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惠全

一、《明抄茶水诗文》的名称、成书时期与作者

郑培凯、朱自振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茶书汇编》（2014）收录《明抄茶水诗文》一书，该书“茶诗”中《觅茶》一诗署名朱熹，曰：“茂绿林中三五家，短墻半露小桃花。客行马上多春困，特扣柴门觅一茶。”［1］（P548）

《中国历代茶书汇编》介绍《明抄茶水诗文》云：“现存旧抄本两种：一藏南京图书馆，一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均无首页，无题序，无记跋。南图本原先标作清抄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994）改定为‘茶书七种七卷，明抄本’。”农业遗产研究室藏本“其实与南图本本是同一部书稿，书名都是随意加上的”，“称作《明抄茶水诗文》比较恰当”，该书纂辑者醉茶消客“无姓无名，不知何人”［1］（P546）。这一题记源自朱自振、沈冬梅、增勤主编的《中国古代茶书集成》（2010），《中国历代茶书汇编》再次抄录［2］（P491）。

《中国古代茶书集成》和《中国历代茶书汇编》的注释和校记皆无《觅茶》，即没有考证《觅茶》的作者归属和字句舛误。换言之，《明抄茶水诗文》将《觅茶》定为朱熹之作未受质疑。当然，这并非孤例。所谓正本清源，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梳理当代《明抄茶水诗文》一书的研究简史。

《明抄茶水诗文》一书系未刊抄本，“旧抄本仅仅收藏于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南京图书馆最早将其编目，简作‘《茶书》抄本’，没有署明成书年代”［3］。万国鼎先生的《茶书总目提要》（1958）沿袭这一书名，“《茶书》南京图书馆藏旧钞本一册，题‘醉茶消客’辑。全部是辑录有关于茶的诗文。没有序跋。首页已失，不知原来是什么书名。现在称作《茶书》，是南京图书馆编目者所题的。”［4］（P205-239）万国鼎先生将该书的成书年代断 在 清后期，即清代茶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994）则确定该书判定为明代茶书，“《茶书七种》七卷，题醉茶消客，明抄本”［5］（P474-475）。这一来自南京图书馆的命名被广为接受，而质疑相伴而生。朱自振先生的《明清茶书综述》（2004）称之为《茶水诗词文薮》，定为清代茶书［6］。对《茶书七种》一名最为有力的反驳是“茶书七种七卷，明抄本”是标明著作信息的惯例，而不是书名［7］（P24）。相较之下，《茶书七种》固然不妥，《茶水诗词文薮》或《明抄茶水诗文》也未必确当，径直称为《茶书》似乎更加直接而严谨。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亦有明代嘉靖以后之说［7］（P55）。时至今日，学界普遍采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断代，视为明代茶书。

关于《明抄茶水诗文》的编辑者醉茶消客，确实难以稽考，据方健 《中国茶书全集校证》（2015）：“是书所收诗文止于明末，故颇疑‘醉茶消客’乃明末清初之江南文士。”［8］（P3797）如若方健之说无误，那么，醉茶消客或为明末清初的江南文士，而其《茶书》应当成书于明末清初。

或许因为笔锋所向之故，上述研究均未考证《觅茶》的作者是否为朱熹。限于史料过少之故，醉茶消客为何将该诗归在朱熹名下，实难窥知。《觅茶》的作者归属需要在《明抄茶水诗文》之外解决。

二、《谢叠山文集》中的《觅茶》

南宋谢枋得遗作《叠山集》，今人点校为《谢叠山全集校注》（1994）。该书卷五《诗》收录《觅茶》：“茂绿林中三五家，短墻半露小桃花。客行马上多春日，特扣柴门觅一茶。”［9］（P150）

据《谢叠山全集校注》，现存《谢叠山文集》十八种，最早者为明景泰四年（1453）黄溥本，各个版本均为十六卷，“篇目略有增减，所收诗文不尽相同”，但皆源于黄溥本［9］（前言P4）。《谢叠山全集校注》的校注颇为精细，前言说明校勘原则，其中有二尤为关键，其一为“凡是底本（清嘉庆本，作者注）所缺篇目，而为他本所收入者，经考证后，确属作者轶文，均一一为之补入”；其二为原文有疑误，正文不予改正，校勘记中说明。［9］（前言，P4）而《觅茶》并非补录之作，诗后亦无校勘说明，换言之，诸多版本之中均有这首《觅茶》，字词无差。

赵方任先生的《唐宋茶诗辑注》（2001）收录谢枋得的《觅茶》［10］（P941）。钱时霖、姚国坤、高菊儿主编的《历代茶诗集成》（2016）也收录了谢枋得的《觅茶》［11］（P1055）。《唐宋茶诗辑注》和《历代茶诗集成》的依据是 《全宋诗》（1998）［12］（P41402）。《全宋诗》可以视为《觅茶》作者为谢枋得的佐证，虽然《全宋诗》收录谢枋得诗的主要来自于《叠山集》。

如果采信《谢叠山全集校注》，那么，可以认为《明抄茶水诗文》误将谢枋得的《觅茶》归入朱熹名下，将“客行马上多春日“误作”客行马上多春困“。据此可知，《中国历代茶书集成》《中国历代茶书汇编》等书未经考证而抄录。如果依据《谢叠山全集校注》《全宋诗》不足为凭，那么，更为有力的证据来自朱熹茶诗。

三、朱熹的茶诗与可能的解释

朱熹作品集为《朱文公文集》，全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又称《朱子大全》，此为学界共识，无需赘述；朱熹的诗收录其中，茶诗不多。《全宋诗》收录朱熹诗十二卷。《唐宋茶诗辑注》收录朱熹茶诗十六首［10］（P658-661），《历代茶诗集成》谓朱熹“有茶诗十五首，今录其全诗十二首，摘句三首”［11］（P274）。各种版本的《朱文公文集》《全宋诗》《唐宋茶诗辑注》《历代茶诗集成》等书均无《觅茶》一诗。另有学者认为，朱熹茶诗十二首亦无《觅茶》［13］。

至此可以断定《觅茶》作者为谢枋得，而非朱熹，“客行马上多春日”而非“客行马上多春困”。简言之，《明抄茶水诗文》有误。

朱熹名扬天下，自宋以来，代有信徒，精研其诗者不乏其人。若《觅茶》属于朱熹而非谢枋得，不可能不为研究者发现并加校证。然而，醉茶消客编书，收录茶诗，当是文士，既是文士，不可能不知早已封圣的朱熹，也不可能不知朱熹为数不多的茶诗。而除了张冠李戴的《觅茶》，《明抄茶水诗文》没有收录朱熹的任何茶诗。这一怪异的现象有三种可能解释：其一，现存《明抄茶水诗文》为抄本，未刊稿，或系草稿，尚未经作者审校；其二，醉茶消客对朱熹的茶诗了解有限，或者不甚喜爱；其三，谢枋得因宋亡而不仕元，以节义著称，大明亡而满清入主中原，醉茶消客爱而收《觅茶》，但为避文字之祸，改谢枋得为朱熹。如果第三种解释成立，那么，可以将《明抄茶水诗文》的成书年代后移至清早期，至少不在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