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懿

宋人嗜茶，吴自牧《梦粱录》描写宋人的生活少不了七件事，其中茶事便占其中之一，即“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1］(P150)。茶事在宋代达到繁盛时期，有关茶文化的文学作品也随之迅速增多，不仅数量颇多，而且内涵丰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围绕宋代茶诗、茶词展开，笔者试立足于宋文，考察宋文中以茶为中心的描写，展现宋代社会富有代表性的茶事活动，阐明文人和茶的密切关系，进而揭示茶在宋代社会的重要地位。

一、以茶为中心的考察

宋文涉及茶的描写数量颇丰，其中不乏志录渊源、品类、种植、茶法、茶艺、茶功的专篇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层面客观揭示了茶的重要性，多角度地呈现了宋代茶文化的发展历史。

（一）茶之渊源

有关茶的起源和称呼，自古便得到茶学家的关注。陆羽《茶经》考察了茶的起源，并指出茶有着“茶、槚、蔎、茗、荈”等不同名称。迄至宋代，宋人对“茶”字的起源进行了详细考证。

作为南宋时期程朱理学的重要人物，魏了翁从格物致知的角度出发，考辨“茶”字之始。其代表作《邛州先茶记》一文，指出在《诗》《礼》等经典文献中，皆不见茶的描述，其原因在于“时异事殊，字亦差误”。茶最初用“荼”字，陆羽等人虽已转入“茶”音，但仍不敢轻易改换文字。《尔雅》《本草》等依旧用“荼”。直到陆羽、卢仝以后，方才易“荼”为“茶”。魏了翁又列举苏轼《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诗中“《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近世”句，认为古人传注往往解释荼为茅秀、苦菜，和茶并非一物，即“终无有命茶为荼者”。魏了翁对这种观点是否能得到世人的认可持怀疑的态度，曰：“予虽言之，谁实信之？”探究事物的原理，从中获得知识和心灵的感悟，这是宋代理学家的基本思想。魏了翁本乎“于事物之变必迹其所自来，独于茶未知所始”［2］(第310册，P431)的态度，追溯茶字的由来，不仅显示了理学家的格物精神，并且对茶的本源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梳理。

（二）名茶品类

宋代名茶品类繁多，不胜枚举。宋文中的名茶描写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全篇叙述茶事，在文中简略提及数种名茶品类。吴淑《茶赋》仅三百余字，却屡屡使用典故，赞美茶之功效，并且列举茶之珍品多达数十种，如渠江薄片、西山白露、仙人掌茶、雀舌茶、蝉翼茶、蜀冈茶、洪雅茶、紫笋茶等等，文章将闽、蜀、浙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一一道来。黄庭坚《煎茶赋》以讨论煎茶之法为主，但亦有对名茶的介绍，文中根据涤烦破睡的功效，将建茶、双井茶、日铸茶划为甲等，又将罗山茶、蒙顶茶、都濡高株茶、纳溪梅岭茶、压甎茶、火井茶等蜀茶划为乙等。黄庭坚曾贬谪流走于蜀中，故《煎茶赋》每每述及蜀地名茶。

二是以专文的形式，详实记述某一种名茶的情况。宋祁《甘露茶赞》：“弱树繁叶，类赤心棘。采以清明，厥味甘极。”释曰：“生邛、眉州山中。其树大抵似赤心棘，经霜益茂，明年采之，有香味若饴云。”［2］(第25册，P41)闻名蜀地的蒙顶茶种类繁多，宋祁曾任职益州，此文描写的正是蒙顶绝品甘露茶，文章对其生长环境、外形、采摘、气味等进行了介绍。宋代史料对甘露茶的记录寥寥无几，该文增强了后世对蒙顶茶的认识，有补于茶书等史料记载之不足。王庠《雅州蒙顶茶记》围绕蒙顶茶品质优良却不为陆羽、蔡襄等茶学家所看重而展开议论，王庠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蒙顶茶生长在偏僻的蜀地，交通不便，人迹难至，不易为人所获知，即“蒙山僻在西蜀之隅，则上清绝品，想鸿渐未尝得之也”，“君谟闽人,未尝游剑外，故亦不知蒙顶紫笋本天下第一”［2］(第145册，P142)。蜀人王庠有感于“建茶擅贵，而蜀茶益不振”，全篇采取欲扬先抑的手法，以彰显蒙顶茶在茶史上的重要地位。

