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不仅是国家的行动纲领，而且应该切切实实地体现在普通民众的平常生活上。在我国即将迈入高收入经济体（按世界银行的标准）之际，怎样才算是实现了共同富裕了呢？那就是十九届五中全会所规划的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何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笔者的个人理解是，实现了共同富裕后，一个普通的“中产”人士的收入，可以承担一家三四口人吃喝拉撒睡的日常开销，可以经常外食、健身、旅游等；如果孩子上学，不至于求爷爷告奶奶地去挤“示范校”，每年还要花上几万元几十万元的额外费用；如果家中老人失能需要进养老院，不至于东奔西走排队等待、老人却得不到没有尊严的对待；如果买套“刚需”的住房，不至于为首付掏空自己和双方父母的多年积蓄；如果老人大病住院，不至于因巨额医疗费而一贫如洗……

从宏观上说，就是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在GDP中占比更大一些；最明显的标志是，基尼系数降到0.4（收入不平等的国际警戒线）以下。

走向共同富裕，当然需要着眼于在存量中“切蛋糕”，更重要的是着眼于增量的“做大蛋糕”。

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和关键条件。这是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是效率基础上的社会公平。

有人认为，效率和公平不可兼得。其实不然。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尽管出现了一批率先富起来的“万元户”，但是几乎所有社会成员都不同程度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在相当意义上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就是经济学家所憧憬的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

这种“共享式改革”，就是经济学家德隆· 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所说的“包容性制度”下经济增长。

当然，那时改革尚未进入深水区，社会分层相对简单，顽强地力图固化即成格局的利益集团尚未形成。

日本在战后恢复和高速成长的几十年里，特别是池田勇人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整个60年代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10%；但其基尼系数始终在0.3左右，社会收入分配相当公平。这除了得益于日本企業特殊的劳资关系体制之外，很大程度上在于日本政府关注公平的社会政策。以至于企业大亨松下幸之助愤愤地说：“日本是残酷的社会主义。”

当然，这种“和谐”是人类经济史上少有的成功实例，也许只有在追赶型的后发国家在经济腾飞阶段才能出现。

公平与效率，是现代社会各国政府的两难选择。

人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过于注重效率，固然会在一段时间内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但资本的无序扩张势必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而削弱社会公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而过于强调公平，固然有助于社会稳定，但平均主义势必造成“大锅饭”现象而影响经济增长乏力。就发达国家目前的状况而言，偏重社会收入分配平衡的福利国家，经济相对沉滞缺乏活力，如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和今天的日本。而最具创新活力并带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的美国，却不得不面对收入差距悬殊而造成的社会撕裂。

一个社会要持续发展，不能把劳动成果分光吃光，必须有一定的积蓄，必须有扩大再生产的资本。所以，我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大规模地招商引资，热衷于上一些大项目，以拉动经济增长。

然而，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是必然要求一定的回报的。根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阐述，资本收益率一定高于经济增长率，即r > g。这就造成了社会财富向资本拥有者集中，常常是资本赢家通吃。不断的资本投入，不断的财富集中，社会收入的差距在不断加大。

事情很明显，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需要容忍一定程度的分配不公平，也需要容忍一定程度的牺牲效率。

记得1993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此半年前的1993年4月28日，《经济日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笔者采访日本政治家、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先生的专访。

“公平与效率是任何政府都头痛的选择。但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侧重。从加速资本积累、实现经济起飞来看，我认为中国目前更应重视效率。”“是倾向于公平，还是倾向于效率？中国目前更应重视效率。”不过，大来先生提倡中国应偏重效率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政府通过对有钱人多征税，用于贫困地区的铁路、通讯等基础产业的建设”；“但不搞好社会保障体系不行，那可能会出现社会问题。”

效率与公平的选择，应该随时代天平而调整。而且，我国已经走过“加速资本积累的阶段”。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注重效率、打破公平与效率相对平衡的过程；“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就是注重公平、实现公平与效率新的平衡的过程。

著名的库兹涅斯的“倒U曲线”，曾给人们以极大的心灵抚慰，即市场可以自动调整收入不平等状况、实现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战后欧美国家经济发展轨迹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经济增长较快、社会相对安定，为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

其实，这并非市场自动调整的功劳，而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行政、法律等手段，实行强制性的权力与财富重新分配的结果。

曾遭受企业寡头剧烈反对的美国反垄断法案诞生于何时？是美国经济快速崛起成为世界老大的“镀金时代”。30年代的大萧条，暴露资本主义的弱肉强食的本质，而同时期苏联经济的巨大成功，使资本主义感到震惊和恐慌。罗斯福上台后，实施了许多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新政”，才奠定了美国战后“黄金年代”的基础。

70年代持续的“滞涨”，加之越战失败阴影笼罩，美国社会死水一潭的现实，迫使里根政府采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就是大规模私有化和大幅度减税。这不仅使美国成功地走出“滞涨”的泥潭，而且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创造了120个月经济持续增长的惊人记录，还奠定了IT产业革命的社会基础。但是，也就从那时起，美国社会收入分配逐步走向极端不公平，最后不得不咽下“次贷危机”的苦果。“华尔街金钱永不眠”导致了“占领华尔街”。

