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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武侠小说在新加坡的传播与接受

2021-12-16李云飞

华文文学 2021年5期
关键词:笑傲江湖文化认同金庸

李云飞

摘 要:金庸武侠小说面世以来,风靡东南亚数十载,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华文文学重镇,与金庸渊源颇深,在其传播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因报人身份,金庸曾与新加坡报纸合办《东南亚周刊》,连载《素心剑》(后更名《连城诀》),又在当地创办《新明日报》,并早于《明报》连载《笑傲江湖》,是金庸唯一率先在海外连载的小说。金庸武侠小说的传播与接受还有赖于多种媒介的改编,其中,新加坡版剧集《神雕侠侣》得到广泛认可,漫画家黄展鸣所绘漫画被译成多种语言畅销各地。金庸在新加坡产生广泛影响,究其原因,除了小说具有娱乐性和思想性之外,更因蕴含广博的中华传统文化,有助于华人建构文化认同。

关键词:金庸;新加坡;《笑傲江湖》;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5-0057-07

1955年,金庸(1924-2018)的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在香港《新晚报》连载,热度迅速蔓延至东南亚,“在南洋许多地方,它被作为电台广播与街头说书的题材。”①此后,他的所有作品甫一面世都掀起阵阵风潮。新加坡历来即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重镇,在金庸小说的传播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武侠小说家外,金庸更有“报人”和“文化人”的身份,因此与东南亚报业多有往来,更与新加坡本地企业家于1967年合股创办《新明日报》,后来成为当地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再加上多种媒介如影视、漫画等的大力发展,金庸小说的改编作品经久不衰,使金庸不光在文学场域,更在整个文化场域成为一个巨大的符号。本论文拟通过查询历史报刊杂志,梳理金庸武侠小说及其改编影视、漫画等作品在新加坡不同阶段的传播和接受情况,以期进一步完善金庸武侠小说的传播版图。

一、金庸小说早期的多种传播方式

金庸武侠小说最早是在报纸或杂志连载,连载期间,由于金庸声名远播,每刊载数期,坊间书店便迅速集结成小册子发售,“每天刊出千字,七天就有人盗印单行本,速度之快让原定结集出版的三育图书公司措手不及。”②1980年,台北远景出版社的“修订本”面世,在此之前,各地流通的版本基本都是报纸所刊载的“刊本”和书店集结的小册子,包括香港各书局(如三民、武史、娱乐等出版社)所出的版本以及海外各地所印行的版本等③。

当时,小说从香港流传到各地有以下几种方式。首先,通过香港到各地的飞机航寄报纸,通过很多资料都可以了解到此现象,例如夏济安1959年到美国西雅图做研究,“请朋友每天从香港航寄载有金庸小说的《明报》到美国”④。此外,有报社为了尽早刊载小说以刺激报纸销量,甚至以当时价格高昂的电报传送小说,“到了小说中的紧要关头,有的报馆为了抢先,便不再坐等班机到来,而利用地下电台的设备通过电报来报道香港当天作品的内容,以满足读者迫不及待的渴望。”⑤足以一窥当时金庸小说受欢迎的程度。

当时在星马一代有代理商专门售卖港台流行书报。创刊于1960年3月19日的新加坡《民报》(已于1984年8月5日停刊),曾以刊载金庸、梁羽生等名作家的小说吸引读者,创办人黎国华在二战后创办远东文化私人有限公司,主要代理港台流行书报、命理相术等印刷品。《神雕侠侣》连载时,公司曾代理星马婆(新加坡、马来西亚、婆罗洲)发行单行本,据1960年12月的报道,“全部销数达四十八万余册,创立武侠小说中最高纪录。”⑥《神雕侠侣》于1959年5月20日开始在《明报》连载,1961年7月8日完结。可以推断,全书连载完结后,销量一定远超四十八万册。1960年改编电影上映后,远东文化公司特意发行了《神雕侠侣》精印七彩封面上下集合订本电影小说,两万余字,全本增至四十二版,图文并茂。