孙因《越茶》专门描写名冠两浙的日铸茶。欧阳修《归田录》对日铸评价甚高，曰：“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铸第一。”［3］(P8)《越茶》称赞以日铸为首的越茶冠绝江南，即“日铸山之英气兮，既发越于镆铘。地灵洩而不尽兮，复熏蒸于草芽。虽名山之最晚兮，为江南之第一。视紫笋若奴台兮，又何论乎石花”，接着道出欧阳修、苏轼等对越茶的喜爱，最后笔锋一转，感叹在茶禁的影响下，世人看重建茶，对越茶并不重视。慈溪人孙因面对“世方贵夫建茗兮，孰有知夫越茶”［2］(第337册，P7)的情况，作是篇以启后人。上述专篇描写茶的文章，大都是作者为推广故乡或任职地的茶而作，这不仅丰富了名茶品类的记载，也令世人对建茶之外的其他名茶有了更充分的认识。

（三）种茶、煎茶及茶具

茶的种植和烹煎是宋文关注的主要话题。在宋代，已出现名茶跨地域栽种的现象。王敏《紫云坪植茗灵园记》曰：“前代府君王雅与令男王敏，得建溪绿茗，于此种植，可复一纪，仍喜灵根，转增郁茂。敏思前代作如斯活计，示后世之季子元孙，彰万代之昌荣，覆茗物而繁盛。至于大观中，求文于蓬莱释，刻石以为记。可传体而观瞻，历古今而不坏。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也。”［2］(第141册，P222)此文撰于大观三年，写的是将名贵的建茶移植到蜀中的事情。宋文有关茶叶移栽的记载并不多见，此文有利于古代茶叶的种植研究。

宋人重茗饮，如何煎茶、煎茶之水以及茶具的选择是影响茗饮品质的主要因素，宋文对煎茶之法描述甚详。苏轼《书薛能茶诗》曰：“唐人煎茶用莫疆。故薛能诗云：‘盐损添常戒，莫疆宜着更夸。’据此，则又有用盐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辄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莫疆煎信佳也，盐则不可。”［2］(第89册，P269)该文指出唐宋煎茶的差别，唐人煎茶辅以莫疆和盐，宋人不用盐煎茶，仅仅用莫疆煎中等茶。黄庭坚《煎茶赋》详尽记载了宋人的煎茶过程。该文开篇“汹汹乎如涧松之发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云”描绘了煎茶的美妙声音如同涧边松声，茶末在沸水中翻滚好似白云一般。文中提到煎茶加入盐、水苏、胡麻，便不会损削元气。宋人煎茶忌放食茱萸、橘等味辛之物，常常在茶中加入适量的香料。文曰：“于是有胡桃、松实，庵摩、鸭脚，勃贺、蘼芜，水苏、甘菊，既加臭味，亦厚宾客。前四后四，各用其一，少则美，多则恶。发挥其精神，又益于咀嚼。”［2］(第104册，P239)前四种为果类，后四种为草类，各用其一，能使茶的品质更胜一筹。然后，黄庭坚由煎茶搭配香料的方法联想到“大匠无可弃之材，太平非一士之略”的治国方略，最后写茗饮后精神的快乐。

煎茶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水的选择。叶清臣《述煮茶泉品》阐明煮茶需要选择好水、好泉的重要性，指出“制非其妙，烹失于术”，如果泉水不香甜，即便再好的茶，煎出来也如同滓淤。该文还列举了蜀冈井、观音泉、惠山泉等各地最具特色的煎茶之水，曰：“会西走巴峡，经虾蟆窟，憩芜城，汲蜀冈井；东游故都，绝扬子江，留丹阳，酌观音泉；过无锡，襫斜 慧山水。”［2］(第27册，P187)叶清臣认为好水配好茶，正好体现了物类匹配相得益彰的原理。和撰写《水经》而未尝知茶的郦道元、癖于茗饮而言不及水的王肃相比，叶清臣深知好茶好水相互配合之道，可以无愧于心。

