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教育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下册的第六单元中选取了五篇小说，其中最后两篇《促织》与《变形记》都写了人化为虫的故事，通过虚构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来反映社会生活，描摹人情世态。在这两篇小说中不仅可以感受到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及人物情感的变化，还可以体会到小说家的想象既匪夷所思又引人入胜，进而可以理解“变形”中寄寓的社会批判意味，通过对比两篇文章的异同，把握其各自的风格和特色，体会文章中变形的魅力。

关键词：异同 变形 成名 格里高尔

一、变形的魅力之人物形象的分析

虽然在《促织》和《变形记》两篇文章中，都分别描写了人化为虫的故事，但是一个变成了促织，一个是甲壳虫，两者形象的不同也体现了变形的魅力。在《促织》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促织的形象是短小灵巧的有时似通人意，非常有用，招人喜欢，“巨身修尾，青项金翅”a。在《变形记》中卡夫卡写道：“他躺着，感到脊背坚硬，犹如铠甲。他稍稍抬起头，看见自己的肚子高高隆起，棕色，并被分成许多弧形硬片，被子很难盖得住，很快就会全部滑落下来。他那许多与他原来的身躯相比细得可怜的腿脚，无可奈何地在眼前舞动着。”b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甲壳虫给人的形象却是不同的，甲壳虫巨大沉重，看似坚硬但有敏感处，大得吓人，腿多而细，无用累赘，会令人厌恶。

当人变形为虫时人的形象就完全缺失了，全部要由虫来展现，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由人变成了虫，“形变之后”仍有“人的思维”，即“人心”不变。然而，“人心”不变的背后，是两种不同的自我价值的认识。虽然人和虫的外在形象是不可能相似的，但是虫的外在形象是能反应人的本质特点的。比如在《促织》中主人公成名是一个为人拘谨、不善说话、又极其胆小的市民形象，同时主人公成名又是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老童生，深受儒家文化教育，老实、本分、善良，平生只想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博得一个功名。但是，他的理想和现实却是完全不符合的。促织的体型短小，是对成名儿子形象的展现，首先正因短小才可以看出小孩子的调皮与可爱，其次变成“小虫”敢于面对比自己强大的促织乃至天敌，体现出成名儿子令人惊叹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而这一切都是指向了对主人公“成名”的塑造。再比如在《变形记》中文章主人公格里高尔是一名旅行推销员，他与自己的父母和妹妹生活在一起，在格里高尔没有变成甲虫之前，他是家里唯一的經济支柱。甲壳虫甲壳的坚硬、巨大，笨重，映射了格里高尔的压力与束缚是巨大的，不仅是沉重工作的压迫，而且更是家庭责任的重负更多的也是来自他自身的局限性。同时全文中多次写描写他笨重地挪身体，将累赘感放大了，很好地刻画了格里高尔在失去经济收入后的形象特点。即便是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他想的也是怎样从床上下来，去赶火车，以及对工作迟到后，可能发生的大量恐慌。当秘书主任造访格里高尔家的时候，格里高尔也是不顾自己变成甲虫的现状，对秘书先生进行大段大段的解释。所以，不管是蒲松龄笔下的促织，还是格里高尔笔下的甲壳虫，大小形象之别也体现了背后主人公的形象。

二、变形的魅力之故事情节的分析

从《促织》与《变形记》两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依靠精心的设置使故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小说家是讲故事的人。高超的叙事技巧，使得小说家笔下的故事精彩纷呈，引人入胜”c。《促织》这篇文章中以促织为线索讲述了朝廷征促织，成名被摊派交纳促织，成妻卜促织，成名按图索促织，成子毙促织、化促织、斗促织、献促织，最后作者评促织的故事。其实“人变蟋蟀”这一情节看似荒诞，实则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根据整个小说的发展过程，假使成名之子能够七十二变，我可以肯定他最终仍会选择变成蟋蟀，因为这是他们全家最高的愿望。故而，“人变虫”是必然的一个环节。