金庸与东南亚各地的文化界、新闻界联系紧密,有当地报纸取得小说版权后,会刊登“启事”。马来西亚新山市的《新生日报》曾刊登声明:“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所著之《神雕侠侣》,由六一一续起,经授权本报在星马独家转载。……由即日起(1961年元月廿三日)禁止星马各地报章转载,或星马印刷店翻印。”⑦该报创办于1961年,翌年从新山迁至新加坡,1966年停刊,创办人梁润之是当地梁介福药行创办人,早期曾办《快活报》《工商报》,有丰富的办报经验。1967年,金庸与梁合办《新明日报》。此外,《天龙八部》在新加坡历史悠久的《南洋商报》“商余版”连载时,报方也多次强调版权所有:“该小说正在遍销星马婆沙之《南洋商报》连续刊出,在未先获上述版权所有者之书面同意前,将不得将该作品之全部或一部分以任何方式重行刊印。”⑧

从上述“启事”也可以印证当时金庸小说之炙手可热,但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盗印现象之严重。据武侠小说家温瑞安回忆,他在马来西亚读小学时曾读到过名为《红花十四侠》的武侠小说,后来才得知,《紅花十四侠》原来是《书剑恩仇录》的盗版。⑨

金庸武侠小说早期的传播过程中,除报刊可以供人阅读外,各电台的争相连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不识字的人来讲,电台提供的播讲更是他们一天劳作之后的娱乐活动,这极大地增加了金庸小说的受众群体,《射雕英雄传》在连载时,“各报争相转载,电台连续播讲,大受欢迎,读者与听众,无虑百万。”⑩

二、《笑傲江湖》率先在新加坡连载

金庸与梁润之在新加坡合办《新明日报》之前,已与当地报纸多有往来。《天龙八部》于1963年9月3日在《明报》连载,同日,新加坡《南洋商报》在头版以不小篇幅刊登广告:“本报即将推出长篇武侠小说金庸名著——《天龙八部》,名作家金庸先生特为本报撰述长篇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以云南大理国为背景,描写英雄之慷慨好义,侠士之儿女情怀,书中主角为四侠八女,结构极尽奇幻,较之过去《神雕侠侣》、《倚天屠龙》,尤为出色,敬请读者注意发表日期。”11经数日预告,于12日正式刊载于副刊“商余版”,至1966年6月11日连载完结,略晚于《明报》(5月27日)。

《天龙八部》开始连载不久,《明报》与《南洋商报》合办《东南亚周刊》,自1964年1月12日起,每周出版一期,随报附送。周刊由两家报纸编辑部人员合作,在香港编辑印刷,金庸任总编辑。发刊词介绍:“内容比较偏重于娱乐性,然而也包含有一定份量的知识性材料。”12周刊为大开本,16页,首期至60期连载有金庸小说《素心剑》(后改名为《连城诀》),每期占据两页。第61期起,金庸、岳川(倪匡)合著的《天涯折剑录》接棒,连载数期后,因周刊变更,于1966年6月12日起在《南洋商报》连载,恰好接续完结的《天龙八部》。稍后,《侠客行》在《南洋商报》新开辟的“小说版”于1966年6月26日起连载,1967年5月6日完结(《明报》连载时间为1966年6月11日至1967年4月19日)。

1966年,金庸到新加坡考察发现,虽然华人占当地人口的大多数,但华文日报只有《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无法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便决定另办一份报纸。他和梁润之一拍即合,合股创报,从《明报》和梁润之执掌的《新生日报》各取一字为其名,即《新明日报》。报纸于1967年3月18日正式刊行,梁润之任董事主席,金庸任副主任兼社长。

现有一些研究认为,《笑傲江湖》自1967年4月20日起于《明报》开始连载13,其实不然。早在《新明日报》的创刊号上,《笑傲江湖》已开始连载,并附有云君14插图,时间早于《明报》一个多月。新马多家报社曾力争小说版权,但金庸告诉《新明日报》的董事们,“‘肥水不流他人田,《笑傲江湖》只留给《新明》独家刊登,希望这部小说争取到更多的报份。”15当时很多读者买报就是为了第一时间读到《笑傲江湖》,报社原本已做好五年亏本经营的打算,没想到第三年就开始赚钱,这部小说功劳显著,“在短短的五年期间内,星马销数突破了十五万份的惊人成绩,与《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三家鼎立。这种报份的突飞猛进的成绩,为新加坡华文报业史上九十年来所仅见,为新加坡华文报业史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16