宋文中还有少量文章描写茶具，如黄庭坚《茶磨铭》、周紫芝《茶奁铭》等等。周紫芝《茶奁铭》曰：“震雷发，鹬云膏。谷帘香，春睡鏖。”［2］(第162册，P301)此铭言简意赅，道出品尝佳茗后心情畅快、安然入梦。

（四）茶功

按《神农本草经》所载，茶使人益思，具有轻身明目的功效，有关茶功的描述在宋文中时常可见。吴淑《茶赋》屡赞茶功，赞其“涤烦疗渴，换骨轻身，茶荈之利，其功若神”“明目而益思”“效在不眠，功存悦志”［2］(第6册，P201)。茶不但去腻除烦，还能治愈疾病。苏轼记录了以茶疗疾的例子，文曰：

《宪宗草疆茶汤》：“宪宗赐马总治泄痢腹痛方，以生草疆和皮切碎，如粟米，用一大琖，并草茶相等，煎服。元祐二年，文潞公得此疾，百药不效。而余传此方，得愈。”［2］(第91册，P177)

《漱茶说》：“除烦去腻，世不可阙茶，然暗中损人殆不少。昔人云：‘自茗饮盛后，人多患气，不复病黄，虽损益相半，而消阳助阴，益不偿损也。’吾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齿间者，得茶浸漱之，乃消缩不觉脱去，不烦挑刺也。而齿便漱濯，缘此渐坚密，蠧病自已。然率皆用中下茶，其上者自不常有，间数日一啜，亦不为害也。此大是有理，而人罕知者。故详述云。”［2］(第91册，P208)

《宪宗莫疆茶汤》讲的是用草茶、生莫疆等煎服，可治腹泻之症。文彦博得此疾，百药无效，唯用此方，得以痊愈。《漱茶说》记述以浓茶漱口，既不伤脾胃，又能去烦固齿。苏轼称此法虽好，却罕有人知。这两篇文章具体而微地指出茶用途广泛，有时比药物更具疗效，故深得宋人喜好。

二、宫廷茶文化：君主赐茶

茶不仅在民间深受喜爱，还得到君主和大臣的青睐。和宋前相比，宋代君主对茶的喜好尤为凸显，宋徽宗本人就精通茶事，其《大观茶论序》描绘宋代上至士大夫、下至平民皆以茶事相尚的情景，曰：“荐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咸以高雅相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2］(第166册，P363)

君主赐茶逐渐成为宋代宫廷茶文化的重要内容。宋文中有关赐茶活动的描写主要见于奏札、诏令以及一部分序跋文。大臣得到君主赐茶，须上呈谢表，表达对君主仁德的感激。宋代以前，已有赐茶之俗。《旧五代史·梁书·太祖本纪》载开平二年（908）三月：“以同州节度使刘知俊为潞州行营招讨使。壬午，宴扈驾群臣并劳知俊，赐以金带、战袍、宝剑、茶药。”［4］(第1册，P60)到宋代，赐茶愈加普遍化、仪式化。君主赐茶的对象更加广泛，主要包括重臣、边臣、使臣等等。君主往往按照其官职的高低赐予不同等级的茶，官阶越高，所赐之茶越名贵。杨亿《杨文公谈苑·建州蜡茶》曰：“……龙茶以供乘舆及赐执政亲王长主，馀皇族学士将帅皆得凤茶，舍人近臣赐京挺的乳，馆阁白乳。”［5］(P546)又《宋史》卷二四二载：“旧赐大臣茶，有龙凤饰，太后曰：‘此岂人臣可得？’命有司别制入香京挺以赐之。”［6］(第25册，P8614)对于有龙凤饰样的皇家贡茶，即便是大臣，也不会轻易相赐，而代之以京挺茶。欧阳修《龙茶录后序》记载了这样的情况，曰：

