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弘

出版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不断进化、没有终点的进程。在技术创新应用的持续驱动下，有效转变出版业经营与服务模式，实现理念、产品、流程、渠道以及人员素质的全面数字化转型升级，成为多年来行业内常谈常新的话题。

技术赋能下我国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基本情况

政策保障。为推进出版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数字出版等新兴出版产业，早在2010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并明确要求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意见》指出，要以先进技术引领驱动融合发展，用好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革命成果，加强新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前瞻性研究和应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意见》清晰地表明，若要推进出版融合发展，必须强化技术应用创新。

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国家将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壮大数字创意、网络视听、数字出版、数字娱乐、线上演播等产业，鼓励优秀传统文化产品和影视剧、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走出去”作为“十四五”期间的重要任务。同时组织实施出版融合发展工程。这些战略规划和任务要求对出版融合发展和数字出版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明确的工作目标和技术创新要求。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出版强国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推进出版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期。在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宏观政策指引与项目资金的大力支持下，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以数字出版为代表的新兴文化业态发展潜力持续向好。

产业规模。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19—2020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19年国内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为9881.43亿元，较上年增长11.16%，相比于2015年的4403.85亿元，数字出版产业规模翻番。其中，移动出版收入为2314.82亿元，在线教育收入规模为2010亿元，网络动漫收入规模为171亿元，三者占数字出版收入规模的比例达45.5%。另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已达249.8亿元，是2015年的近三倍。同时协会发布的《2020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786.87亿，是2015年的近2倍。其中，中国游戏海外收入首次破千亿，已经达到154.50亿美元。

从用户规模来看，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其中，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5.09亿;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4.61亿;网络音乐用户规模达6.8亿，较2020年12月增长2273万;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44亿，较2020年12月增长1707万;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3.25亿。

业态创新。国家统计局在2021年7月31日发布了对全国6.3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的调查数据。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上述企业实现营收54380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30.4%;从业态来看，数字出版、动漫游戏、视频直播等“互联网+文化”新业态保持强劲增长态势，实现营收1820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9%，占全部文化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33.5%，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25.3%，高于全国文化企业平均水平14.7个百分点。

技术支撑体系。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模式在“十三五”时期也趋于成熟。出版单位依托自身优势资源，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生产创作了更为丰富多样的产品，开发并完善了相关运营服务平台，企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融合发展不断深化。“十三五”期间，重大出版科技工程，如“国家数字復合出版系统工程”“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中华字库工程”等通过了国家初验评审，取得了较为显著的阶段性成果应用，为出版业深化数字化转型升级、促进融合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技术基础。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的实施，也为促进出版与科技融合、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建设再次发力，给出版科技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

由此可以看到，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出版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技术驱动下的数字出版产业呈现繁荣发展态势。

“十三五”时期出版业的发展情况与面临的主要问题

“十三五”时期，出版业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能力显著提高，产业整体规模持续递增，增速与GDP增速基本同步。根据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发布的有关数据显示，从“十二五”末的2015年至“十三五”终结前的2019年，全国出版业的产业规模持续扩大，营业收入（含数字出版）从2.17万亿元增至2.87万亿元，五年持续递增。出版业营业收入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保持在3%左右。

纵观“十三五”时期，新闻出版业科技工作发展迅速。一是在一系列政策指导下，新闻出版业初步建立了“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行业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以及以出版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机制;二是依托于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确定的首批42家新闻出版业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探索建立了一批面向行业、全面覆盖、多方参与的科技管理与服务机构，使得市场化科技服务企业加快成长，初步形成了行业主管部门、科技企业、出版单位的良性互动;三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增强现实、5G等技术在出版业的应用场景逐一落地，如大数据在用户画像构建提升精准营销、资源整合共享方面得到了很好应用;人工智能在深入推进出版流程再造、降低人力资源投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增强现实在数字产品生产、提升用户阅读体验也有较好应用;四是标准化工作极大地支撑了科技应用工作，“十三五”期间新闻出版业共发布新闻出版国家标准56项、行业标准123项、工程标准76项以及团体标准、企业标准数百项，主导制定了2项国际标准，重点推进内容数字化生产、资源管理、数字版权、数字印刷等方面的标准化工作;五是建设了一批行业级平台，如国家知识服务平台、全民阅读公共服务平台。

虽然现阶段出版融合发展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以数字出版为代表的新兴出版产业发展较为迅猛，对科技的应用也开始逐步深入，但与技术驱动出版融合发展的实现还存在一定距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出版技术创新体系尚未健全。“十三五”时期，主管部门通过实验室建设、重点工程和示范项目实施等举措，推动出版与科技的融合不断深入，但多聚焦于某一技术领域，整个行业的技术支撑体系还有待完善，对前沿技术、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共性技术的分类指导和对出版产业链整体技术应用体系的建设还有待加强。

传统出版单位创新能力不足。虽然“十三五”时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新技术在新闻出版行业的应用取得了显著发展，推动了出版内容生产、数据库建设、运营与服务的提升，但相较于互联网企业，出版单位对技术的敏感性、适应性和把握性较为薄弱，运用科技创新产品的能力普遍不足，存在投入高、产出低，传统出版数字化产品科技附加值不高、收入低，科技贡献有限，非核心数字出版产品收入高等问题。

