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副会长 孔庆江

我和世贸组织法研究的缘分始于日内瓦。

1996年5月左右，即将完成一年级博士课程的我，寻求出国学习的机会。由于博士生导师是国际投资法权威专家，我自然对国际投资法感兴趣。那年，我看了一本希腊学者Fatorous写的投资法著作，印象很深，所以给作者写了一封信，除了表示仰慕他的学问外，也说了希望在国外学习国际投资法的意思。一个多月过去了，我没有收到回信，也就把此事放下了。但我万万没想到，那年快放暑假的时候，我收到一封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下简称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和国际投资司法律与政策研究处的信！信中说，经Fatorous教授推荐，他们邀请我去实习。真是令人惊喜的信！1996年10月1日，我一个尚未出过国的小白，也就这样来到了联合国贸发会议所在地的日内瓦。

日内瓦以日内瓦湖闻名于世，也被誉为“国际组织之都”。著名的万国宫（palais des nations）就坐落在日内瓦湖边，也是联合国贸发会议办公场所。由于当时国家还比较贫穷，我更是一个穷学生，而联合国的实习生是没有任何报酬的。我好不容易在距离万国宫数公里的rue de Monthoux找了个小之又小、又与他人合住的地方安顿。为了省下交通费，我每天步行上下班。就在第一天去万国宫的路上（rue de Lausanne），我看到了同样坐落在湖边的Centre William Rappard，门口镌刻着WTO和OMC（世界贸易组织的法语简称）字母。以后，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此楼。虽然楼不那么起眼，却总是不经意的往里看一眼，不仅因为它就是传说中的世贸组织，也是因为我实习单位的研究领域就是贸易、投资，与世贸组织具有高度的重叠性。因此，当我渐渐了解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工作内容后，有时也想什么时候去看看世贸组织是如何工作的。

不曾料想到，机会很快来了。当时，世贸组织刚刚成立两年有余，像初生婴儿，活力十足。1996年在新加坡召开的世贸组织首次部长级会议提出投资议题后，贸易界和学界开始关心能否在世贸组织谈判投资规则。似乎与之相配合，联合国贸发会议与世贸组织联名做了一份贸易与投资关系的研究报告。我因此以研究之名，进入Centre William Rappard。这是我首次与世贸组织发生物理上的接触，至今仍然记得当时的情形：没有门卫，不受阻碍地经过大门，直接受到接待员的问候和引领，见了有关工作人员，得到了想要的研究资料，颇感亲切。现在回想起来，这似乎昭示着世贸组织倡议的自由准入和公开透明。

事实上，也是从这个点开始，我的研究领域从国际投资法扩展到世贸组织法。只是由于阮囊羞涩，1997年5月1日我主动结束了“昂贵的”在日内瓦的实习生涯，来到了一个给我不菲stipend (生活津贴)的海德堡马普比较公法和国际法研究所。这是国际法研究重镇，在这里我做起了Guest Fellow（访客研究员）。也是在这个地方,我可以不用担心生计，做着自己想做的研究，并基本完成了我的与世贸组织的纺织品贸易协议相关的博士论文。为了参加次年上半年的博士论文答辩，我于1997年圣诞节那天回国。

1998年6月底，我获得了博士学位。度过了大半年教书生涯后，1999年6月，我再次获得了马普协会的Guest fellowship，来到了马普所。这次，正值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中美双边谈判如火如荼的时候，谈判吸引了媒体和贸易界极大的关注。我自然被这一重大事件所吸引，在马普所的三个月时间，全身心地投入了对中国“入世”相关问题的研究，开始研究中国“入世”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当年9月，我就决定将此项研究定名为中国入世：承诺与影响（China’s WTO Accession: Commitments and Implications）。在我离开马普所前往剑桥大学劳特派特国际法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之前，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我将此文作为投稿寄给了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这个杂志当时的主编是John H.Jackson，他是世贸组织法律最权威的学者。谁知，1999年10月，到了剑桥1个多月，我收到了一个令我感到惊喜万分的消息：我投的文章被该权威杂志接受了。这无疑对我是极大的鼓励，于是，围绕中国入世和世贸组织法，我全身心地投入了研究。我在劳特派特只待了短短三个月，但发表了两篇文章，还有一篇有关的文章被英国著名的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接受。可以说，世贸组织法的研究成了我嗣后研究生涯的一个始终不敢放弃的领域。

>>2019年，孔庆江在WTO参加会议。作者供图

事实上，对世贸组织和中国“入世”研究，又及时给我送来了一个在国外著名高校从事研究工作的机会。就在我离开剑桥大学后不久，2000年1月，我得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一个访问研究员的职位。东亚研究所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对作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国“入世”，他们自然是极其感兴趣的。现在想来，应该也是由于我的几篇有关中国与世贸组织的文章和我的相关研究计划，使他们决定给我这个机会。在2020年4月前往新加坡前，我还获得一个前往澳大利亚参加中国和世贸组织的国际会议，有趣的是这次会议是由Jackson教授作为总顾问的。会议结束的次日，我还与Jackson教授及夫人一起去堪培拉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参观，除了国立大学的会议组织者兼做这次远足之行的司机，就只有我和Jackson夫妇三人。不用说，这次有趣的旅程使我得以亲自见到世贸组织权威的风采，聆听其关于世贸组织的真知灼见。

正是在新加坡的工作（我在当地属于持新加坡人力部的就业准证的外国人），让我第一次认识到悠闲的研究生活是可以养家的。在新加坡国大东亚所两年不到的时间里，我忘我地从事着与中国入世相关的研究，在Journal of World T r a d e等著名学刊发表了多篇论文，而且出版了一本冠名为“China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 Legal Perspective”的书，由当地知名的出版社出版。

2002年9月，我回到了国内。此后，也一直没有放弃世贸组织法律的研究及相关工作。我跟世贸组织的缘分一直延续至今。近二十年里，我不但发表了近三十篇以英文或中文撰写的相关论文（其中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和Journal of World Trade 各4篇），出版了三本用中文或英文撰写的相关的书；参加了国内外数不清次数的世贸组织相关的学术会议，亲闻国内外大咖和新秀们对世贸组织各类问题的研究报告；在杭州工作期间还专程到北京参与接待Jackson教授的中国学术之旅。近二十年里，无论工作在杭州还是北京，我多次与同事一起代表所在单位组织并参与了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的学术会议；参与创建了后来被认定为教育部国别研究培育基地的世贸组织研究机构，甚至代表所在单位参与了世贸组织公共论坛。近二十年里，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与所有人一样欣喜地目睹了中国入世给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的巨变，看到中国如何迅速跃升为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成为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大国。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也观察到了世贸组织本身发生的各种变化，而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瘫痪体现出多边贸易体制的脆弱性，更是给我带来强烈的心理冲击。

在中国“入世”20周年之际，想起我与世贸组织研究的缘分，还是颇有感慨，一气呵成写了下来，以作世贸组织法研究领域一小兵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