茶为物之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录叙所谓上品龙茶者是也。盖自君谟始造而岁贡焉，仁宗尤所珍惜，虽辅相之臣未尝辄赐。惟南郊大礼致斋之夕，中书、枢密院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翦金为龙凤花草贴其上。两府八家分割以归，不敢碾试，相家藏以为宝，时有佳客，出而传玩尔。至嘉祐七年，亲享明堂，斋夕，始人赐一饼，余亦忝预，至今藏之。余自以谏官供奉仗内，至登二府，二十余年，纔一获赐，而丹成龙驾，舐鼎莫及，每一捧玩，清血交零而已。因君谟著录，辄附于后，庶知小团自君谟始，而可贵如此［2］(第34册，P74)。

龙凤团茶因茶饼上印有龙凤形纹饰而得名。作为北宋贡茶，其价高昂，宋徽宗《大观茶论序》赞其“龙团凤饼，名冠天下”。庆历时，蔡襄任转运使，专门监制了比龙凤茶更加精美的小龙团茶。欧阳修《归田录》卷二称小龙团茶“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直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3］(P24)。《龙茶录后序》描写的正是小龙团茶的贵重，宰辅大臣也不易得到君主的赏赐，偶有所得，藏如至宝，佳客到时，才拿出来品玩。欧阳修奉职二十余年，身居要职，在特殊的节庆，方才获赐。

在大臣入朝觐见、生辰、致仕等重要日子，君主亦下赐茶叶，以示宠遇优渥。至和二年，富弼任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君主赐予茶叶。欧阳修为此而撰《赐新除宰臣富弼赴阙茶药口宣》。类似的例子颇多，如欧阳修《赐新除昭德军节度使知郓州庞籍赴阙茶药诏》、韩维《赐新除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蔡挺赴阙茶药诏》、王珪《赐安武军节度使宣徽南院使程戡赴阙茶药诏》《赐枢密使文彦博赴阙茶药口宣》等等。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史浩在生辰和致仕时，君主皆赐茶进行抚慰。史浩有感皇恩，撰《生日谢赐金器香茶表》《跋高宗皇帝御笔赐香茶送行》数篇。《跋高宗皇帝御笔赐香茶送行》记录史浩荣归故里、君主赐茶的过程，曰：“臣某伏以淳熙八年夏五月，蒙皇帝悯其衰疾，许以东归……仍赐御香龙茶以华其归。”［2］(第200册，P28)

边臣和外来使臣也是君主赏赐的主要对象。宋人认为茶亦具药的功效。韩鄂《四时纂要》载：“五月：焙茶、药。茶、药以火阁上及焙笼中长令火气至。茶又忌与药及香同处。”［7］(P145-146)宋代林洪《山家清供·茶供》曰：“茶，即药也。煎服，则去滞而化食。”［8］(P109)君主挂念大臣日守边藩，生活艰辛，而使臣长途跋涉，舟车劳顿，皆赐茶进行慰劳，如宋哲宗《赐边臣茶药银合事诏》、李曾伯《谢赐香茶表》、胡宿《赐契丹人使茶药口宣》、欧阳修《恩州赐契丹皇太后贺正旦副使茶药诏》、王珪《赐大辽皇帝吊慰大使茶药诏》《赐契丹皇帝贺正旦大使茶药诏》《赐契丹皇帝贺乾元节大使茶药诏》等等。宋代君主赐茶遵循严格的规制，其赐茶对象广泛，被赐者倍感殊荣，这不仅体现了君主的体恤，更显示了茶在宫廷文化中充当着无可替代的关键角色。

三、宋代文人和茶

茶在宋代风靡宫廷和民间，宋代文人更是和茶结下了不解之缘，茶成为文人情感交流的契机乃至精神寄托，亦成为其参悟禅机的触媒。

（一）以茶会友

宋代文人常常通过以茶会友、撰文酬唱的方式来缅怀友人。元丰八年，黄庭坚担任秘书省教书郎。李清臣送名茶给黄庭坚，黄庭坚赋《谢送碾壑源揀牙》，并为李之仪口占，诗云：“鹬云从龙小苍璧，元丰至今人未识。壑源包贡第一春，缃奁碾香供玉食……”［9］(第1册，P96)政和四年，李之仪复见黄诗，和韵作诗，并撰文《和山谷谢李邦直送鹬云龙茶诗跋尾》记录事件的来龙去脉，曰：“元丰八年九月，鲁直入馆。是月裕陵发引。前一日，百官集朝堂，与余适相值，邂逅邦直送茶。居两日，闻有诗，又数日，相见于文德班中，为余口占。政和四年中元前一日，宣城周少隐出此诗相示，盖二十有九年矣。感旧怆然，因借其韵，书于卷尾。是日大旱，久不雨而雨，黄昏月出，已而复雨。”［2］(第112册，P168)在这篇文章中，茶是文人进行心灵对话的重要纽带。有意味的是，该文提到“是日大旱，久不雨而雨”，预示了鹬云龙茶名称所包含的深沉意蕴，令人解颐。李之仪撰写诗跋时，黄庭坚早已逝世多年。因此，李之仪由衷而发物是人非之感。