1967年5月,香港发生动乱,金庸的人身安全受到极大威胁,一家人到新加坡避难。《笑傲江湖》最初连载时,金庸人在香港,稿件空运到新加坡,到了新加坡之后,他就在报社写稿。据曾担任《新明日报》娱乐编辑的陆大地回忆,金庸在避难新加坡期间,每天下午到报社,“通常两点多会过来,然后就进入总编辑办公室里头开始写《笑傲江湖》,每写完一张稿纸,负责排字的工友就会过来把那张稿纸拿去排版,赶明天的报纸。”17在创刊时担任小说版编辑的林玉聪无意间找到金庸当年留下的手稿,之后转让给曾担任总编辑的杜南发收藏。

1967年3月18日至1969年10月20日,《笑傲江湖》在《新明日报》连载867天完结,文末有言,“本报将推出另一部金庸先生最新杰作,敬请读者密切注意。”自10月29日起,《新明日报》头版连续刊登广告,昭告读者“金庸先生又一部最新武侠长篇巨构《鹿鼎记》”将于11月1日起刊出。从1969年11月1日至1972年9月30日,《鹿鼎记》连载1020天完结。与《明报》相比,刊登时间只晚了一周(《明报》于1969年10月24日至1972年9月23日连载)。编辑于文末告知,“金庸新作在构思中。明日起刊载古龙先生武侠新作《陆小凤》。”但此后金庸即封笔,《鹿鼎记》成为其武侠小说的终曲。

小说写完后,金庸曾花十年时间修订,修订版也曾在新加坡当地报刊连载。之后,明河社成立星马分社,于1995年特别推出《金庸作品集》东南亚简体字版,时间略晚于大陆的三联版(1994年),金庸作序回忆他和东南亚的渊源,以及小说在该地区多国的连载情况18。不论修订版连载或全集的推出,都曾产生很大影响。

三、多种跨媒介改编作品广泛流传

金庸武侠小说自面世以来,被大量改编为电影、漫画、电视剧、游戏、话剧、戏曲等多种形式,更加深了金庸作品的影响力度和广度。诸多改编作品中,新加坡于1998年出品的电视连续剧《神雕侠侣》(由范文芳、李铭顺主演),以及由新加坡漫画家黄展鸣所绘的漫画版《神雕侠侣》,均产生巨大影响,并得到金庸本人认可。

1. 新加坡版《神雕》剧获金庸认可

金庸在创作武侠小說之前曾从事电影工作,1950年代在《新晚报》《大公报》以“林欢”、“姚馥兰”、“姚嘉衣”等笔名撰写影评。此外,他还创作过多部电影剧本,其中,长城电影公司拍摄的《绝代佳人》于1957年获文化部优秀影片荣誉奖,金庸也获得一枚编剧金奖章。

对电影戏剧理论的熟稔和多年的编剧经验使金庸小说电影感十足。林以亮曾指出金庸小说“吸收了现代电影的手法:有画面,画面之中有全景,远景,中景,特写;有音响效果;有人物和动作”19。严家炎同样认为,“金庸对戏剧、电影技巧的吸收和借鉴,大大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手段,将武侠小说的艺术表现力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20故此,金庸武侠小说为电影改编提供了种种便利条件。

改编影视首登大荧幕是在1958年10月23日21,香港峨眉影片公司出品《射雕英雄传》,由胡鹏导演。因原著的风行,新加坡影院在该年8月即在报上刊登广告,预告其将被改编为“巨型粤语之长篇电影”22,影片于12月20日正式在当地上映。此外,由李晨风执导的《碧血剑》(上部)于同年12月3日在香港首映,在新加坡于翌年2月10日上映。其后的《射雕英雄传》(二集)、《碧血剑》(二集)、《书剑恩仇录》、《神雕侠侣》等电影,在南洋均获观者交口称誉、卖座鼎盛。自此后,不论邵氏电影公司推出的国语武侠片,抑或1990年代后的香港“新武侠电影”,金庸几乎每部小说都被改编,风格变化层出不穷。除电影外,自1970年代,小说还一再被翻拍成电视剧,经典剧集放映时万人空巷,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这些在上个世纪影响深远的电影和电视剧,多为香港和台湾制作,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反复播映,曾创下票房和收视纪录。东南亚也曾有过自制的金庸剧,影响最大的数新加坡在1998年出品的《神雕侠侣》。该剧的制作方是当时的新加坡电视机构(简称“新视”,后改组为“新传媒”),特邀赵志坚作为编审,赵志坚曾为香港无线电视制作的《天龙八部》(1982年)和《神雕侠侣》(1983年)等剧集担任编剧。新加坡版《神雕侠侣》全剧共40集,1998年6月2日至7月27日播出。金庸以一元价格将版权卖出,播出前制作单位曾剪接10分钟片段请他过目,金庸表示非常满意,也提出一些意见和看法,在寄给赵志坚的信中写道,“《神雕侠侣》演出及拍摄均极精彩,谨来恭贺和感谢。”23

