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式”现实主义的反思：以《寒夜》作为对象

2021-12-21冯昕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1年12期

摘要：多数研究者将巴金的小说《寒夜》视作他的现实主义写作发展至成熟阶段的标志，也有学者也试图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之外扩宽对于这篇小说的阐释可能性。如果从巴金批判“旧社会”的创作动机、叙事者对于主人公的复杂态度、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强弱这三个层面，同样可以能够发掘出巴金在小说创作的成熟阶段，存在着远超出“现实主义”这一范畴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关键词：《寒夜》，巴金，现实主义

巴金写于1946年底的《寒夜》，通常被批评家与文学史家视作其创作后期的代表性作品，如果纵观它不同时代的评论文字并不难发现，“现实主义”是其中高频出现的词语。这一概念通常为这部小说“定性”，标示了它的内容与叙事风格的取向，甚至意指巴金创作技艺的成熟，如日本学者山口守所言，“是巴金将客观真实彻底对象化的创作表征”a。评价背后，包含这样一种理解：巴金的小说创作过程是一个“现实主义化”过程，《寒夜》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写作节点，也正如山口守直言的，《寒夜》“是巴金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b。此外，有的学者还将“现实主义”用作判定《寒夜》在巴金小说序列中地位、座次的一个关键标准，即通过“现实主义”的程度差异，来说明《寒夜》的艺术成就高于《家》。c这种对《寒夜》的认识与对巴金其他小说的评价往往联系在一起，因为其中对现实主义的强调与认定，总是出自一种对比。前后创作的显著差异似乎能够帮助我们有效、清晰地把握巴金的创作全局。但这样的认识，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对与“现实主义”印象化认识的风险。显然，不同研究者在使用“现实主义”一词时，往往在谈论不同层面问题，着力点也存在着差异。

具体而言，学者们论及《寒夜》时，虽然角度各异，但都着力于挖掘 “现实主义”这一框架之外的丰富因子：夏志清将“现实主义”与细致的心理（精神）分析结合，唐小兵有意无意使用“现代主义”的标准来判定现实主义写作的成就，王富仁以不盲从“西方现代主义”的认识基点入手，以探究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但在已有的《寒夜》研究中，更多的“现实主义”判定和认识，其实都如王德威所言，大抵秉持着典型的左翼现实主义观，并称之为“‘挖掘人物内心’的现实主义佳作”，或“现实主义的小说杰作”。虽有研究者指出《寒夜》意味着巴金小说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也多将其进步归结为现实主义技法运用的提升。这些对《寒夜》的评价均来自20世纪80年代，虽然批评界、读者在这一时期对文学作品的判断标准开始呈现出多样的态势，这是《寒夜》得到重新接受和评价的重要前提，但是，“奉现实主义为尊”的认识方式，内在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影响深远的左翼文学“现实主义”写作与批评脉络之中，甚至形成一种“现实主义傳统”，即使到80年代，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力。然而，在以上学者的“重新发现”中，“现实主义”概念本身作为一种分类方式依然是存在意义的，但在巴金式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内部，依然有不可直接划归至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因子的要素。实际上，《寒夜》不能被限制在传统意义上“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其中甚至包含一些看似与“现实主义”相悖的喧哗的声部。

在1983年出版的《寒夜》单行本中，收录了三篇巴金所写的“后记”：一是1948年的《后记》d，二是写于1961年的《谈〈寒夜〉》e，三是1980年的《创作回忆录》中的《关于〈寒夜〉》f。这三篇写于不同时期的自述性文字，包含了社会历史观念的痕迹，也都不同程度地说明巴金创作《寒夜》的社会时代情境和他个人的境遇，以及书中主角的原型与背景、巴金在主题表达上的期望和预设。在廓清上述研究所谈及的“现实主义”观念之后，我们将回到巴金的自述文字及《寒夜》原文之中，试图阐明这些未被上文论及的《寒夜》现实主义下的更深入的“非现实主义”质素。