宋代文人得到赠茶，往往赋文唱和以表谢意。类似的酬答如刘焘《饷茶帖》、陈渊《留龙居士试建茶既去辄分送并颂寄之》《得老龙见和复呈》、王洋《谢郑监惠龙团茶启》等等。王洋《谢郑监惠龙团茶启》一文，组丽工整，首先称赞龙茶的甘香醇美，接着描述品茗时“瀹奇芬而破闷”“味在齿牙”“澡瀹精神”的愉悦心情。王洋时时提到“念睿赐下颁，唯富蓄于戚里侯家之第；然余波所及，乃下沾于荜门圭窦之人”“便蕃天锡，久藏闽贡之珍；璀璨德辉，转及吴侬之贱。蕞然琐质，泳乃深恩”［2］(第177册，P173)， 传达出对赠茶者的感激之意。

除了赠茶，宋人还共同品评茶叶，在交流过程中达到精神的共鸣。蔡襄《茶记》载：“王家白茶闻于天下，其人名大诏。白茶唯一株，岁可作五七饼，如五铢钱大。方其盛时，高视茶山，莫敢与之角。一饼直钱一千，非其亲故不可得也。终为园家以计枯其株。予过建安，大诏垂涕为余言其事。今年枯枿辄生一枝，造成一饼，小于五铢。大诏越四千里特携以来京师见予，喜发颜面。予之好茶固深矣，而大诏不远数千里之役，其勤如此，意谓非予莫之省也，可怜哉！”［2］(第47册，P203)王大诏种植的白茶独步天下，然遭人算计，致使茶树枯萎。所幸枯枿重生，大诏知蔡襄为识茶之士，遂不辞辛劳，携茶奔波数千里相见。蔡襄将此事记录下来，字里行间体现了知己相逢的可贵情怀。

这种以茶会友、惺惺相惜的情愫亦见于苏轼《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文曰：“黄君道辅讳儒，建安人。博学能文，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作《品茶要录》十篇，委曲微妙，皆陆鸿渐以来论茶者所未及。非至静无求，虚中不留，乌能察物之情如此其详哉？昔张机有精理而韵不能高，故卒为名医，今道辅无所发其辩，而寓之于茶，为世外淡泊之好，此以高韵辅精理者。予悲其不幸早亡，独此书传于世，故发其篇末云。”［2］(第89册，P218)文中并未言及赠茶、鉴茶之举，而是称赞《品茶要录》见解高妙，屡有高出陆羽《茶经》之处，并由黄儒品茶之精联想到其淡泊出世的人格。苏轼从题跋茶书的角度出发，从精神共鸣的层面抒发对黄儒早逝的悲痛。

（二）托茶言志

宋人托茶言志最显著的特征是用茶来比拟君子和象征德行。宋人客观志录了宫廷和民间的茶事活动，还常常借助茶来浇胸中之块垒。苏轼一生屡遭贬谪，汲汲奔走于黄州、惠州、儋州，其间创作了六十余篇咏茶诗。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生活困窘的他从大冶长老处求得桃花茶，种植于寸闲之地，并创作《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绍圣元年，年老多病的苏轼被贬到瘴气弥漫的惠州安置，其间作《种茶》诗以自喻，暗示遭受小人打击的艰难处境。