人们早已熟悉金庸小說,再加上前期的强劲宣传,新视版《神雕侠侣》取得不俗收视,首集吸引82万2000人观看,打破新视电视剧首播纪录,虽然褒贬不一,收视率高低起伏,但大结局仍然吸引破纪录的90万2000人收看(新加坡1998年人口约400万,华人约占其中的四分之三)。配合电视剧推出的唱片《神雕侠侣》精选集亦销量不菲,当地电话卡发行商还购买版权,推出珍藏版特辑。新传媒后于2000年推出《笑傲江湖》,亦取得不错收视。

2. 漫画家绘《神雕》畅销多国

将小说改编为漫画,可以使纯文字转化为图文并茂的形式,得以跨越年龄、语言等方面限制。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漫画已有不少版本,号称当代香港“漫画之父”的黄玉郎于1997年夏天在香港书展推出《天龙八部》,其后,黄玉郎及其集团出版的金庸作品改编漫画还包括《神雕侠侣》(1999年)、《侠客行》(2002年,林业庆主笔)、《射雕英雄传》(2005年)、《鹿鼎记》(2006年)。另一位香港漫画家李志清曾为日本德间书店于1996年开始翻译出版的金庸小说绘封面及插图,其后更与金庸合办明河(创文)出版社,并陆续推出漫画版《笑傲江湖》和《射雕英雄传》,另有画册《水墨金庸》。此外,香港漫画家马荣成亦绘有《倚天屠龙记》。

在所有改编漫画中,新加坡漫画家黄展鸣所绘的《神雕侠侣》堪称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全套共18册,1996年1月至1998年12月期间陆续出版。1997年,黄展鸣在汉城美术博物馆举行的亚洲漫画大会上获得特别奖。该书完结半年后,全球累积销量达到150万本,中文版在多地掀起热潮,另外还译成英文、印尼文、泰文、韩文等在世界各地发售。

漫画出版方亚洲图书为新加坡有名的双语出版社,创办三十多年来出版图书逾千种,多为漫画版故事书,包括四大名著、中国历史名人故事、《封神榜》、《三字经》等,积极弘扬中华传统价值观。1995年,其创办人林利国在香港遇到明河社的朋友,谈起编绘金庸武侠小说一事,林邀请黄展鸣绘《射雕英雄传》,先完成黄蓉和郭靖的造型交到香港,明河社非常满意,后提议他先画《神雕侠侣》。杨过和小龙女的造型得到明河社认可后,1995年12月便完成了第一册,并与明河社签约。漫画受到金庸认可,称赞主角造型“英俊秀美、令人倾倒”,在看过第一册初本后,即同意出售版权,“没有要求作任何修改”,之后还写下两幅字送给黄展鸣,“展奇才于画坛,鸣艺声于狮城”,“如杨过之潇洒,学杨过之勤奋”。漫画最初计划为8本,后来在金庸和同行建议下,决定画成12本,最后扩至18本,最大程度保留小说情节,更好地诠释原著精神。24

黄展鸣认为,由于新加坡很多学生所读的华文读物不多,他们也因之失去了阅读金庸的机会,这非常可惜,因此希望学生们通过漫画再去阅读小说,从而可以提高他们的华文水平,有助于理解中华文化,也可以帮助他们开拓自己的思想境界。1998年,在新视电视剧《神雕侠侣》热播和黄展鸣漫画热卖的同时,以此漫画为剧本,新加坡当地电台还将其制作成广播小说。

四、金庸作品有助华人的文化认同

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能够在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迅速被接受,首先是因为武侠小说这一传统文类本身有很庞大的读者群,其次,这些小说自身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例如起承转合的故事情节、巧妙的布局、典型的人物性格、琳琅满目的武术招式等方面,此外,这也和当时蓬勃发展的报业息息相关。