一、“旧社会”的批判及其限度

在谈及《寒夜》的写作源起时，巴金总是以“批判旧社会”作为写作最为直接的动机。他最初在1948年《后记》中，点明“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气呼叫‘黎明’了”。而在1961年所写的《谈〈寒夜〉》中，巴金则进一步强调其中的批判特性，矛头所指也更明晰：“不能责备他们三个人，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罪在当时的重庆和国统区的社会。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是出自本心，快要崩溃的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在后面指挥他们”；“在我的小说里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剧的主犯是蒋介石国民党，是这个反动政权的统治”；“我怀着多么悲痛的心情诅咒旧社会，为他们喊冤叫屈。现在我却万分愉快、心情舒畅地歌颂像初升太阳一样的新社会。”这则自述的成文时间提示着读者，应谨慎对待它感情色彩的强度与具体的指向性，然而，作家的基本倾向应当是没有疑问的。而在完成于1980年的《创作回忆录》中，巴金的表述依然有所延续：“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生活这样苦，环境这样坏，纠纷就多起来了。”在意识和思想的桎梏有所松动后，巴金对创作动机的叙述并未改变，这是一种确证：对旧社会制度的批判确乎是巴金自认为写作《寒夜》的根本、直接因素。

在《寒夜》中，巴金对正面时局的着墨较少，书写多让位于防空警报的喧哗、曾树生从公司带回的关于时局的不准确消息、路上行人的神情姿态、汪家的邻居张家带来的关于逃难的焦虑等等这些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即使巴金保持着一定的写者距离，也不难感受到这些细节充满着源于他个人感受的鲜活质地。不过也正如夏志清所言：“他仅仅致力于表现他所了解的真相，并无意于追索更具野心的哲理意义。”g“旧社会”的批判看似是一个认识基点，它被落实在这些生活化的丰富细节之中，确实使整部小说产生了真实感人的力量，而这些细节的描述则是证实了“旧社会”的腐朽程度。但通读全书，批判“旧社会”这一动机和目的，却并不像作为论据的“日常生活”本身的幽微难解那样有力、真实。此外，巴金“批判旧社会”的努力，似乎并不似鲁迅、郁达夫等人的书写那样，能够串联起诸如民族国家和个人关系、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等一系列与新社会的文化构成与构建紧密相关的问题。这或许与巴金“感受先行”地接触并理解种种社会现实的细节相关，这也是作家本人的“个性”所在。而这种特质是否构成一种“局限性”，或许是值得商榷的。而巴金一句“我恨那个制度，蔑视那个制度。我只有一个坚定的思想：它一定要灭亡”的宣言背后，对于“旧社会”的理解和把握程度是否可靠，同样是值得商榷的。

二、“同情”与叙述声音的复杂性

被巴金本人反复提及的，还有他对于小说中三位主人公的态度。在《谈〈寒夜〉》中，他直言：“知道有人会批评我浪费了同情，认为那三个人都有错，值不得惋惜。……我的回答是：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但是我自己也承认我的文章里常常露出原谅和同情的调子。”此外，他在《创作回忆录》中也表示，“我对这三个主角全同情。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这与巴金着力于体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有关，也与巴金本人的创作个性甚至人格相关。虽然《寒夜》总体上体现着巴金创作的“转向”，即一种非青春、非英雄式的，转向小人小事的“中年”写作，但总体上说，这种易于移情、感情暗流涌动的人格特质，始终决定着巴金的写作，这在他前期的代表作《家》《春》《秋》中就有鲜明的体现，并延续至此时期；而在小说中，“主观性”也时隐时现，这使所谓的“现实主义”书写必然不仅是客观的描摹，而始终流动着情感。也是因此，他才直言“我怀着多么悲痛的心情诅咒旧社会，为他们喊冤叫屈”；“我每次翻读《寒夜》的最后一章，母亲陪伴儿子的凄凉景象无数根手指甲用力地搔痛我的心”；“一拿起笔我也会进入《寒夜》里的世界，我生活在回忆里，仿佛在挖自己的心”。王富仁笔下“不能容忍恶”的巴金，不仅更接近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也使他“终其一生是一个人道主义作家”h。

