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娟

(安徽大学 安徽 合肥 230039)

贵州省地表破碎，岩石裸露，碎块化土地分布在山上山下，农业生产条件差。由于长期的贫困，贵州省农民自称为“干人”，即一无所有的人，他们一直盼望有个好政策，能填饱肚子，走上富裕的道路。

土地改革使贵州农村家家户户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增长。但人民公社化运动，使贵州省1960 年的粮食产量降到解放初期水平，农民遭受着饥饿的威胁。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贵州省一些偏僻边远地区开始长期秘密实行包产到户的做法。无论上级提倡哪种形式的经营管理方式，当地都坚持着包产到户，只不过是叫法随着形势不断变化，“当上边说是定额管理，他就是定额管理；上边说是大寨工，他就是大寨工；上边说是包产到组，他就是包产到组”[1]。当地人将这种把耕地分给各家各户包种的形式称为“包坨坨”，被山区农民视为摆脱饥饿、求得生存的办法。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贵州省粮食产量从未超过500 万t，“五年增产，六年减产”，平均每年只递增1.4%[2]。粮食长期匮乏，基层干部管理不善，干部多吃多占，社员劳动“人情工分”“荷包账”盛行，农村出现“生产无责任，你混我也混”的状况。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贵州省的农村形势并未好转。“建立大寨县”口号下盲目发起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以粮为纲”口号下的“三地代耕”制度仍在延续。到1979 年，全省人均口粮仅177.5 kg，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1%，36.7%的生产队人均口粮低于150 kg，仅30.5%的生产队高于200.5 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