二战期间,东南亚沦陷,华文报纸被迫停刊,战争结束后纷纷复刊,并涌现大量新报纸。据统计,战后至1959年,“北自缅甸、泰国,南迄印度尼西亚,东起印度,西至菲律宾的12个亚洲国家和地区(香港、澳门不计),曾经在市面上发行的华文日报就有159种,期刊177种,连同南北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以及东北亚等28个国家和地区,当时出版的华文日报共有200种左右,期刊223种以上。”25其中,东南亚的华文报刊一向最为发达。

1950年代,东南亚整体进入稳定繁荣期,人民生活较安逸,对于软性读物的需求大量增加。各式各样的小报应运而生,各大报纸也积极发展副刊版面,从天文地理、文学艺术,到消费资讯、明星八卦,无所不包。在所有副刊栏目中,武侠小说尤能吸引读者。随着报纸日渐商业化,武侠小说因包含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和拥有巨大受众,成为副刊推荐的精粹,金庸武侠小说更成为各大报刊争抢的王牌。

除娱乐性外,金庸作品更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如严家炎所称,金庸小说是“有思想的娱乐品”26。一般认为,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属于通俗小说,金庸也一再承认自己创作的“娱乐性”,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即使创作“娱乐性的东西”,依然要自觉追求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27

武侠小说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类型,描写惩恶扬善、行侠仗义的行为,寄托民间对于公正和道义等的向往,体现出某种超越的理想主义,渗透了中国的儒释道思想,因此和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人的性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其流传极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或反之,“中国人的性格制约着武侠小说的生产与流通”28。金庸认为,与新文学相较而言,“武侠小说是真正的群众小说”29,因其做到了大众化、普及化,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但金庸并没有囿于传统武侠的框架内,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汲取中外文学养分,包括平江不肖生、沈从文、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大仲马、狄更斯、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极大地开拓了武侠小说的视野和思想深度。

金庸武侠小说能够风行全球华人世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如陈墨所言,“传统的叙事类型、传统的审美规范和传统的文化内容等,正是全世界的华人的心理共鸣点。”30金庸一再强调传统文化的正面意义并在作品中自觉承继。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削弱现代思考,对历史的严肃反思、对当下的论列是非,都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性。因此,在传奇性和强烈的故事情节性之外,呈现的是深厚的中国历史背景和广阔的社会生活。正因如此,金庸武侠小说除了可以给人们愉悦感之外,更有巨大的文化意义,尤其对于海外华人而言,有助于他们建构自己的文化认同。

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纷纷摆脱殖民、独立建国,华侨入籍居住国。新加坡于1965年建国,主权独立,“移民后裔落地生根,枝繁叶茂,走向反离散和本土化,产生国家认同意识”31。但海外华人的认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漫长过程,如王赓武所提出的“多重认同”概念,族裔、国族、阶级、文化等要素在认同形成的过程中彼此相互作用32。金庸武侠小说将华人社会的道德和文化传统成功地进行了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在海外华人“灵根自植”的过程中,无意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资源。新加坡作家张国强自陈,曾从金庸小说找到“文化身份的寄托”,“我同辈人大概最大的疑惑是个人身份认知的问题,我们明确被标为华人,也被告知五千年文化,这个遥不可及的概念(毕竟教育正对我们进行西化的改造)。通过金庸作品,我突然有了一种跟祖辈的某种联系和认知,尤其那迷人的侠义观念,给我们在西化过程拥有一个支撑点,可以勉强对自己作为华人有所想象和向往。”33因此,当地华人家长鼓励他们的子女阅读金庸,也可以帮助其了解中华文化、提高华语水平。

由于兼具故事性、趣味性、文化性,金庸武侠小说能广泛引起学生阅读和学习中文的兴趣,其中的历史背景和人物也能帮助他们了解相关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因此被选入了新加坡华文文学课程,新加坡教育部曾在2006年把《射雕英雄传》第35至36回节选编入中学华文文学课程内容,同年也把《雪山飞狐》编入初级学院H2华文与文学(语特学生必修科)课程内容,并从2014年起,以《天龙八部》第41至43回节选取代《雪山飞狐》,沿用至今。