《变形记》讲述了一个叫格里高尔的人早上起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壳虫的荒诞故事，暗喻世人唯利是图，对金钱顶礼膜拜，对真情人性不屑一顾，最终被社会挤压变形的现实，反映现代社会繁华表象下真实的社会生活。格里高尔的遭遇，是在那个物质极其丰裕、人情却淡薄如纱的时代里底层的小人物命运的象征。两篇文章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上都加入了变形的环节，但是“变形”在两篇小说情节中开始出现的位置却是不同的。在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促织》的“变形”发生在故事的后半段，在此之前还有较多的写实情节等常规的虚构，例如宣德皇帝好斗蟋蟀，华阴县令媚上生事，童生成名被派作里正，成名献上的蟋蟀不合上意被打得鲜血淋漓，成名只想自尽。成名妻找女巫问卜，得一图画，上面指示蟋蟀的位置。成名按图索骥，果然捕得良虫，合家欢喜。成名的儿子好奇，打开盆观看，虫子跃出，成名子抓捕，却虫死人手，惶急之下落入井中，等等。也就是说《促织》情节由两部分构成：前半部分是常规虚构，后半部分是奇幻虚构。而《变形记》的“变形”在小说的开篇就出现了：“一早清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甲壳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变形记》中人化为虫却是情节的全部，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就变成甲壳虫，没有故事的铺垫，更加凸显出这是偶然发生的荒诞事件。《促织》侧重“志异”，受传统影响，且带有传奇色彩；而《变形记》构思上更加大胆，创新显著，近乎荒诞的风格。《促织》《变形记》都写到了人化为虫的故事，不仅如此，我们儿时听到的童话故事，诗文里的典故传说，西方的神话故事，都或多或少带有“变形”的意味。比较不同类型文学作品中的“变形”，梳理“变形”的方式，结合产生“变形”的社会背景，挖掘“变形”这种表现方式的深刻意义。

三、变形的魅力之心理描写的分析

在《促织》与《变形记》两篇小说中，作者将主人公的心理及情感的变化作为整篇文章的主线，萦绕着整个小说的情节发展。在《促织》这篇小说中成名捕虫时“愕”——捕虫后“大喜”——丧虫后“被冰雪”“怒”——儿死后“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儿有气息后“喜至榻上”——蟋蟀笼虚“僵卧长愁”——忽闻门外虫鸣时“惊起”“喜而捕之”—“喜而收之”——“惴惴”。成名在征促织和觅促织的时候内心是悲的，到了捕促织和得促织时成名的心情是喜的；得知儿子将促织毙死之后成名的心情又变成了悲，但是此时的悲与之前的悲相比应该是更加的悲伤，失而复得之后我们又看出成名的心情变成了大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只区区的小虫，使成名的心情此起彼伏，也联系着成名一家的福祸安危。作者将成名的心理描写得如此细致如此生动形象，从侧面更加深刻而有力地揭露了当时官府之暴虐，社会之黑暗，人民所受灾难之深重。同样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成甲壳虫之后的内心感受和心理活动成为小说的一道主线。《变形记》除描写甲壳虫的形貌和动作外，侧重描写格里高尔仍保留下来的思想和情感，其心理描写非常细腻、丰富、生动、畅达，有极强的穿透力，格里高尔变形为甲壳虫，公司协理见证了一切，格里高尔即将丢掉工作，这份工作可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格里高尔很急，他想挽留并说服公司协理，可他已经丧失言说能力，或者说他的言语类似虫声，对方已经听不懂！他知道父母养尊处优，对于眼前的变故猝不及防，也难于应对，他希望聪明的妹妹能够代劳，可妹妹不在身边，他只能勉为其难。这段心理描写写出了格里高尔的忧虑，写出了格里高尔和家人的关系，写出了格里高尔对家人的理解，也写出了格里高尔的困窘和努力，写得细腻而动人，层次清晰且性格分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格里高尔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虫子之后，第一件事担心的是工作，因为已经迟到赶不上出差的火车，第二个担心是老板会不会骂他，第三个才想到自己变成了甲虫，起不来了。格里高尔一系列的心理变化也暗示着家人的态度变化，由亲近到冷漠，一个人突然遭遇不幸，成为别人的累赘时，与周围人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撕掉了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而且这些变化更加值得我们去深思。

四、变形的魅力之创作意图的分析

通过两篇文章中的“变形”环节，让我们深思作者的创作意图，使我们看到了变形中的人和变形中的社会。在《促织》中当成名的儿子魂化成促织并展现在他人面前的时候，使我们看到了昏庸的皇帝和谄媚的官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当时的社会没有把蟋蟀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那么成名就不会那么辛苦去捕捉蟋蟀，成名的儿子也不会因为将促织弄死之后，产生恐惧的心理，最后自己魂化变成了一只蟋蟀带来了成名家后来的幸福生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给当时虫命为贵，人命为贱的社会变态心理，同时对统治阶级进行了无情的披露和鞭挞。在《变形记》中当格里高尔变成甲壳虫呈现在家人的面前时，我们不仅看到了置之不理的协理还有冷漠的家人。格里高尔在没有变形之前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可以赚钱，为家里谋生计，但是当他变成一只虫子之后，他面临的将是丢掉工作，而这份工作恰恰是他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家里以及协理对他的态度更是由亲近到厌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现实的社会。谈到创作意图我们就不得不谈一下两篇文章的创作背景，《促织》的作者蒲松龄写作之时，清初统治者注意整顿吏治，但不能彻底扫除贪官污吏，更不能消灭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他写作的《聊斋志异》，从侧面反映了清初统治者对人民的镇压与剥削，他用大量篇幅描写了封建官吏横行无忌，豪绅恶霸鱼肉乡里，底层人民大众哀告无门的社会面貌，这种矛盾在《促织》中有所体现，由于清代大兴文学狱，所以作者只能借用讲前朝的故事手法，显得隐晦曲折。尽管如此，小说反映的社会现实，在封建社会仍具有普遍意义。《变形记》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这一阶段，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黑暗的现实，痛苦的生活，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信心，一方面寻求出路，一方面又陷于孤独、颓废、绝望之中。一些思想敏锐的艺术家认为世界是混乱的、荒诞的，他们开始批判资本主义的人际关系，批判摧残人性的社会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现代主义文学应运而生。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冷酷，以及人对社会的绝望。

