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世德,黄泽索

(中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全面小康建设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4)

现代经济具有信息化特征，各种信息的收集与处理多与数字化有关[1]，金融服务水平依赖全面的信息，大数据和全样本能降低金融错配的风险；要提升金融服务能力，需要重视信息化的基础。数字化发展以信息化为基础，数字化发展水平不仅影响区域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还是造成地区发展失衡与“边缘化”的重要原因[2]。民族地区多为欠发达地区，存在数字化水平不高和金融服务能力不强的问题。在经济数字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可能会因技术应用能力的差距形成新形态的贫困[3]，破解“数字鸿沟”对发展的制约成为当务之急。数字化在区域发展中正扮演着“授人以渔”的角色，数字化发展通过发掘信息促进资源高效配置，通过降风险、增产出，赋予经济发展新的内涵与动力。滇黔桂地区正处在经济发展的十字路口，能否加速数字化发展并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仅关系到区域金融服务能力的提升，也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未来与质量。

我国已进入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化时代，国家正在推动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基建”，这是民族地区提升数字化发展的有利契机，也是促进金融发展的重要抓手。传统观点认为，民族地区金融服务能力不强是经济不发达造成的，市场主体无法提供有效的财务数据和抵押品；从数字化视角分析信息撮合对金融服务能力影响的成果不多见。笔者以滇黔桂三省(区)为例，实证分析数字化发展与金融服务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厘清民族地区的数字化发展影响金融服务能力的机理，从推动数字化发展的视角出发，提出对策建议，为民族地区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做出贡献。

一、文献回顾

数字化对金融服务能力的影响，源于金融服务对高质量信息的依赖。资金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是现代金融运行的特征，金融资源进行跨时空配置需要信用信息，金融资源错配与信息不对称有密切的关系[4]，高质量的信息不仅关系到资金供需撮合，也是资金安全保护的有效屏障[5]，信息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明显，它主要通过强化区域发展优势来显现[6]，信息对区域金融服务能力提升有加速效应，我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与信息化水平高有关，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与信息闭塞和金融服务能力不强有密切联系。传统金融服务依赖定制化信息源，主要是依托财务报表收集生产销售类的“硬信息”，不展示企业文化、经营声誉、企业家品格等非定制的“软信息”[7]，金融市场基于有限信息产生“惜贷”现象，信息质量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8]，金融服务与信息是否完全有关，也受信息收集方法手段的影响。数字化发展让经济活动能释放更多信息，也让信息传递更加便捷迅速，为“融资难、融资贵”提供了破解的新钥匙。数字化发展为民族地区经济活动释放更多信息提供了契机，也为提升金融服务创造了条件。

金融服务区域发展能力的提升，需要数字化提供支撑。经济发展需要资源投入和市场网络，数字化发展能增加信息供给并促进传递，有助于解决部分市场主体面临的“信息孤岛”难题[9]，能促进发展要素流动并在特定区域聚集，加速局部市场与整体市场的对接与黏合，能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越高，金融机构利用多元信息进行决策的能力越强[10]，“数字多跑路和人员少跑路”的成本效应，在提升金融普惠的同时也能促进关系金融的发展，不仅提升了区域金融服务质量，也为金融机构开拓市场创造了机遇。数字化发展与区域金融服务能力的提升存在因果关系。数字化也是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数字化对金融业的发展有巨大影响[11]。金融数字化让金融服务更加便捷高效，非金融产业的数字化使市场主体信息透明多元，更加便于金融与其他产业的联系与对接，数字化发展关系区域金融业自身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要大力构建“区块链+大数据”的供应链金融服务新框架[12]。数字化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也是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新考验[13]，需要前瞻谋划和科学落实。民族地区金融服务能力不强，既受到经济发展基础的影响，也与数字化发展水平不高有关，若能将数字化发展与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结合，能为民族地区金融经济发展找到一条新路。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一)研究思路