金庸去世后,新加坡各界人士和书迷纷纷缅怀,报纸推出纪念专刊,多家书局将金庸小说陈列在店内最显眼的位置,已有六十多年历史的新加坡友联书局设计制作纪念板,置于书店专柜以示敬意。各图书馆特置专柜陈列《金庸全集》,鼓励民众借阅成套纸质书或电子书。由以上种种,都可以看到金庸武侠在新加坡影响之深远。

五、结语

金庸武侠小说因其兼具娱乐性、思想性,尤其是其中内蕴着庞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华人世界中早已经典化为重要的文化符号。林以亮曾说过,“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34作为海外华人的重要聚居地之一,新加坡在金庸武侠小说于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容小觑的角色,再加上金庸本人与新加坡当地文化界的长期交流合作,以及他在此办报的深远影响,更使得新加坡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传播版图上独特的存在。金庸作品在新加坡乃至全球华人世界的传播,不仅仅在于文学层面,更有赖于出版业、影视文化、漫画、游戏等多个领域和多种因素的共同参与,因此,研究金庸作品的傳播与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为探究这些面向提供独特的思考路径,从而促进金庸小说和相关的文化研究均获得更宽广的视阈和长足的发展。

① 金庸:《从一位女明星谈起》,收入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著《三剑楼随笔》,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202页。

② 傅国涌:《金庸传(修订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

③ 林保淳:《金庸小说版本学》,收入王秋桂主编《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402-406页。

④ 丁进:《金庸小说研究史略》,《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

⑤ 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页。

⑥ 载1960年12月17日新加坡《南洋商报》。

⑦ 载1961年1月23日新加坡《南洋商报》。

⑧ 载1963年9月13日新加坡《南洋商报》。

⑨ 温瑞安:《王牌人物金庸》,收入沈登恩主编《诸子百家看金庸(第五辑)》,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171页。

⑩ 载1958年12月16日新加坡《南洋商报》。

11 载1963年9月3日新加坡《南洋商报》。

12 金庸:《发刊词》,载1964年1月12日《东南亚周刊》第1期。

13 严晓星:《金庸年谱简编》,《金庸识小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75页。另见傅国涌:《金庸传(修订版)》,第183页。14 云君原名姜云行,曾为金庸多部小说画插图。参见陈胜临:《画图声中听剑鸣——谈金庸小说中的云君插图》,载2019年1月14日《中国艺术报》。

15 王振春:《那些年我在报馆——一个老报人的狮城往事》,新加坡:玲子传媒2016年版,第16页。

16 郑文辉:《新加坡华文报业史(1881-1972)》,新加坡:新马出版印刷公司1973年版,第68页。

17 “告别金庸”:他在新明写〈笑傲江湖〉》,载2018年10月31日新加坡《新明日报》。

18 需要指出的是,或因时间久远,金庸在序言中的有些回忆与事实略有出入,仍需查证。

19 林以亮:《金庸的武侠世界》,收入沈登恩主编《诸子百家看金庸(第三辑)》,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17页。

2027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141页;第79页。

21 有关金庸小说的电影改编片目(主要为2000年前),见许兴阳:《金庸小说改编为电影片目考》,《电影文学》2013年第6期。

22 载1958年8月20日新加坡《南洋商报》。

23 载1998年6月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早报副刊”。

24 黄叔麟:《我国漫画家走向世界——黄展鸣访谈记》,载1996年12月31日新加坡《联合晚报》“晚报新年特辑”。

25 程曼丽:《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26 严家炎:《金庸小说成就之我见》,《浙江学刊》2019年第6期。

28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

29 杜南发:《长风万里憾江湖——与金庸一席谈》,载1981年7月9日新加坡《南洋商报》“文林”版。曾担任“文林”主编的杜南发,于1981年4月12日在倪匡的引荐下到金庸位于香港半山区的家中登门拜访,与金庸畅聊。此访谈被记录整理为文字稿,刊于《南洋商报》1981年7月9日第25版和12日第18版的“文林”。

30 陈墨:《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

31 张松建:《重见家国:海外汉语文学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2页。

32 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33-262页。

33 陈宇昕:《尽处仍余一襟晚照:金庸纪念专辑(1924-2018)》,载2018年11月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文艺城”版。

34 林以亮策划:《金庸访问记》,收入沈登恩主编《诸子百家看金庸(第三辑)》,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33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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