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亮

托妮·莫里森在其作品《宠儿》中讲述了一个女黑奴塞丝的故事，为了摆脱身份认同上的危机，赛丝带着女儿逃亡，担心女儿同样遭受奴隶制下的悲惨命运而杀死女儿，进而被人们排斥，内心饱受折磨。托妮·莫里森的另一部作品《最蓝的眼睛》则主要讲述了一个黑人女孩佩科拉·布里德洛瓦的故事，她经常因为肤色问题被周围人歧视，这令她感到沮丧和自卑。因此，她渴望拥有一双白人那样的蓝眼睛，以便摆脱身份认同上的危机。在小说中，托妮·莫里森用不同的人物来体现美国黑人的艰辛，她大力批判美国黑人奴隶制度，因为它对黑人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本文以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宠儿》和《最蓝的眼镜》为例，分析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生活，并探讨他们在美国黑人奴隶制度下身份认同上的危机。

一、《宠儿》中的身份认同危机

身份危机是指一段不确定和困惑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份没有安全感，这通常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中预期目标或角色发生了变化，也意味着他们的身份会出现危机。托妮·莫里森的小说中，奴隶制度的影响在身份认同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宠儿》中，托妮·莫里森所描绘的黑人在身份上通常是低人一等的，主要原因是黑人奴隶制度和他们遭受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小说中有很多关于对女主人公塞丝婚姻和家庭的描述，作者可能想要强调家对于个人身份的重要性，因为家庭通常被认为是解决身份危机的一种方法。然而在美国黑人奴隶制度中，奴隶作为奴隶主私有财产的一部分，其本质是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工具，奴隶主蓄养黑奴的根本目的是得到最大化的物质财富。黑人奴隶同时肩负着创造物质财富和再生产的角色，即简单组成所谓家庭替奴隶主繁衍奴隶后代——一种新的物质财富产生形式。因此，黑人家庭不过是奴隶主根据其生产需要默认的一种生产模式而已，其家庭形式原本含义被模糊异化，物质化成为黑人家庭的本质。

一方面，白人奴隶主限制了奴隶的配偶和婚姻自由，其婚姻也没有任何法律保障。在《宠儿》中的“甜蜜之家”肯塔基农庄里，黑人奴隶拥有小范围选择配偶的权利，比如女主人公塞丝就“自由选择”了同在肯塔基农庄的黑尔。塞丝生活在自由和幸福的假象中，她非常期待自己的婚禮，为自己精心准备了一件所谓的嫁衣，甚至幻想着举办一场小型的庆祝仪式，来表明他们的婚姻是真实且合法的。这种对幸福的想象很快就被击碎。当她向女主人加纳夫人提起黑尔时，加纳夫人所关心的仅仅是塞丝是否怀上了黑尔的孩子。对于加纳夫人来说，塞丝和黑尔的结合仅仅意味着即将有新的小奴隶——新的物质财富产生。当塞丝坚持向加纳夫人表明要举办婚礼时，加纳夫人只是大笑地说她很可爱。当然，这也暗示塞丝一切的幻想终将成空。

另一方面，物质化本质决定了黑人家庭会呈现破碎性和异化性的特征。在《宠儿》中，黑人可以拿去出租买卖、储存典当、作为赌博输赢的筹码，奴隶主也可以根据生产需要和个人喜恶随意处置黑人奴隶，奴隶们所谓的家庭随时面临着被拆散的危险。此外，为了加快名下奴隶的数量，白人奴隶主通常在女性奴隶生育能力的黄金时期，尽可能多地安排其和尽可能多的男性奴隶发生性关系，以期达到通过多生育增加物质财富的目的。在《宠儿》中，丹芙的奶奶贝比曾说，年轻的时候人们都瞧不起她，因为她和不同的男人生了八个孩子，她们黑人奴隶必须尽量多生孩子来取悦他们的白人主子。对于贝比来说，除去感情因素，如此多的男人，如此随意的男女组合让她无法弄清定义谁是丈夫，谁又是谁的妻子和孩子，所有人物关系呈现出来的是混乱和无序，家庭概念彻底被异化被破坏。