王德威曾有言：“在‘五四’后的作家手中，露骨的写实主义一向被视为人道主义主题的专属文类，成为自以为是的精英分子观察与议论下层阶级的一种典范方式。写实叙事始于促进作家清楚地观察世界，但终于造成他们的盲点；他们对现实的剖析变得狭窄甚至扭曲。”i似乎“巴金式”现实主义就是典型“涕泪飘零、义愤愧怍”的风格，与那种将“抒情”作为叙事方式的写实主义手法（例如沈从文）在深刻程度、有效性上形成对比，但是，我们也应该历史化地看待这种对“写实主义”的重新认识；而“人道主义”思潮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热烈提倡和讨论，再经过90年代结构主义将之“问题化”的洗礼后，才有了可以从文本出发，重新考察这种“人道主义”的恰当时机。很显然，巴金小说中的“人道主义”视角并非趋时的、与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一体化进程划清界限的选择，而更多关乎作家的本性。巴金的“人道主义”书写出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且从书写人物心理状态的深度和小说的艺术效果而言，《寒夜》依然能够体现其特殊性，并经得起考验，作家对于三位主人公不同困境的熨帖的体察与捕捉都并不是简单化的“人道主义”所能够概括的。因此，我们不应以批评“人道主义”所暗藏的“浅薄、情绪化”刻板印象，来简单化看待《寒夜》甚至是巴金更早期的写作。

但是，如果从叙事学的视角看《寒夜》，其叙述声音的多样化确实也让其中“写实”的纯粹性受到了影响。首先，巴金就直言，他对汪母和曾树生两个女性形象的态度就与他一开始的预想存在差别：“我当然不会赞扬这两个女人。正相反，我用責备的文笔描写她们。但是我自己也承认我的文章里常常露出原谅和同情的调子。”在原文中以汪母、树生的视角展开书写时，确实常常关注她们思维与行为的多个侧面。例如，曾树生虽然常为死气沉沉的生活所逼得无法呼吸，并总是受到婆婆的责难，但她同样也背负着做为人母和人妻的责任感，回应病中丈夫为她买生日蛋糕的虚弱请求时，也是“感激”而“差点流下泪来”的，无疑，即使到即将离开的时刻，她对丈夫的爱也是真诚的，并未被消耗殆尽；这样的描写并不是孤例，小说中甚至不乏视点转至汪母的情况。此外，在描述汪文宣的回环往复、尽显其“零余者”特质的心理活动时，虽然汪文宣显然是作为主人公这一“对象”，而不是作家的自传式人物，但巴金也直言：“我写《寒夜》，可以说我在作品中生活，汪文宣仿佛就是与我们住在同样的大楼、走过同样的街道、听着同样的市声、接触同样的人物”，因此，“在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 0。而巴金的自述中，对旧社会、旧制度使得“好人得不到好报”的认识，则直接地出现在汪文宣的口中：“你应该看明白了：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良心没有丧尽的读书人，我自然是里面最不中用的。”以汪文宣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看似是无多深意的议论，夹杂在树生劝说文宣关于看病的日常性对话中，稍显特殊。这种关乎全局的清晰认知，似乎也体现着叙者与主人公身份、境遇的一些“缝隙”，而在汪文宣的口中，这样夹杂着巴金本人认识的对知识分子境遇的议论，同样不只一处。