出版业重点项目示范效应不足。“十三五”时期，行业重点项目从数量和质量上还难以满足行业对科技发展的需求，重点项目的带动示范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还存在与国家相关科技、财务部门之间协调度和配合度不足，与地方科技工作还没有形成有机结合，使得行业科技工作难以全面协调发展等问题。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十三五”时期，出版科技人才建设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行业内部对于科技人才的培养、吸引、管理、评价、考核、激励等方面机制尚不健全，复合性、专业性人才仍显不足，人才创新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仍需要积极探索。

数字出版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体系和专业技术职称问题长期未能得到解决。

新时代推动我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和要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做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十四五”规划和纲要为我国新闻出版业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目标，其中明确提出要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壮大数字创意、网络视听、数字出版、数字娱乐、线上演播等产业。出版工作是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我国图书品种从1978年的9000多种增长到2017年的50多万种，增长了50多倍，位居世界第一;印刷业总量位居世界第二，整体出版市场也位居全球第二。在行业规模快速扩容的同时，发展质量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其一，单品种平均印数从1994年的6万册下降到2017年的1.8万册，下降了70%，这说明单品种的边际效益逐年下滑。其二，根据开卷监测系统统计，从2014年1月至2017年10月，综合实体店、网店及零售三个渠道数据，年销售数量少于5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34.5%;年销售数量少于10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45.19%。也就是说，每年接近一半的图书品种只能堆放在仓库里，这说明，图书出版业同样面临紧迫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强调，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黄坤明同志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词，文化改革发展必须聚焦这个主题。笔者认为，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包括如下几方面：一是我国出版强国建设顺利开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得到更全面的满足，出版“走出去”工作深有成效;二是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推进，出版单位管理效能、市场响应能力、劳动生产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益显著提升;三是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技术创新与人才保障机制日趋健全，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

同样，也可以归纳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四个基本要求。一是坚持内容精品化。衡量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成就，最终要看作品，出版业要抓住创作生产优秀作品这个中心环节，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和“二为”意识，着力打造精品力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出版力作。二是要坚持技术赋能。未来出版业的技术特征将愈加明显，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现代技术的创新发展与深入普及为出版业服务方式变革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新技术对出版业的影响也将日益加剧。在此背景下，产业链各相关主体要主动应用新技术新模式，努力在内容形式、传播手段和服务运营等方面有所突破、拓展。三是要坚持机制创新。机制创新体现在出版生产关系的调整一定要能激发出版生产力的活力，如果没有出版组织机构和业务流程的创新、没有专业可靠的专业人才保障机制、没有绩效激励和分配机制的创新，不可能实现出版高质量的发展。四是要坚持融合共生。即遵从出版发展的规律，顺势把握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态势，努力构建面向新内容形态、新传播渠道和新营销模式的数字出版新生态，推进出版与大产业实现全域融合。

新时代推动我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笔者认为，基于技术赋能视角的出版高质量发展一定要强化对行业科技体系的战略性研究，进一步强化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前瞻性指导、扶持与规范，从研发攻关、成果转化、协同创新、区域统筹、人才培养等方面对出版业科技应用工作予以谋划。

因此，提出两个具体建议：一是加快解决出版融合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中的投入机制问题;二是推动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建设过程中的创新保障机制问题。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

2019年我国的RD经费投入达到22100亿元，占GDP的2.23%，而在出版业的收入中，各出版社用来做技术研发的投入却太少，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这其中有体制的问题，更是机制的问题，因此，应建立有效的投入机制，出版单位拿出部分收入用于技术研发及新媒体产品与服务渠道建设，同时，国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比如社会效益考核加分、净资产收益率核算、工资总额同比追加等。没有投入机制的理顺，出版融合发展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此外，从近几十年数字出版的发展轨迹看，出版融合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于技术的进步。技术的创新为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也是创新成果的使用者、受益者。要推动技术创新和与出版产业链相关主体的融合，关鍵是要增强企业创新动力。纵观近些年科技创新发展情况，对重大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突破基本来源于科技领军企业和互联网平台。如人工智能领域，根据2020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年会上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20》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达389571件，位居世界第一，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十的机构包括国家电网、腾讯、OPPO、百度、平安科技等5家科技领军企业和5所高等院校;又如区块链领域，根据“2019年全球区块链发明专利排行榜（TOP 100）”显示：2019年全球区块链发明专利申请公开数量排名前十的企业有七家来自中国，包括阿里巴巴、腾讯、中国平安等。为此，为充分发挥科技企业和互联网平台在市场占有率、集成创新、组织平台、用户规模等方面的重大优势，支持鼓励其发挥科技引领作用，提升行业的整体创新效能，深入推动出版融合发展，下一步出版业技术创新工作建议由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等为牵头单位，带动出版科技与标准实验室、骨干出版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和应用，形成出版融合发展科技保障新模式。

作者系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