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李 科

《1666》以其独特的风格，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站在通往现代化十字路口的城市和国家如何完成了历史上伟大的重构与转折。

将散落在各类文献资料、公开发行物以及私人信札之中的“吉光片羽”“鸡皮蒜皮”一一收集起来，以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为“起头扣”，以国与国的冲突、信仰与信仰的矛盾、人性的善与恶、天灾与人祸、以及无曾在那个历史节点，以鲜明的方式活过并留下印迹的人物为交织的“经纬”，编织出一幅风云漫卷、有纪念碑意义的历史长轴。

这是我读英国女作家瑞贝卡·里迪尔《1666：温疫、战争和伦敦大火》时脑海里闪过的一些些奇怪的念头，而且这些念头一直盘旋着，读完书后的“人物小传”式的《后记》依然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

虽然，我对这本书中提及那段历史并不了解，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能够让我有效地从中捕捉到关键的信息要素，但仍旧会被这本书“史诗”般语汇风格所深深地吸引。“像是一条被践踏的蠕虫，伦敦和它的人民挣扎着恢复了生机，瘟疫改变了他们，但他们活下来了，走动着，交谈着，交配着，到1666年1月，一切似乎恢复常态。城市的上上下下回响着婚礼和洗礼的钟声。”

在这本书中，除了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一个叫阿芙拉·贝恩的女人。她在书中，有一个“戏剧化”的身份——女间谍。她化名搭船冒着风险穿越英吉利海峡，潜入“宿敌”荷兰，可是从作者略带“倾向性”的表达之中，她传递情报的手段显得十分“不聪明”，甚至已经“暴露”了，同时在荷兰的生活又遭受着诸多现实窘迫困扰，比如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