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姝颖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1982 年广西合寨村自发成立村民委员会，得到国家重视并被纳入法律体系之中。199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以来，学术界涌现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对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整理介绍的过程中，已有综述文章基本上是通过人工整理文献然后进行定性述评。因此，有必要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在乡村治理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从时间脉络梳理村民自治的研究主题热点和演进历程。

1 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

以CNKI 中的北大核心和CSSCI 数据库为来源，以“村民自治”进行篇名精确检索，检索时间段设置为1998—2020 年。检索得到文献数量为1 155 篇，剔除其中的书评、综述等非学术论文类以及没有作者的文献，最终得到有效文献数量为990 篇，检索和更新时间为2021 年9 月30 日。利用CiteSpace 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村民自治文献时间分布特征

我国20 余年村民自治相关文献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1998—2008 年呈现缓慢上升的阶段，从62篇增加至260 篇；2008—2020 年的急速下降阶段，CNKI发文量从260篇减少至47篇。

2.2 核心作者群和研究机构分布情况

核心作者是指某一主题研究的中坚力量，既引领一个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又对非核心学术研究人员产生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课题组将相关数据导入CiteSpace 后，将节点类型（Node types）设置为作者（Authors），时间区间间隔选择1年，选择Top n=50，其他参数设置为默认值。运行分析后得出国内村民自治研究作者分布的可视化图谱。基于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群初选测评体系包含发文量和被引量两类指标，根据公式发文量的评判标准为P ≥ K(p)，根据普赖斯定律，其计算方法为K(p)=0.749√Max(p)，其中K(p)表示核心作者候选人的最低发文量，即发文量不少于K(p)的作者构成核心作者群，Max(p)表示发表文献数量最多的作者所发表的文献数量。在所选样本中，徐勇的发文量最高，为20 篇，即Max(p)=20，从而计算出K(p)=3.35，根据取整原则得出发表论文为4 篇或者4 篇以上的作者入选为核心作者群。基于此，共有22 位作者入选，具体如表1 所示。核心作者群的研究活跃，常常引发学术界针对该问题进行热烈讨论，追踪核心作者群的研究对于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表1 核心作者群分布情况

研究机构直接代表着该研究领域的支撑力量，对于村民自治这一具有强烈政策导向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必须有基础夯实的研究力量存在才能保证研究数量和质量。将相关数据导入CiteSpace 后，将节点类型（Node types）设置为机构（Institution），运行分析后得出我国村民自治研究机构分布情况。从研究力量分布来看，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文献来源主要集中于各高校研究所和政治公共管理学院。主要包括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38 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27 篇）、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16 篇）、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8 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7 篇）、华中师范大学（7 篇）、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6篇）、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6 篇）、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6 篇）、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5 篇）等。总体来说，华中师范大学是发文量尤其集中的研究机构，其中包括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学研究院等，其他发文量大多集中在一些政治关系学院和研究所，并且相关研究机构之间合作不够紧密。

2.3 主题和领域分析

2.3.1关键词共现分析

通过对村民自治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和共现分析，可以客观把握该领域的研究主题和热点。利用CiteSpace 将节点类型（Node Types）设置为关键词（Keyword），得到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如表2 所示。村民自治是出现频次最高且中心性最强的关键词，根据关键词频数和中心性可知，尽管有关村民自治的研究较集中于其制度本身层面，但也包括政策背景和现实依据以及制度实现的有效形式和具体措施等方面。由此可进一步推断出，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还相对不足，尚未从更多方向或延伸角度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表2 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

续表

2.3.2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旨在考察村民自治研究热点及其聚类情况，以明确学界对于村民自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些细分领域，聚类主题和主要关键词分布如表3 所示。最大的聚类为#0 村民自治，聚类大小为213，轮廓值为1。这说明了村民自治研究的主题热点非常集中，发散程度不高，并且村民自治的主题存在大量重叠，围绕村民自治的研究主题大多集中于制度理论方面。乡村治理、协商民主和实现形式这三个聚类年份距今较近，可能代表了今后我国村民自治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表3 关键词聚类结果