和茶诗相应的是，苏轼描写茶的文章亦别具一格、托寄遥深。苏轼《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一诗将佳茗比作佳人，在宋文中则将茶比拟为君子。苏轼《叶嘉传》将茶拟人化，塑造成一位“风味恬淡，清白可爱”的名士形象。苏轼赞美叶嘉特立独出、以身许国，但这样的忠贞之士屡遭压制，这何尝不是苏轼生平的自我写照？文中时时紧扣茶的特征来凸显人物形象。茶涤除烦腻，回味无穷。叶嘉敢于纳谏，君主初不识其好，其后慢慢体会其谏言，感慨良深。在《记温公论茶墨》中，苏轼将茶和墨进行对比，曰：“司马温公尝曰：‘茶与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予曰：‘二物之质诚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谓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操同也。譬如贤人君子，妍丑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韫藏，实无以异。’公笑以为是。”［2］(第91册，P21-22)茶、 墨虽有诸多不同之处，但香、坚是二者的共同点，这正如君子美丑各异，然皆怀德操。该文虽论茶墨异同，实则以茶、墨喻指贤人君子。

在宋文中，苏轼将茶比作君子，也有很多文人以茶为喻，自述遭际。俞德邻《荽茗赋》围绕秦逢氏子“有迷罔之疾，眂白为黑，飨芗为臭”“择秽荽、弃佳茗”展开论述，将秽荽和佳茗进行对比，文中称“然时君旨其言而心悦，甘其佞而色怡。亦由嗜好之同异， 是以忠邪之背驰”［2］(第357册，P281)，有力抨击了颠倒黑白、忠良见黜的社会现实。王庠《雅州蒙顶茶记》首先用相当的篇幅探讨蒙顶茶由于地理因素不为外界所广知，但文末以茶喻人，曰：“蜀本西伯道化、文翁德教之国，惟其邈在西南数千里之外，故凡物不能自达而速显于时，韬光晦迹，岂止蒙山茶而已哉！是可叹也。”［2］(第145册，P142)王庠议论时政，勇于直言，元祐党禁时期，数次谢绝朝廷举荐。此文赞扬君子韬光养晦，感叹其怀才不遇。刘宰《茶说赠九江王子顺》就“龟食气而寿，麝食栢而香，但统治者饮茶不知几千百碗，昏浊略不少差”［2］(第300册，P14)这一现象进行讨论，剖析茗饮不能消除内心昏浊的原因在于“土性固然”，最后指出只有提高自身修养，才能破除昏聩。在这些文章中，茶象征高尚的品格，常被文人借以抒怀，以正面形象呈诸笔端。

（三）禅茶一味

宋代儒、释、道三教相互渗透与融合，文人和僧人交往甚密。文人好茶，僧人亦好茶，煎汤点茶是丛林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文人创作了诸多关涉禅和茶的文章，并且通过这些文章来表达对禅道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感悟。张即之《棐茗帖》乃和南大歇和尚老禅师侍者而作，张即之收到僧侍馈赠的山中珍品茶和香榧，感激不尽，故撰此文。

宋代寺院多植茶树，设茶堂、茶头，负责佛前献茶和煮茶待客。禅僧大都熟谙点茶，并将煮茶、品茗的过程视为参悟禅道的重要途径。普济《五灯会元》卷九“资福如宝禅师”条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10］(中册，P550)黄庭坚便撰有《以香烛团茶琉璃献花椀供布袋和尚颂》，他在另一篇文章《送慧林明茶头颂》中亦曰“归堂又要茶喫”［2］(第108册，P17)。

在宋代寺院，还出现了茶榜。山门往往在重大的礼节性茶会上张贴，其用语直白，以制式文字告示茶会各项内容。文人和禅僧彼此影响，故文人亦写茶榜，茶榜渐渐倾向于使事用典和阐发禅机禅趣。孙觌《茶榜右语》曰：“谓茶为苦，以蜜说甜。同在一尘，孰知正味？明公长老以广长舌，说第一义，以清净眼，证不二门。应感而现法身，随缘而作佛事。众狙进果，百鸟衔花。鸣两耳之松风，倒一瓯之茗雪。三竿红日上，正熟睡时；两腋清风生，不妨仙去。”［2］(第161册，P209)这段文字寓含机锋，品茗正如参禅。蜜里外皆甜，食过而酸，而茶甘苦俱备、先苦后甜，所谓“食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11］(第8册，P3294)，因此要破除我执，随缘自适。