美国黑人因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托妮·莫里森试图通过《宠儿》揭露奴隶制度的不合理之处，她概括了奴隶制度对黑人生活的影响，展示了其灾难性的后果。托妮·莫里森特别阐明了美国黑人奴隶制度是如何将黑人的身份置于危机之中的。在《宠儿》中，女主人公塞丝为了避免自己的女儿出现奴隶制下同样的身份认同危机而杀死了她，因为塞丝认为杀死女儿比让女儿当奴隶要好得多，她想使自己的孩子得到解脱。当然，有很多研究认为塞丝杀死女儿是反伦理、不道德的。《宠儿》中还有着很多和塞丝一样的家庭，一样残缺、破碎、无序。母亲和孩子正常的伦理关系被割裂，这种家庭中的母爱缺失或者扭曲。

塞丝的所作所为可以解释为试图重建她或孩子的身份，因为奴隶制已经让她陷入身份危机，也进一步危及了她孩子的身份。美国黑人奴隶制是一个罪恶的、充满杀戮的、压迫的制度，奴隶主的暴行在黑人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正如塞丝认为，白人奴隶主会刻意营造黑人卑微低下的形象，让黑人奴隶自己都讨厌自己。黑人奴隶制在每一个黑人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成为黑人族裔难以磨灭的血泪史。尽管主人公塞丝最终逃离了黑人奴隶制，不再受其迫害，但是受黑人奴隶制影响的杀女之痛却不可能被消除，她也不可能忘却。杀婴事件发生后，塞丝被社区孤立，并被认为是疯子。女儿丹芙十分害怕母亲，保罗也不堪忍受塞丝的疯狂行为，说出“你长了两只脚，塞丝，不是四只”。可以看出，塞丝杀死宠儿不被周围人的理解。因此，在获得自由后的18年中，她一直活在杀女的自责中，而且幻想着与宠儿的灵魂为伴。从身份认同角度而言，对于多重身份的宠儿来说，她本身代表了黑人所遭受的杀戮，也被作者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托妮·莫里森多次强调，黑人身上发生的悲惨命运并不是因为坏运气，而是因为美国白人的所作所为，这些都涉及身份问题。托妮·莫里森在小说中展示了美国奴隶制的毁灭性后果，揭露了美国黑人受到的歧视、奴隶制度对他们产生的影响，甚至威胁到了他们的身份认同。

二、《最蓝的眼睛》中的身份认同危机

《最蓝的眼睛》中女主人公是一位名叫佩科拉·布里德洛瓦的年轻黑人美国女孩，她生长在白人文化占主导的环境中，遭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事实上，莫里森在小说开始部分就阐述到，在白人文化为主导的世界里，黑人无法形成对自我文化的定位，无法实现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尤其是处在种族与性别歧视相当严重的社会里，黑人女性更是遭遇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压迫，他们极度渴望得到社会与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肯定。