三、“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反思

如前所述，《寒夜》中汪文宣与巴金的叙述声音在一些情况下是混同的，这很大程度上基于巴金同为“知识分子”身份的事实。有研究者认为汪文宣是巴金“男性弱者”系列形象的一员，或者将其列入“零余者”的谱系。虽然巴金对女主角曾树生形象的纯熟刻画，看似更显其性格的深刻和复杂性，但作为主人公，汪文宣的塑造同样是值得关注的：他不仅是战事之下“不得好报的好人”的缩影与代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于知识分子中，也是同时显示时代性和人物个性的一例。可以与汪文宣进行比照的，或许是《伤逝》中的涓生。同为知识分子的他们，也都通过自由恋爱组建了一个看似更“新”的家庭，而两篇小说都以一位家庭成员的死去作为结局。而鲁迅意欲在《伤逝》中呈现的矛盾和两难，是对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的启蒙效果有效性的反思，小说以涓生的第一人称作为视角，其叙述声音的“裂隙”也加强了这种反思的力度；而在巴金这里，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人公，从一开始就被视作天然的弱者，不仅无法参与、干预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连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都难以保证和延续。这并非无意义的比照，或许从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探知“汪文宣”作为知识分子背后隐藏的文化信息。

唐小兵在《最后的肺病患者：论巴金的〈寒夜〉》！ 1中，将汪文宣视为“现代中国文学中最后一位肺病患者”。唐小兵的文本细读一向带有后结构主义的色彩，他致力于“追寻文本形式中的内容，即揭示隐含在形式之中的历史过程、政治寓言及文化生产方式”，因此，汪文宣及其“肺结核”的病症，有如下的意义：“肺结核所起的作用之一便是对他的正常身份的取代。同时它将文宣的恐惧和欲望驱向内心，孕育出尼采式的‘怨恨’，并且让文宣意识到受虐可以成为逃避自谴的一种手段，肺结核还提供了一套身体语言，借助这套别人无法剥夺的语言，病人汪文宣得以解释并且以复仇的姿态向他所生存的世界进行挑战。”因此，《英雄与凡人的时代》一书的整体框架中，是这样“定性”的：在汪文宣这个人物身上，巴金创造出一个“精神分裂型的反英雄”。无疑，这种更宽泛的“文化”视角解读是颇具新意的，它也构成了唐小兵“英雄与凡人时代”当中，具有“亲炙到一种痛切的、由于乐观理性与苍凉的人生的个自真实而造成的内在焦灼”特性的平凡者的日常生活论述之重要一例。但也不难看出，唐小兵笔下的汪文宣作为“反英雄”，甚至具有向所生存的世界复仇的力量，这无疑显示出汪文宣具有相对而言更强烈能动的主体性力量，甚至具有“对抗性”。