宋代文人的茶榜，常常化用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七椀茶”和赵州从谂禅师“喫茶去”这两个典故。邵博《请珏老茶榜》曰：“……更试曹溪一滴水，共尽卢仝七椀茶。是襄阳居士摘来，教赵州和尚喫去。……”［2］(第184册，P421)仲并《住院茶榜》亦曰：“……方熏炉之雾霭，看名椀之云浮。本从玉川先生处得来，更向赵州和尚处试过。”［2］(第192册，P349)“七椀茶”表达茗饮所带来的身心愉悦，而“喫茶去”更是富含禅机，直指人心，启迪后人道在日用百事，平常心是道，无须刻意寻求。

宋人还用拟人化的手法，来阐释茶事和禅的内在联系。方岳《茶僧赋》将茶瓢比作茶僧，茶瓢在未得道之前，君子不识其贤能。茶瓢通过自身努力，坚持苦修，即“试尝为扫除霜茁，提携出山，衣以驼尼之浅褐，喜其梵相之紧圆，与之转法轮于午寂，战魔事于春眠”［2］(第341册，P304)，终于修成正果，做到“挂维摩拂，卧沩山瓶”。茶瓢得道的经历和僧人参禅的过程极为相似，皆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坚持不懈的付出。此文想象奇特，揭示了茶瓢和茶僧、禅僧和茶事活动的内在关联性。

（四）意寓规劝

宋人普遍从正面书写茶事、茶情、名茶之精，然而也有一部分文人以茶为中心而发讽谏之言。梅尧臣《南有嘉茗赋》一针见血地批评男女废弃耕织，昼夜不歇种植茶叶的社会状况，文中交代了不同等级的茶叶将如何分而处置，曰：“一之日雀舌露，掇而制之，以奉乎王庭。二之日乌喙长，撷而焙之，以备乎公卿。三之日枪旗耸，搴而炕之，将求乎利赢。四之日嫩茎茂，团而范之，来充乎赋征。”［2］(第28册，P145)梅尧臣认为统治者贪图口腹之欲以及小民的冒险竞鬻，是造成当时耕织尽废的主要原因，故指出茶无功于民。又如李光《跋蔡君谟〈茶录〉》、陈东《跋蔡君谟〈茶录〉》等，皆就蔡襄贡茶之事进行规警。李光《跋蔡君谟〈茶录〉》曰：“蔡公自本朝第一等人，非独字画也。然玩意草木，开贡献之门，使远民被患，议者不能无遗恨于斯。”［2］(第154册，P225)蔡襄研制名贵的贡茶，易使君主耽于逸乐，同时贡赋无疑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故为忠直之士所忌。

四、结语

宋代茶文化发展兴盛，以茶为主题成为宋代文学创作中一个独特的类别。宋文中的茶文化书写意蕴丰富，形式多样，广泛采用了记、序、赋、赞、铭、表、诏、跋、启、颂、口宣等多种文体形式，叙述中涉及到君主、臣僚、文人、茶学家、禅僧以及百姓等各阶层，充分体现了茶对宋人日常生活的深远影响。

从内容以及创作心态来看，宋文既有对茶事的客观描述，又有寓情于茶的心灵勾勒。一方面，这些客观的描写对茶之起源、名茶种类、茶之种植和煎煮、茶之功用、宫廷赐茶、文人以茶会友等皆有叙述。和诗词中的同类描写相比，宋文叙事的视域更加广阔，所述内容更全面，一些有关茶的种类、移植、煎煮、功效等的描述，罕为史书所载，这正好体现了茶文学的特点，相当多的茶文学作品，“其文献价值往往超越其文学价值而更为凸显”［12］(P234)。宋文中的这些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文献记载的阙疑，丰富了古代茶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另一方面，宋文和茶的结合，将物质生活上升到精神文化层面，不但展现了文人之间的亲密交往，且赋予茶以君子品格，还将参禅和茶事联系起来，由此可窥宋人的人格魅力和精神世界。尽管宋文中出现了一些有关茶的讽谏之言，但整体上看，茶文化对宋人日常生活和心灵情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茶对于宋人有着不可小觑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