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然

受新冠疫情影响，到2021年12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已经两年没有踏上中国土地了。不过，他并没有真的“离开”中国。11月9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晚宴在纽约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均致贺信，向世界释放了“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的信号。

从参与中美建交工作时的年轻外交官，到主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工作16年，71岁的欧伦斯对中美互信微妙的变化非常敏感。11月25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坦言，中美对话氛围已经略有好转，但两国要想在很多领域的合作上取得进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推进经贸和安全领域的对话是当务之急。

中国新闻周刊：你作为美国国务院中美建交法律事务团队最年轻的成员，参与了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前的谈判工作。能否谈谈你当时的经历，谈判中面临的主要困难有哪些？

欧伦斯：我喜欢将那时的我称为“小土豆”，我们只有很少的人，但小小的“土豆”产生了大大的影响。

1976年卡特总统胜选后，分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布鲁克大约在1977年3月上任。当年初夏，他在国务院组建了一个小团队，工作相当秘密，内容就是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很多与建交有关的外交文件都是我们起草的。我们在1978年11月完成了谈判，12月宣布恢复关系，正式时间是1979年1月1日。

当时的主要挑战是台湾问题，我们一直希望能和平解决这个最困难的问题，最后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打破了僵局。当时我们和台湾有共同防御条约，条约中有一个一年期的终止条款，我们可以根据该条款终止履行条约。于是我写了一封外交照会给“中华民国政府”，告诉他们我们根据该条款终止条约。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你们和中国团队是如何建立互信的？

欧伦斯：坦率地说，最开始我们的对话相当困难。那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到24个月，我们在北京的联络处开始和中国外交官接触，他们对于是否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感到非常怀疑。当时在美国的中国人也很少，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只有几十人。这就是为什么1971年到1972年的“乒乓外交”那么重要，它给了美国公众一个机会去了解中国。

在那种环境下，我没有和中国外交官建立密切的私人友谊，但我们相互尊重。互信不是一夜之间建立的，这个过程持续了很多年。

在政府层面，一开始我们只有北京的使馆，之后有了广州、上海、沈阳、成都、武汉的总领馆，越来越多的外交官在中国与中国人建立关系。官方层面的互信始于开放贸易，始于我们在国务院解决美国公司与中国政府的一些官司。中美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中国欢迎美国企业进入中国投资生产，开拓中国市场……中美花了很多年才建立信任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在那之后，中美互信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的？

欧伦斯：互信的增强和削弱不是线性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美之间的互信再次得到发展，美国企业涌入中国，并更好地了解了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同期，中国学生也开始大批前往美国，他们成为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使者，在很多方面促进了与美国人的交流。此外，每年有数百万美国人在中国旅行，去长城之类的景区看看，旅游的开放也使得美国人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中国和中国历史。

我每天都在美国努力维持中美双边的建设性关系，但疫情阻隔了两国间的人员流动，让我的工作变得困难。中美之间没有互信破裂的特定时刻，但信任的天平一直在悄然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未来中美将在更多领域展开更多层级的对话。经历过去一年的对话接触，你觉得中美之间的对话氛围变好了吗？

欧伦斯：氛围有所改善，但因为受到国内政治限制，想取得重大进展并不容易。我想中美能取得的进展主要是达成战略共识，以免在台海、南海或任何地区擦枪走火。但避免擦枪走火并不意味着其他关系改善。

我希望至少看到经济方面的进展，这将有利于两国人民。无论中美关系的大环境如何，我们都应该取消惩罚性关税，这对穷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说当前的贸易战让美国每个家庭多负担了1200美元到1300美元的支出，如果你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上，这可能不重要;但对于年收入3万美元的群体而言，这就是一件大事。

现在正在看到一些小的变化，美中双方也可以同时宣布一些举措。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艰难的，卡特当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也是艰难的，但他做到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像“乒乓外交”这样的公共外交活动在今天的氛围下能发挥怎样的作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有什么推动中美关系改善的新计划？

欧伦斯：“乒乓外交”依然很有意义，我们应该进行更多的同类活动，因为人与人的关系是实现建设性关系的支柱之一。这次中美两国在世乒赛中组成跨国混双组合，就会增进世乒赛举办地休斯敦的公众对中国的认识。

一直以来，我坚持维护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两国政府中的信誉。我们把真相告诉美国政府，也告诉中国政府，完全透明。针对双方公众，我们创立了很多公共教育项目，两国政府都很欣赏我们的方式。我们进行各种一轨半和二轨对话，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在政府之间的对话依然充满挑战的时期，我们主持的这些对话就更为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10月，美国《外交事务》杂志采访了你和其他几位美国学者及知名人士，询问“美国政府对外政策是否过于敌视中国”。你是少数赞同“过于敌视”的受访者之一。在拜登執政期内，你觉得华盛顿的这种敌意会改变吗，中美关系能达到的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

欧伦斯：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是少数派。年轻时我反对越战，后来反战变成了多数派观点。伊拉克战争爆发时，我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萨达姆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历史证明我们这些少数人是对的。

今天，我作为美国的少数派，相信与中国的建设性关系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大于损失。我认为这就是事实：特朗普实施的关税政策对穷人的打击大过富人;关闭总领馆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美国限制中国国家媒体没有好处，中国限制美国记者对双方也没有好处;中美双方应当在公共卫生领域合作应对疫情……我毫不怀疑我的这些观点。

在拜登执政期内，我希望看到中美双方能建立一种改善双边关系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双方可以就“国家安全”的基本定义达成共识。现在，有许多与国家安全无关的事情因为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而受到限制，我希望这种状况能得到改善。理想的情况是中美在一个很小的区域设置高围栏，而不是在一个很大的区域设置低围栏。

一方面我希望中国采取行动，创造氛围，给拜登一些行动空间，其中诸如处理记者签证等问题已得到解决。另一方面，拜登的政策也取决于美国的政治环境。但是，并非所有中美关系中的问题都需要通过国会去解决，我提到的改变，许多都不需要立法机构批准，就可以实现。

总的来说，我希望看到中美之间有更多的重新接触而不是更多的脱钩。我理解中美在某些领域存在竞争，因而很难在这些领域达成合作，但在大多数领域情况并非如此。我始终认为中美可以在很多方面取得进展。尽管大多数人说我太乐观了，但悲观并不能让我们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