金融机构的融资服务不仅取决于资产实力，也取决于对资金的供给意愿，而供给意愿又受所获有效信息的影响；数字化发展对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获取市场主体信息的途径与环境；便捷高效的信息获取不仅有助于金融结构融资决策，还有助于资金通过信息网络提升到达的速度(效率)。信息化发展是数字化发展的基础，数字化是信息化发展的结果和应用，数字化对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的影响，体现在金融机构运用信息化发展带来的便利，增加区域发展的金融资源供给。

数字化发展对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的影响主要有以下途径：(1)基础设施，主要是与数字化发展有关的硬件及支撑条件，包括光纤光缆里程、信息产业产值、信息产业固定资产、信息网络接入端口以及城镇化率；(2)人力资源，主要是与数字化有关的人才，包括信息行业的从业人员、技术研发人员以及普通高校毕业生存量；(3)普及与运用，包括电信服务总量、家庭网络普及水平，以及与数字化应用有关的研发投入强度；(4)制度环境，主要是区域市场发展的制度状况。

资本市场融资是一种外源性融资[14]，滇黔桂资本市场融资规模比较小。银行信贷是获得金融资源的主要渠道，数字化发展对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体现为数字化发展对金融机构信贷资源投入增加的促进。数字化发展使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以各种数据展现出来，金融机构获得信息源，通过算法创新来客观评估融资者信用风险[15]，在能降低金融服务交易成本与风险的同时，还能节约资金到达的时间，提高运行效率。

(二)模型框架

数字化发展水平是信息化发展的结果，运用水平、金融服务能力提升是金融机构信贷资源投入的增加，基于这些认识，为了厘清数字化发展对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的影响，结合滇黔桂三省(区)的数字化发展水平与金融服务能力的实际情况，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lnsfsi,t=α0+α1lnlopcmi,t+α2lnccoei,t+α3lnmanui,t+α4lntccni,t+α5uri,t+α6mii,t+α7lnnsuri,t+α8lnitsii,t+α9lnnumi,t+α10lnttbi,t+α11lnfundsi,t+α12lniui,t+εi,t

(1)

其中，下标t代表贵州、云南、广西3省(区)，下标α0代表时间，α0为常数项，α1……α12为相关变量对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的影响，εi,t为随机误差项。

(三)变量选取

数字化发展对金融服务能力提升通过多种途径产生影响，结合数字化发展的规律特征，选取相关的变量(见表1)，从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普及与运用、制度环境四个维度，分析数字化发展如何影响金融服务能力的提升。

表1 变量选择与指标内涵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分析思路结合相关研究进行整理。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为了探究滇黔桂数字化发展对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的影响，笔者选取三省(区)2000年到2017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信息年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报告、广西统计年鉴、云南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等，市场化指数来自樊纲和王小鲁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为了统一数据标准，用人民币计价的相关变量都以2000年第一季度为基期，进行了剔除通货膨胀影响的处理。部分数据只有年度序列，为了研究的需要进行了季度转换，主要是运用quadrantic - match方法处理；考虑到不同数据指标的统计口径和标准的差异，笔者对相关变量进行了统一量纲化处理，使变量具有统一系列化特征。

表2 描述性统计

以统一标准的系列数据为基础，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2)，结果显示，尽管变量方差有差异但总体较小，相关变量分布较为均衡；lnlopcm、lnccoe、lnmanu、lntccn和ur的均值大于中位值，显示滇黔桂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处在加速发展阶段；lnnsru、lnnumlnitsi的均值都小于中位数，说明国内不同地区间的数字化发展竞争激烈，三省(区)不同程度存在人才外流；lnttb和lnfund均值小于中位数，不仅与近年来信息服务提速降费有关，也与传统信息技术(主要是有线电视类)服务需求递减有关；滇黔桂地区的数字服务处在转型升级节点时期，加速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关系到区域数字化发展的未来，每万户家庭获得网络服务量变化(lniu)的均值大于中位数，是市场对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需求上升的反应；市场化指数(mi)的均值仅仅超过中位数0.02，说明三省(区)的制度环境在缓慢改善中，但幅度不大，说明区域营商环境的改善任重道远。

