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娜，陈俊杰，王 焕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其中，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法秉承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及时回应了转型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及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才刚刚起步，现阶段的治理短板突出暴露为“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根源就在于政府职能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政府过去包揽了过多的社会性事务，导致基层压力繁重、“留痕主义”盛行，反过来又抑制了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热情，不利于加强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主体意识。如何更好地激发公民参与的主动性，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中亟待破解的现实难题和理论困惑。当代西方行政改革所提出的“共同生产”(Coproduction/Co-production)模式，恰好强调的是把公民“带回”到治理中，促成公共部门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共同生产不仅契合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并在国内的社会治安服务等领域已有较为成熟的实践积累。(1)陈俊杰、张勇杰：《公民为何参与公共服务的共同生产——基于社会治安服务的实证研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因此，本文将以A市X区长期开展的社会治安共同生产为例，探究如何通过共同生产来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