2.4 村民自治演进历程

基于CiteSpace突发性检测功能（Burst Detection）生成关键词突现列表，得出8 个突现词即在20 多年研究历程中突然出现或频率突增的关键词，以及它们突现的强度与持续时间段，反映了学界对于村民自治相关研究的主题演变历程，具体如表4 所示。课题组在梳理文献时发现，村民自治的研究是在回应不同的政策和时代背景。根据突现词列表并结合时代政策背景，课题组将1998 年至2020 年村民自治的研究演进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分析。

表4 村民自治研究突现词时间趋势

2.4.1村民自治的探索阶段（1998—2008 年）

这一时期的文献突现词有“村委会”“民主选举”“民主”和“和谐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提出“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自此村民自治研究进入探索阶段。这一时期研究围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法规制度进行，其中民主选举制度是村民自治的核心[1]。除此之外，这一阶段学界对村民自治的研究还围绕着民主决策制度、民主监督制度建设等领域以及社会发展战略与和谐社会的有机衔接方面。

2.4.2新时期村民自治的转型阶段（2015—2020年）

这一阶段的文献突现词有“协商民主”“乡村治理”“基本单元”“乡村振兴”。由表4 可知，2008 年至2015 年没有新的突现词出现，村民自治相关研究出现停滞状态，原因在于农业税的取消和城乡统筹发展的加快使农村基层村民自治陷入空转状态[2]。一方面，乡镇政府从“汲取型”政权转变为“悬浮型”政权，基层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供给动力严重缺失，不再从农民处收取税费维持运转，而是依靠上级转移支付[3]；另一方面，取消农业税缓解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使农民失去了与土地和农村之间自然形成的社会性亲缘关系，加速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步伐[4]。这进一步导致了一系列撤县改区、乡镇合并、合村并居、村庄合并以及自然村的大批消失。国家民政部数据显示，2009 年村委会59.9 万个，村民小组480.5 万个，居委会共有84 689 个，而2019 年全国村委会共有53.3 万个，村民小组419.3 万个，居委会11 万个，10 年间数万个村委会和近60 万个村民小组不断消失。乡村基层治理结构亟待转型的现实也导致了村民自治研究数量的逐渐减少。

一系列有关“三农”的政策推出并实施，也促进了村民自治研究的新进展。

首先，协商民主成为村民自治发展新方向。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协商民主从局部实践上升至国家战略的地位。在探索实践过程中，包括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广东云浮的“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湖北秭归的“村落自治”、四川成都的“村民议事会”等协商民主新形式激活了乡村治理单元并且提高了农民积极性，改善了村民自治制度运行态势[5]。

其次，乡村治理的基本单元建设使村民自治走向新形式。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针对改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出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单位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村民小组的地方，可开展以社区、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由此，“基本单元”成为突现关键词。事实上，1998 年法律规定村委会所在村并非自然村，而是行政村即国家统一规定并基于国家统一管理需要的村组织，且是村集体经济单位。由于一个行政村可能包含多个不同宗族文化和人情的自然村，以行政村为基础开展的村民自治可能遭遇困难。然而学界并不都赞成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下沉，一些地区例如广东省云浮市、清远市的部分县镇进行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试点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通过实践探索、理论研究和政策选择加以解决，并不适合全国推广[6]。陈明[7]甚至认为未来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必定走向具有财权和政府职能的乡镇一级。

最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村民自治带来新的历史机遇。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由此，“乡村振兴”成为突现关键词。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新时代的农村改革提出新的要求。村民自治是乡村振兴的要义之一，需要满足“治理有效”这一要求，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基石[8]。如何在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中实现村民自治制度的转型，成为新时期研究重点[9]。

3 结论

从广西合寨村自发成立村民委员会到村民自治纳入法律法规之中，再到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我国村民自治研究始终紧密结合国家政策走向以及乡村实际发展状况在探索中向前推进，走向理论、制度和实践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我国村庄治理制度改革道阻且长，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作为支撑，更需要充分的实践探索。因此，学术研究应紧跟甚至超前于政策，更有利于制度的探索创新，为后续制度建设提供全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