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某些政治人物和大众传媒对中国崛起的话题情有独钟，也与东京善于制造危机感有关。这样做的逻辑与目标，和战后以来日本国内在不同年代提出的“苏联威胁论”“朝鲜核威胁论”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日本第100任首相的任期只持续了37天。由于第101任首相和第100任首相是同一个人，这一消息并未引起轰动。不过，新首相内阁的新外相人选却引发热议。

37天，从第100任到第101任

岸田文雄在37天内从日本第100任首相过渡为第101任首相，主要和日本的政治制度有关。

日本实行的是议会君主制。天皇作为象征性国家元首，基本无实权。由众、参两院组成的国会，是日本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立法机关。内阁则是日本最高行政机关，对国会负责。最高法院及下属各级法院行使司法权。

领导日本内阁的首相（即内阁总理大臣），一般由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出任。而由于众议院每4年需要举行一次选举（首相也可提前解散议会，举行大选），各政党内部也会经常更换领袖，日本首相的任职时间总是相对较短。日本近两年来换了3任首相，主要原因就在此。

在岸田文雄公布组建的新内阁中，日本外相改由林芳正担任。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洋说：“如果说自民党前干事长二阶俊博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么林芳正无疑是自民党内另一个一直致力于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政治家。”

陈洋指出，林芳正是日本政界为数不多的“知华派”。今年7月，林芳正还致信中日友好协会，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并表示愿意继续深化合作、推进两国国民相互理解、推动中日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

据悉，林芳正出身于自民党内著名的“鸽派”宏池会（即岸田派），该派系在战后曾致力于发展中日关系。陈洋分析称，可以预计的是，林芳正出任外相后，日本对华外交不会过于消极，或是出现对美一边倒的现象。“但日本始终是美国的忠实盟友，在中美关系未出现明显改善的背景下，日本对华外交总体框架不会出现太大改变。因此，对于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总体应持谨慎乐观的态度。”陈洋说。

“岸田文雄想让中美都能接受”

除了更换外相外，岸田文雄留任了从菅义伟政府时起担任日本防卫大臣的岸信夫（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弟弟）。日本共同社刊载了题为《岸田外交重视对美中保持平衡》的文章称，岸田文雄任用对华态度不同的两个人，给人以重视平衡的印象。此举意在通过体现“岸田色彩”的布局，来应对美中优势之争。

共同社称，11月8日，林芳正用《孙子兵法》的内容回应了“可能偏向中国”一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了解谈判对手比不了解要好，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共同社认为，这个意思是在表明：对华谈判中，（日方）对中国实情的了解不可或缺。

关于岸田文雄留任岸信夫，共同社报道先是点出岸信夫与台当局所谓的“亲近关系”，并称日本防卫省设置了“加速强化防卫力会议”，为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展开正式讨论，岸信夫在推特上发文称“是刻不容缓的状况，将向前推进讨论”。此外，今年8月，不顾中国反对，作为防卫大臣的岸信夫曾参拜靖国神社。

值得注意的是，岸田文雄还起用了前防卫大臣中谷元担任“首相辅佐官”，专门处理所谓的“人权问题”，此举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共同社评论称，在对华姿态方面，中谷元和林芳正之间“显而易见存在差异”。

共同社根据上述分析认为，从此次的人事安排中可以窥见，岸田文雄意图打造美中双方都能够接受的阵容。日本政府消息人士对此分析说：“如果都是对华融合派会导致美国的不信任，而若都是强硬派则无法与中国对话。”

日本为何不愿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

日本为何不愿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总要防着或者与中国对着干？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在谈论中日关系恶化的问题时，有人归因于中国崛起，弦外之音是如果中国停滞于较落后的年代，亚洲两个大国似乎会比较好相处。于是，有评论者认为，中国应换位思考，理解日本。但也有人期待日本调整自己的心态，接纳邻国崛起的现实。

乍看之下，这样的推理似乎合乎人之常情。特别是日本常被指“失去了10年”“20年”乃至“30年”，这种现状让曾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邻国的“崛起”感到很不是滋味。

日本是一個讲究上下关系、爱排名次的国家。眼看着好不容易从二战后初期被麦克阿瑟总司令贬为“四等国”，攀爬至顶端又迅速滑落，深受“大和民族优越论”影响的日本人，对邻国充满了复杂心态。

但如果据此断定中日关系恶化的主因，是由于两国力量之消长、强弱之变化，未免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翻开近现代史，中国也有积弱的年代（从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但在这段时间，中日关系并不处于友好与和平的状态。恰恰相反，这是日本侵占邻国、中日两国反目成仇的时期，这足见所谓的两国关系恶化始自中国崛起之说不能成立。

此外，日本某些政治人物和大众传媒对中国崛起的话题情有独钟，也与日本善于制造危机感有关。特别是日本国内迈向“总保守化”，力图早日摆脱战后和平宪法的束缚，“中国崛起论”更被渲染为“中国威胁论”，进而作为日本必须加强武装、修宪派兵的重要论据。这样做的逻辑与目标，和战后以来日本国内在不同年代提出的“苏联威胁论”“朝鲜核威胁论”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追溯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后的历史，不难发现日本对中国大幅度提升其对抗性的转折点，是在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对《美日安保条约》重新定义的1996年。美日两国安保的矛头从旧日之苏联（俄罗斯）转为今日之中国，也正是此时。

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在冷战结束、获得白宫首肯后，把焦点从日俄之间的“北方领土”纷争，转移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争议，并对台海事态公开流露出异常的关心和兴趣，显然还有其国内外战略的调整和盘算。

（《环球时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