(二)样本检验

在进行全样本检验之前，对相关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在一阶条件下稳健。为了解决组内自相关、考虑组间异方差或同期相关性，本文使用全面广义最小二乘法即全面FGLS对模型(1)进行全样本估计(见表3)。结果显示，滇黔桂地区lnccoe、lnmanu、lntccn、ur、lnitsi和lniu影响显著正向，说明数字化发展是影响区域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

表3 全样本及修正后的检验结果

结果还显示，lnlopcm、lnnsru、lnnum、lnttb和lnfunds的系数偏大并且影响不明显，表明金融服务能力提升与数字化发展相互影响机制不完全相符。原因可能与模型设计主要基于数字化发展与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的一般规律有关，与滇黔桂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不够紧密，本地区与数字化发展有关的信息产业多以加工定制为主，对技术研发与创新方面的要求相对比较低，需要对原模型进行优化设计，于是重新得到模型(2)：

lnsfsi,t=α0+α1lnlopcmi,t+α2lnccoei,t+α3lnmanui,t+α4lntccni,t+α5uri,t+α6mii,t+α7lnnsuri,t+α8lnitsii,t+α9lnttbi,t+α10lniui,t+εi,t

结合模型(2)运用FGLS方法，进行再次检验，结果见表3，与基于模型(1)的检验结果相比，改进效果明显。lnlopcm、lnnsru和nttb的显著性分别提高到5%、5%和10%，lnitsi的显著水平从10%提高到5%，lniu的显著性也从5%提高到1%，虽然lntccn显著水平从5%下降到10%，但其系数得到了修正，变量的相关性也符合数字化发展与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的基本规律，说明滇黔桂地区的数字化发展有自身特征，利用数字化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必须因地制宜，不能照搬其他地区的做法。

(三)滞后分析

数字化发展水平是长期累积的结果，有其滞后性特征，要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先得发展好数字化。为了进一步分析数字化发展对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的影响，结合模型(2)，采用系统GMM方法重新进行检验，对与数字化发展相关变量进行不同滞后期的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不同滞后期的检验结果

不同滞后期的相关变量都通过了二阶自相关检验和wald检验，sargan统计量值较大，回归结果比较合理。从检验结果来看，滞后4期的效果最为精准，lnlopcm、lnnsru和lnitsi的显著水平由10%提高到1%；lnmanu和lntccn的显著性从10%提高到5%；lnccoe和ur显著性最高，达到5%。结果说明，数字化发展对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的促进有个过程，随着时间的变化效果逐步显现。检验也发现，lniu的系数滞后4期时显著性为10%，显著性水平有所下降，原因与部分家庭用户早期开通网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新闻娱乐信息有关，随着上网时间的增加和利用网络能力的增强，以及金融机构不断推出线上金融产品，网络才逐步成为实体主体进行相关金融活动的重要平台，同时也说明，随着金融活动由线下向线上发展，数字安全与营商环境日益重要，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提升滇黔桂的金融服务能力有重要影响。

(四)地区差异

滇黔桂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对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的程度也不相同，分析不同省域数字化水平对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的影响，对利用数字化发展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有很大的帮助。结合模型(2)与三省(区)数字化发展水平和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的实际，重新设计，得到检验模型(3)。

lnsfsi=β0+β1lnlopcmt-4+β2lnccoet+β3lnmanut-4+β4lntccnt+β5urt+β6mit+β7lnnsurt+β8lnitsit-4+β9lnttbt+β10iut+μt

(3)

由于变量方差膨胀因子都小于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分别对广西、贵州和云南进行OLS回归检验，结果见表5。

表5 分地区滞后4期的检验结果

数字化发展对不同省(区)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的影响存在差异，广西lnlopcm、lnmanu、ur、lnitsi、lnttb和mi对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的效果最为明显；云南的lnccoe和lntccn对金融服务水平提升的影响较大；贵州的lnccoe和ur对金融服务水平影响效果明显。

