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片 断 赏 析

师说

唐·韩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选自《师说》原文）

文 本 解 读

《师说》作为韩愈的一篇经典论说文，后世在解读时对文章的中心论点众说纷纭。实际上，《师说》以“师道”为线索，论述了师道之义，阐述了师道之衰，倡导了师道之承。

师道之义

所谓师道之义是指作者阐述了构成师道的要素及其内涵。文章开篇即扣师道的要素“师”和“道”进行了阐发。“师”的职能：“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道”的要义在于“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在要素界定的基础上，从而得出了“师道”的题中之义：不分年龄的大小、不论地位的尊卑，“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只要懂得比自己多或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只要“道之所存”，都应该向他学习“师之所存也”。

韩愈在阐述师道之义时，不仅从概念的完整性和严密性上做了界定，而且还引证了圣人的例子，说明了师道的权威性和普适性，“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因而有“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之说了。

师道之衰

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师说》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作者痛心疾首，“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

自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形成了以士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重门第之分，严士庶之别，士族的子弟，凭高贵的门第可以做官，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废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这对择师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就普遍存在着从师“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心理。韩愈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在三重对比中揭露师道之衰，即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的对比，今之众人爱其子和于其身的对比，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对比。三组对比鲜明表现，社会耻学于师不仅意味着师道之衰，更表明了作者鲜明的態度。正如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所言：“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师道之承

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针对这种文风，韩愈主张“文以载道”，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

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韩愈提倡“文以载道”主张的延伸，他所提倡的“师道”不是“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而是“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的“古道”。这个“古道”即师道，也是他所提倡的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主张。他提倡儒家的思想，以继承儒家的道统作为己任，即六艺经传，以“古文”为旗号，主张恢复孔孟的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从这个意义而言，韩愈的《师说》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批判意义，即使在今天，“师道”的内涵及其传承依然能发挥其积极的能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