五、变形的魅力之异化主题的分析

王荣生曾说过：“学习文言文最终的落点是文化的传承与反思。”d在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常常会从文化起源、宗教信仰、语言思维等方面对比其异同之处，从而促进跨文化的交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尽管存在着语言的差异，但常常会出现很多在情感表达方面异曲同工的文章，这类文章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体现了人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精神诉求。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有众多篇幅着力表现了人生苦短、功名未就、爱情破灭、国破家亡等主题，有着浓厚的悲剧意蕴。这种带有悲剧意蕴的作品在西方文学中同样占据了重要地位，并通过表现人们痛苦、苦难、抗争、毁灭的命运来获得读者的怜悯和同情，引发共鸣。悲剧意蕴的赏析，在东西方文学作品中，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同时在《促织》与《变形记》两篇小说中都以荒诞的艺术手法、离奇的故事情节，表现了一个厚重的主题———异化悲剧，揭示了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小人物所遭受的灵魂和生理的双重摧残。异化之词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在理论之外的创作实践上，敏感的作家早已在异化问题的思考上遥遥领先——异化已经不仅仅是精神上隐蔽的控制，而是以肉体的异化为开端，最终走向灵魂的高度。马克思对“异化”的定义是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异化”的形式主要表现为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促织》和《变形记》中的异化并不是作者一时心血来潮的标新立异，而是失去了理性的社会使然。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在一个扭曲的社会中，人的异化有着逻辑上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促织》反映了封建社会人祸对人性的摧残，《变形记》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物化对人性的摧残，两文都对存在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批判。异化情节的设置，都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但是我们也要把握变与不变的限度，小说的“变形”是需要限度的。小说本就是虚构的，是作者对真实世界洞察后抽象再具体的结果。所以小说的批判性来源于小说的现实性，体现在表达上就是真实性。“人”变成“虫”这种“变形”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而我们称之“荒诞”，但是再荒诞，再夸张的小说也要找到合乎现实社会的逻辑。进而帮助读者更清楚，更深刻地洞察到真实的现实社会。

六、结语

蒲松龄，卡夫卡，一个是中国清初的文人，一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的小说家，二人的作品相隔二百多年，本不可相提并論，但是他们的作品《促织》和《变形记》却都有着相同的创作方向。正如钱锺书先生指出的那样：“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虽然两位艺术家在刻画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创作意图等方面都略有不同，但他们都以艺术家的敏锐目光，发现了封建专制压迫，官僚腐化荒淫，人间世态炎凉，人民苦难深重的荒诞的社会现实，而且都以人变形为虫的故事，在更高层次上象征性地表现了人类生存境况的本质与真实。在作品中，他们既描绘了作为个体的人是怎样变形为非人的情形，又揭示了现实社会对人的挤压、残害，体现了人类整体异化的倾向。总之，荒诞中蕴涵着真实，而真实本身恰恰就是荒诞，这是两个作家的共同体会，也是作品独特寓意之所在。同时在中西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社会情态背后，存在着普遍的“文心”，为我们提供了文本解读的巨大价值。

a 蒲松龄：《聊斋志异》，黄山书社1994 年版，第 58页，第59 页。

b 叶廷芳：《卡夫卡短篇小说集》，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节选第一部分略有改动。

c 教育部：《普通高中教科书必修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36页。

d 王荣生：《文言文教学教什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参考文献：

[1] 高尊平.一样化“虫”两样“情”——《促织》和《变形记》比较赏读[J].语文教学与研究，2021（3）.

[2] 周淑茹.《变形记》与《促织》之比较[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5（17）.

[3] 张明.《促织》与《变形记》比较分析[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5（7）.

[4] 周珍.异化之魅：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促织》《变形记》 《在桥边》群文阅读教学设计[J].中学语文，2020（12）.

[5] 姚志忠.灵与肉：脱壳奔逃还是共历苦难——关于《促织》《变形记》的一些思考[J].中学语文园地（高中版），2007（5）.

作 者： 梁昌瑜，哈尔滨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语文。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