没有什么“倒U曲线”，市场不能自行调节社会收入的不平等，需要政府强力作为。没有什么“杀富济贫”，用政策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是现代社会各国政府的职责。

有人说，初次分配讲效率，是企业的事情；二次分配讲公平，是政府的事情；三次分配讲道德，是社会的事情。

其实，现代社会的治理哪有如此的泾渭分明？

要形成大规模的自觉自愿的社会慈善活动，不需要政府的因势利导、特别是政策上扶持吗？

至于初次分配，的确应该由市场机制主导分配劳动报酬、资本利润、技术创新成果、地租收入等；但是，也需要政府有所作为，而不是袖手旁观地听任企业的自行其是。

政府应不应该强力实施反垄断法（如前日有关政府机构对一些互联网大厂垄断行为的处罚）？政府应不应该制定最低工资法（长期以来我国的分配率、即工资总额占GDP的比率偏低）？政府应不应该对雇佣残疾人和少数民族就业者给与政策优惠？对那些为追逐利润而造成强烈的负外部效应的企业，政府应不应该实行严格的惩罚措施？对那些没有技术含量却高负债（主要靠银行贷款）轻资产的企业高管，政府应不应该监管其薪酬？

更重要的是，政府应该动用税收手段对初次分配进行调节。

当企业负担过重（我国目前企业的税负似乎不算太高，但加上各种政府收费，使得企业不堪重负）时，减税就是应有之义。如果企业收入占GDP比重过大，政府就应该通过税收进行平衡。在我国的亿万富豪数量居世界首位之时，政府更应该早日出台遗产税、馈赠税、不动产税等实行“转移”。

目前，我国的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拥有一定数量的国企。笔者始终认为，国企存在的意义，主要不是为了效率，而是为了社会公平。在这个意义上，国企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压舱石。

走向共同富裕，“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政府任重道远。

共同富裕，是我們重要的政策目标；公平正义，是一个社会的首要价值。

关于正义，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提出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正义原则是，“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这是指政治权利，也就是自由原则。第二个正义原则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第一，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第二，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这是差别原则和平等原则。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曾被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攻击为崇尚平等主义的乌托邦，但当世界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收入分配悬殊导致社会撕裂之际，人们越来越感受到罗尔斯深沉的人文主义情怀。

罗尔斯强调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即使所谓差异原则，它要求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要从属于职位和岗位的调整，以便使这些工作机会最有利于那些最不利的社会成员。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的自由流动。

如果社会阶层固化，将导致社会发展停滞。在普惠公平的前提下，加速社会的自由流动，不仅是横向的流动，特别是纵向的向上流动，是一个社会保持活力、居民“实现对美好生活向往”之梦想的的先决条件。这将给众多底层人们以创造财富、实现“逆袭”的机会，使“丑小鸭变成白天鹅”。

社会向上通道的流畅，可以更大程度地容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我国的基尼系数自从1994年突破0.4关口之后，开始不断攀升：2005年为0.485、2006年为0.487、2007年为0.484、2008年为0.491，达到最高峰，此后开始逐年下降：2009年为0.490、2010年为0.481、2011年为0.477、2012年为0.474、2013年为0.473、2014年为0.469……，近年始终在0.46至0.47之间徘徊。

要早日实现共同富裕，就要早日把基尼系数限制在0.4以下。这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坚实的步伐、更得力的措施，不断调整社会经济结构，扫除影响走向共同富裕的各种障碍。

在我国政府的支出中，行政开支偏高、民生投入偏低，这是不争的事实。能不能彻底扭转这一局面？如果下决心把庞大的“吃皇粮”队伍压缩1000万人，每人每年的行政费用和工资收入按10万元计算，就是1万亿元呀！这相当于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 5%！把这笔钱用于改善民生，可以干多少事情呀！不可否认，我们的制度运行成本实在是太高啦。

多年来，房地产业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一些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和房地产业的税费占财政收入比例之高，令人乍舌。这不是正常的经济结构。房地产业绑架了中国经济，巨大的泡沫孕育着巨大的风险。实际上，我国房地产业高价奔腾的20多年，掏空了“中等收入阶层”的家底，延迟了正常的社会消费，而且使社会财富快速地向少数人集中，是一定程度的“刮贫济富”。最近，个别地方政府又出台鼓励房地产的政策措施，是不是一种“饮鸩止渴”？

在我们的经济结构中，一些僵尸企业尚未完全退出；金融行业的“高盈利、高薪酬、高纳税”相当离谱；不少企业纷纷“脱实向虚”；日前若干家P2P“爆雷”，说明试图在“虚拟经济”中大赚快钱，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潮。这与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更加包容、更加共享、更加平等、更加绿色、更加可持续”，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亿万人民的热切期盼，需要全社会的艰苦努力。

姜波，经济学者，曾任经济日报科技新闻部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暨文化名家，出版过《魂归何处》、《惶者自白》、《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等多部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