《最蓝的眼睛》中关于白人的描写很少，最有代表性的是佩科拉去白人雅克鲍斯基的商店买糖果的场景。在她抬头看向雅克鲍斯基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脸冷漠与无视，而那里本应该是关切的询问。需要强调的是，那眼神中完全没有人们通常情况下彼此的认同感，而是一种呆滞冷淡的疏离。她在所有白人的眼睛里都看见过这种歧视性的神色。佩科拉认为，这种厌恶感来自自己的黑色皮肤，正是黑皮肤引起白人眼睛里那带有嫌恶色彩的表达。而且，当佩科拉买完糖果付钱时，雅克鲍斯基似乎不怎么愿意触碰到她的小黑手。这一手法把雅克鲍斯基对佩科拉的“目中无人”表现得十分生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白人狂妄自大、视而不见的态度。雅克鲍斯基的行为让佩科拉感到无比难受，认为是对她身份的极大侮辱。此时的佩科拉隐约意识到，黑皮肤的她不会被白人接受，也不可能像其他白人小女孩一样在社会中生活，她会一直受到来自白人世界的种族偏见。因此，佩科拉开始憎恨起自己的肤色和样貌，渴望拥有一双白人那样的蓝眼睛。这一事例表明，白人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其随时流露出的傲慢使得黑人生活在一个充满歧视、压迫和敌意的世界中。在这本质上是白人强势文化与黑人弱势文化关系的鲜明写照，白人的文化优势使他们丧失人性中一些美好的品质，这也迫使黑人族裔陷入自我否认、自我厌恶的身份危机。

佩科拉的身份危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缺少家庭和社区的关心和爱护。在《最蓝的眼睛》中，母爱的匮乏令人印象深刻。波琳第一次見到出生的佩科拉时，发出这样的感慨：“天啊，她真丑陋。”很明显，波琳不爱她的女儿，在她看来，佩科拉的样子不符合她对蓝眼睛白皮肤这种白人审美的期待。换句话说，波琳骨子里已经认同了白人的审美观念。谈及佩科拉的父亲时，更是让人唾弃至极。作为父亲，本应博爱、无私、伟岸。但在《最蓝的眼睛》里，恰恰是佩科拉自己的父亲给她造成最大的伤害，因为她的父亲强暴了她，这一点从伦理道德和法律上来说都是罪大恶极的。年幼的她渴望父亲和母亲的爱，却时常受到父母的粗暴对待，家庭没有给予她爱和温暖，反而她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在这样无情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佩科拉越来越憎恨自己的肤色。而且，在学校，不管是黑人男孩还是白人男孩，都歧视她、戏弄她、嘲笑她。被黑人群体排挤使得佩科拉的精神世界瞬间倒塌，她在自己的民族文化中迷失了自我。佩科拉只能寄希望于拥有一双白人那样的蓝眼睛，来获得身份上的认可。但是，这很明显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最终她只能走向人生的毁灭。

《最蓝的眼睛》表明，在一个白人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社会，黑人女性在文化上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会和黑人男性一样陷入身份认同的危机。社区和家庭关爱的缺失又会加深这一危机。为此，佩科拉幻想通过拥有白人那样一双蓝色的眼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笔者认为，佩科拉是这个社会的牺牲品：她无法形成自己特有的价值观并确定自己身份的独立和自由，进而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中无法走出。小说的主人公佩科拉一直试图弄清楚自己是什么，但定义自己的途径被白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以及社区和家庭关爱的缺失所阻碍，使得她始终处于身份危机中。

三、结语

在《宠儿》中，托妮·莫里森关注的是奴隶制度，阐述了奴隶制是如何影响黑人生活的。奴隶制带给黑人的不仅是精神、身体的影响，而且也让黑人开始怀疑自己的真实身份，陷入身份危机。所以，他们在努力寻找自己的真实身份。

在《最蓝的眼睛》中，托妮·莫里森继续揭露美国黑人群体的痛苦生活。在白人至上的社会里，黑人群体的一切都受到白人价值观念的影响。白人文化以非常强大的力量给黑人带来诸多困扰。如果黑人女性盲目追求白人身份，放弃自己原有的身份，就很容易陷入身份危机。加上受家庭和本社区不公正因素影响，作为黑人女性代表的佩科拉期望通过眼睛颜色、肤色等外貌特征的改变获得优越感，这实际上是软弱自卑的体现，更是对自我价值的误判，最终会导致其身份认同无法实现。

托妮·莫里森的这两部作品揭示了种族主义社会中非裔美国人所遭受的苦难，展示了黑人在白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社会陷入的身份认同危机，进而积极寻求走出身份困境的艰辛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