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娜　王利

2021年4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新修订的《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1〕8号）（以下简称该司法解释）正式施行，删除了掩飾、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入罪金额标准和“自用”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为从宽的规定。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修改的司法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打击力度进一步加强。该司法解释删除了入罪具体数额标准，只是取消了依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数额“同一数额标准一刀切”入罪的规定，并非取消了依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数额入罪的规定，之前不构成犯罪的行为现在有可能构罪了，对“自用”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为的惩处更重，实则降低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入罪门槛，可见是在加大打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犯罪力度，而不是在放纵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犯罪。

二是摒弃了唯数额论的司法导向。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作为一个下游罪名，如果机械地适用数额标准来定罪量刑，极易出现量刑失衡、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背离的局面，影响案件的公正性和合理性。该司法解释的修订，删除入罪具体数额标准，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刑事案件，应当综合考虑上游犯罪的性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情节、后果及社会危害程度等，依法定罪处罚，事实上属于司法机关自由裁量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