但若单纯以《寒夜》文本作为考察对象，汪文宣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或许呈现出另一种面目。小说直到第四节，这位小职员几乎所有生活组成都大致被读者所熟识，他的名字“汪文宣”却在此时才由讲述者“我”之口说出。作为串联起小说人物关系、社会背景的主人公，主体性以可见的程度被缩减到最低限度，这或许是经意的安排。此外，纵观汪文宣的诸多心理活动，更多的是呈现在妻子和母親之间的犹疑，这种左右的摆荡和“空游无所依”的心理状态，似乎是典型的“零余者”状态：一方面，对于本是读书人的母亲在艰难世事中欲作“老妈子”、变卖戒指的情况，他产生无力的心酸，但对于妻子离开家庭、另寻他者的现实也感到强烈的痛苦；而另一方面，面对妻母之间愈加难以调和的矛盾，他的存在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甚至连最为基本的态度倾向都无力给予。而决定性的因素，似乎仅仅来源于与他融为一体的“疾病”本身；而对比之下，《沉沦》中那个深受心灵苦恼的留日学生，自沉前的“高呼”中都还体现一定的能动性。此外，汪文宣的“梦境”反复成为内容，或也并非偶然。在小说开头所细致描写的那个关于“逃难”的梦境无疑在潜意识层面带有象征性的：这个“连续的”、让汪文宣“不知道自己是在梦中”的梦，是全书中为数不多比较完整的梦境，梦境中有后文频频在现实中成为隐忧的逃难、有与妻子、母亲的失散，这些“情节”鲜少虚构的成分，而他最终抛下妻子（和孩子），执意接回母亲的情节，多少预示了妻子离开的必然；而在梦的结尾他也并未找到母亲，绝望情绪在这个空间不断扩散。这样的梦境，更频繁地出现在汪文宣对病情的认识逐渐清晰、他的生活逐渐失却希望与色彩的时刻，相关的描述无外乎“不停地做着可怕的梦”“梦折磨着他”。无论是现实生活或潜意识中，汪文宣无法都寻得解决问题的任何路径，即使梦中“疾病”这一明确事物的干扰，他毫无把握自己的命运的方法。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将“主体的确立”视为一个重要的“现代性”指标。由上可知，汪文宣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的缺失是显著的。再看巴金的自述，他认为自己塑造的是一个“忠厚老实的旧知识分子”，这一“旧”字与“旧社会”“旧制度”有一定关联，但不应完全等同。在这篇写于1961年的《谈〈寒夜〉》中，“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的自我与他者认同已经消失殆尽，他们不仅与1949年后的社会现实生活脱节，甚至在《寒夜》成书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已然成为边缘的存在。而以“沉痛的控诉”的整体动机而言，巴金希望批判的箭矢更多地指向大环境，因此在书写汪文宣时，并未在他细密、迂回的心理活动中安排更多的理性思辨，或许并无构建其“主体性”的动机和愿望。因此，唐小兵所言的汪文宣的“复仇力量”是否能够有如此强度和力度，是值得商榷的。但这种“无主体”或“隐匿”的情况，或许也自成一种由特殊时事、境遇所造就的“主体性”。但唐小兵的一个观察无疑是敏锐、准确的：“凡人的生活，被种种关于启蒙、救国、现代化的历史大说所遮掩，但又并不可能被这类以建构新主体为目的的话语所升华，所取代。一旦这个很实在、很琐碎、往往含辛茹苦的现实被小说家重新认可，其中衬托出来的正是这些庞大的象征体系的破产，至少揭示出其早已无关紧要。”这种“重新认可”，与巴金对日常生活“转向”是贴合的。他反复阐明写作的原始“批判”动机，正因其内部包含着强力的“现实主义”，最终所呈现的“日常生活”面目，在不自觉中呈现的正是希望、光明在个体生活暗淡映照下的褪去。在小说结尾，庆祝胜利欢腾与汪文宣的孤独死去形成的对应，正映照了这种“倒下”并不是“轰隆一响”，而是现代的“唏嘘一声”。

本文所试图进行的，是一种挖掘“现实主义”空隙中诸多丰富阐释空间的尝试。将作家的书写实践归至任何一种“主义”的麾下或许都是不全面的，在具体情形中各含义也并非铁板一块，而具有能够“互通”的性质，甚至存在着一般意义上完全逸出“现实主义”的因素。而这种尝试性的工作不在于发掘真知灼见，而更多的是在已有的《寒夜》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更多的问题与可能性。无论呈现的效果如何，这都是有意义的。

ab 山口守：《巴金的〈寒夜〉及其他》，见陈思广：《新时期以来的〈寒夜〉接受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7期，第134页。

c 宋日家：《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杰作——试论〈寒夜〉》，见陈思广：《新时期以来的〈寒夜〉接受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7期，第135页。

def 巴金：《寒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7—258页，第258—271页，第272—282页。（下文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g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2016年版，第290页。

h 王富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下）》，《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第97页。

i 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页。

j 巴金：《寒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6页。

k 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0—114页。（下文有关该作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参考文献：

[1] 陈思广. 新时期以来的《寒夜》接受研究[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2， 000（7）：132-141.

[2] 巴金.寒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3]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