毒性反应增加。在放疗计划中，相较于物理剂量，生物等效剂量更能反映靶区和危及器官受照后的放射生物效应，然而关于宫颈癌的二程放疗生物剂量学特征鲜有报道。本研究旨在分析大体积宫颈癌根治性VMAT过程中靶区、危及器官体积变化，探讨上述因素对靶区和危及器官受照剂量的影响，分析单程与二程VMAT计划的物理、生物等效剂量变化。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赣州市肿瘤医院25例未手术的宫颈癌患者，年龄34～75岁，中位年龄55岁。纳入标准：（1）病理为宫颈鳞癌或腺癌；（2）国际妇产科联盟（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FIGO）分期为Ⅲ～ⅣA期初收治患者；（3）宫颈原发肿物体积大于80 cm3；（4）确诊盆腔淋巴结转移；（5）既往无放、化疗史，也无放、化疗禁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