数字化发展对三省(区)金融服务能力的提升影响存在差异，与三省(区)的数字化发展水平不同有密切的关系。具体地讲，广西数字化发展的综合基础较好，近年来，积极推进中国与东盟数字信息港建设，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打造面向东盟开放的门户，不仅提升了数字化发展水平，也增强了金融服务能力。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确定在广西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就是对广西利用数字化发展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肯定。近年来贵州的数字化发展迅速，与贵阳推进“大数据之都”建设有关，集聚了与数字化发展有关的制造和服务企业，但这些企业主要利用贵州环境资源向全国提供生产与服务，基础设施落后影响了贵州的数字化运用和普及，再加上民众缺乏现代金融意识，数字化发展对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的效果有限。云南虽地处孟中印缅国际经济走廊，但支撑数字化发展的基础投入不足、人力资源短缺，新增信息产业固定资产与从业人员等方面明显落后于广西，影响了数字化普及和运用，家庭获得的网络服务明显不如广西，这也是云南在和广西竞争沿边金融开放高地中不利的重要原因。数字化发展将改写滇黔桂的金融发展格局，能否把握住数字化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关系到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的结局。

四、结论与启示

数字化是影响滇黔桂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普及运用和制度环境，不仅影响了区域的数字化发展水平，也影响了金融服务能力的提升。要提升三省(区)的金融服务能力，不仅要重视金融市场主体和制度环境的建设，也要把握数字化发展对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的作用，通过提升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借助数字赋能为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和筑牢防范金融风险底线创造条件。民族地区金融服务能力相对落后，要利用数字化发展新机遇促进金融服务能力的跨越提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第一，增强数字化发展意识，增加数字化发展投入。数字化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依托，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金融服务能力长期低下，造成资源存量无法转化为财富增量。通过数字化发展赋予资源客观价值，借助市场机制促进资源要素对接，不仅能为民族地区获得更多金融资源，还能为金融服务能力的提升创造条件，分享全国乃至全球发展的机会。提升民族地区数字化发展意识至关重要，例如，广西金融服务能力领先西南地区，与其重视数字化发展有关，近年来广西出台了系列促进数字化发展的政策，2017年的数字经济增速高达27.1%；相对而言，云南对数字化发展重视不及广西，影响了金融服务能力的提升。民族地区处在“一带一路”的关键区位，是建设信息枢纽的重要节点，要利用国家推进新基建的契机，加大数字化的投入，把民族地区的数字化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解决投入不足对区域数字化发展的制约。

第二，提高区域发展的数字化水平，利用数字化提高金融服务能力。不断加强民族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力资源数量与质量，加快普及数字技术运用，持续不断优化制度环境，为数字化发展创造条件。鼓励市场主体加快数字化发展转型，提高经济活动的数字化水平，为各类机构合法利用信息资源析出市场价值创造条件，降低信息不对称对资源配置的扭曲，为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创造条件和可能。民族地区金融机构要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拓展市场主体的信息收集边界，科学高效地整合各类市场信息，利用算法创新，从中精准发掘信用信息、客观公允地评估金融风险，增加金融资源供给，并利用信息网络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与普惠性，提高金融服务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能力，通过利益的联结实现金融服务与区域发展的互利共赢。

第三，重视专业人才的培育，持续优化金融发展环境。数字化和金融行业的发展都需要密集的智力支持，专业人才是发展的关键，要创造发展机遇，吸引专业人才，用好民族教育培育人才的成果，通过在职教育提升在岗人员的数字化素养。要为各类专业人才在民族地区发展创造条件，做好待遇留人的同时，做好感情留人和事业留人的工作，使数字化发展和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具备充足的人力资源支持。地方政府要主动转变职能，尊重数字化发展的规律，树立现代金融发展理念，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通过优化发展环境弥补暂时差距，为数字化发展与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