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全科医生看起来60岁的样子，老花镜挂在鼻翼处，不看近处的时候，她必须半翻白眼，眼神才能跨过眼镜抵达我的眼睛。我有一个朋友也老花了，他看手机的时候，手机离他一米二，可能手机有毒，离太近起疹子。偶尔拍的图也模模糊糊，我说你去配副眼镜，他从不接话。不认怂也好，不就是自己看不清，好歹剩个优雅。

我是去医院开安眠药的。按照老药罐子的期许来说，私立医院全科医生应该类似于“小度”或者“Siri”，我喊一声，思诺思三盒、奥美拉唑十盒，她应该回答好的（主人）。我曾在上海商城楼上的某家医院享受过这样的待遇，甚至还好于人工智能，医生给我的药比我无理的要求还多一倍。这样的医院，必须生意兴隆。

这位医生偏不，她问我，你年纪轻轻就吃安眠药，是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我想说关你屁事，但我翻译了一下。我说医生，我天生命贱，当我睡不着的时候，天下雨或者天不下雨都让我焦虑。比如我明天早班机，我就需要吃一颗药。你不用担心我滥用药物，可能我也不吃，就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吓吓自己，也就睡着了。

她没有接话。说你是干什么工作，我说杂志。她紧皱眉头，再快速松开，这表情我懂，叫感同身受。她说我有个侄儿，在《洛杉矶时报》卖广告，传统媒体越来越难做，没人看报纸了，都转到了线上，上个月他侄儿被裁掉。问我是不是也因为这个睡不着，我抬头，眼神越过她鼻翼上的老花镜，说，我今年9月几乎就完成任务了。

她没有接话。说你胃也不舒服，我点头，老胃病，开了药也不一定吃，备着。她把眼镜推到鼻梁上开始看我去年5月做的胃镜报告，一边看一边说，我在洛杉矶待了三十年，那边的诊费高，药费也高，一个月下来基本看不了几个病人。然后就去上学，变成了心理学博士，后来找我看心理咨询的人越来越多。小周，你的胃看起来没问题，多半还是精神压力导致的。我说医生你判断太准了，我以后难受了就来找您聊天！

她没有接话。翻一个白眼转头看我，发现看不清，才把眼镜重新拉回鼻翼。说年轻人，你要相信医生。而我却想起了另外一件往事。

2009年4月，北川擂鼓镇小学的一个体育老师跟我说，这地震之后全国来了好多好多心理医生。他们找那些失去孩子或者失去伴侣的人聊天，好几个熟人本来好好的，聊完更不行了。因为他们老是不断不断地摩擦灾民们的伤痕。后来大家决定一起抵制援助的心理医生，不见不听不回答。

我回过神时。心理学博士正好说道，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因为要回来建设祖国。我没有接话。说谢谢医生，起身离开。

医院楼下的北京，正在美好季节的尾巴上。黄叶子树旁边凑着绿叶子树，背景板是赤道海水般，刺眼的，鲜蓝色的天。云在背景板上被风拉成条状，犹如猫从沙发里抠出的棉絮。空气干燥，从鼻孔直冲天灵盖，穿过舌根，喉头冰凉。

我知道，这位医生想跟我讲述一个有关于孤独的故事——无人倾听的雄心、洋气、光辉岁月、爱与奉献和自我感动。但愿我的倾听让她满意，正如我开开心心拿到安眠药。

北京的冬天由大风主宰，雷电般狂烈，像一只犯头疼的老虎，但羽绒服管用。上海不行，上海的冷，是赌气小姑娘冻僵的手，随时寻找缝隙，随时伸手给你一激灵。

007的新电影，我就是最冷那几天在北京看的。丹尼尔·克莱格穿着灯芯绒西装，站在伊娃·格林墓碑前被炸飞。这时候我应该离场。那样的话我就不会因为审美疲劳，而发现自己和青春告别了。

这是丹尼尔老师的最后一部007，为什么叫他老师呢？《皇家赌场》上映的时候，那年我20岁，一个觉得世界是深渊的年纪。深渊里有戏法，手表、西装、豪车、美女如云，幻想有一天这些都是我的，我嫉恶如仇，凭一己之力改变世界。

老师是生命中必然相交又注定告别的角色。他们是碎片，就像你看着晚霞，你想留住它。当下一次遭遇晚霞，你已忘记它。

丹尼尔老师再一次展示完表、西装、豪车、美女和他管理有方的半裸之后，我才发现007最大的主题是孤独。

世俗地看，这样的男人怎么就找不到真爱？这不符合常理。看上他的人也太多了。

这部戏里面，007只跟他老婆这一个女人上过床。007当然不应该有感情，他是一个机器。总是遭受背叛，但他仍然想爱。他对退休的憧憬是有个家，为了守护家，他死了。

美好结局通常会销毁过程的浪漫。我们假设007退場的方式是战胜一切，从此过上了幸福的日子。作为丹尼尔·克莱格这一任007给人留下的恐怕只有炸不死的人命，和秀不完的豪车。

孤独是深夜的八爪鱼，总在你饥寒交迫的时刻拥抱你。

而被判终生孤寂般的断头路结局，像颗巨大的树脂从高空俯冲下来，裹住007的尸首，变成一块纯真而勇猛的琥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