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双刃

王之春在现代人眼中可说是籍籍无名，但他实在是晚清军政和外交界的一代隽才，对俄、日两国尤有深刻的认知和取舍，绝不应轻易被历史磨灭。由钟叔河主编、岳麓书社及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都是晚清人士出使或游历外国的见闻录，本在20世纪八十年代出了65种，前些年岳麓书社新版，又增加整理出版了60多种，堪称中国人最早的“世界观”。我这两天，认真拜读了王之春的《谈瀛录》和《使俄草》，深觉其在这100多种鸿著中足以名列前茅，纵与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容闳、康有为、黄遵宪等名家大作相比，也毫不逊色。

很多人以为王之春是王夫之的后人，实际上他们只是同宗。王之春出于湘军系统，他和郑观应一样，都非出身科举，曾同为彭玉麟效力，也是彭的拥趸。郑、王二人交谊极笃，郑的《罗浮偫鹤山人诗草》中，酬和王者最多，如：

英雄肝胆才人笔，何幸于君两得之。

痛哭长沙余涕泪，罪言杜牧老栖迟。

濡毫扺掌谈当世，佩玉簪琼放厥词。

却笑吾衰甘道隐，坐看鹏翼奋天池。

（《题王爵棠方伯诗草》）

密电忽从海上来，委招通事计奇哉。

情同救郑须攻楚，志在得人岂论财。

万里行船宜慎重，三军战马勿虺隤。

那知瞬息风云变，不到黄龙志未灰。

（《接王爵棠星使电委雇通事约出奇军以靖敌氛感赋》）

战迹应推新息多，炎方远定汉山河。

丹心独具筹边策，赤手能平大海波。

像画云台图妙肖，功成露布墨研磨。

羡公指日歼群丑，一样殊勋颂止戈。

（《和王爵棠中丞小饮西山》）

宏羊怀抱匡时志，知我无如鲍叔牙。

诗史未能追李杜，著书欲学贾长沙。

（《怀王爵棠中丞并呈盛宫保》）

所谓“英雄肝胆才人笔，何幸于君两得之”，看得出郑观应对王之春推崇备至。“密电忽从海上来”一首，是指甲午战争期间，中方败局已定，奉命出使俄国的王之春路经英法，参与了一项绝密的军事计划。此计划由驻英参赞宋育仁提出，拟将阿根廷、智利向英国订购的运兵船五艘、鱼雷快艇十艘买下，招募澳大利亚雇佣军两千人组成水师，伪装为商队，偷袭日本东京和长崎。王之春支持该计划，向老上司张之洞报告，张亦重视，但遭到正在马关议和的李鸿章的反对，于是胎死腹中。

此类军事冒险能否成功，实难预料，所以郑观应说“万里行船宜慎重”。但王之春确是个“丹心独具筹边策”的忠臣干才，他的《使俄草》，记录了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十六日至翌年五月十七日他的完整出使历程。他对沿途各国的了解程度令人惊讶，尤其是对欧洲各国以及美国的了解在晚清绝对属于凤毛麟角的水平。比如对俄罗斯历史的考证之详，旁征博引，就像是一位专门的学者。更为难得的是，他的头脑绝不像晚清绝大部分士大夫那么冬烘，虽原则上支持孔子圣教，却又对西洋政教礼俗不吝赞美之词，包括议会政治、女子接受教育、废除酷刑等敏感问题，均敢直陈纸上。他写道：“西人整理一切，上下一心，道路之间，昼无喧斗之声，夜无盗窃之事，加以民性好洁，街市皆日洗濯三四次。虽甚愤恨，或至划刃于其人之胸，而恶詈不出于口。”至于对军舰、制造、铁路、电气、电报等先进物事，更是赞美有加。这些见闻，他不仅详细做了记录，每日还咏之于诗，与他16年前赴日本时撰写的《谈瀛录》体例相同，全书形成诗文参半的奇观。

此次使俄，名义上是唁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逝世和尼古拉二世加冕，实则是因为甲午战后日本提出割让辽东半岛等苛刻条件，清朝寄望俄国出面干涉。朝廷之所以派王之春出使，是因为他任广东布政使时，接待过时为皇储的尼古拉二世。他奉诏之初，即有诗云：

凭将玉帛化兵戎，远慑强邻信使通。

国体自尊仍礼让，邦交宜固仗和衷。

文翻旧约存盟府，典重新君更会同。

译署清严聊下榻，侧闻天外有飞鸿。

待到了莫斯科见到新沙皇，故人重逢，又有七律二首，可惜尼古拉看不懂。选其一：

累朝修好固同盟，特遣行人数万程。

如日重瞻双凤阙，前星回首五羊城。

膺符应运新承绪，当璧征祥旧著名。

上馆缁衣荣使节，更蒙握手慰駪征。

尼古拉二世熱烈欢迎他的到来，给予赠送九枚头等宝星的极高礼遇，他有诗自贺：

仪不及物曰不享，名称其实斯懋赏。

陆离光怪重宝星，义非无取何所仿。

泰西诸邦取象形，维国之宝光夺星。

内酬勋庸外赠贻，下自臣工上阙廷。

我朝宽大邦交联，以大事小能乐天。

礼尚往来无畛域，宝星或用相周旋。

图开王会当佩带，珍赏不亚金鱼袋。

礼从所好制因时，仪重先施示无外。

适充专使歌卿云，微臣奉命通殷勤。

竟荷持赠表优异，金刚钻石镶成文。

此意何期达君听，受之有名佩亦应。

光采先增与国欢，珍奇亦属邦君赠。

事维其创非寻常，勿徒咋舌嗤荒唐。

那识此物异邦重，不佩亦应什袭藏。

万国和会相通商，此后奉使成旧章。

当时的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即后来在“庚子之变”中因反对向列强宣战被慈禧冤杀的许景澄，他们二人惺惺相惜，这一程有很多酬和诗篇：

手捧天书出国门，烽烟猎猎望中原。

关河北地鞭先着，槃敦西邻体自尊。

足濯扶桑争赤壤，气凌绝徼谕乌孙。

殊方奉使同时少，何幸南针接馆垣。

（《谏许竹筼星使》）

去国心悬一寸丹，敢云奉币耀珠盘。

仔肩分任同舟济，握手联吟异地欢。

云物浃旬欣共览，雪花深处不知寒。

遥知大集添丁卯，临别无由借与观。

（《和许竹筼星使见答原韵》）

他也不吝笔墨描写欧洲各国的万种风情，比如贵族的舞会，他观念开明，写道：“茶后，亚君复命鼓琴娱宾，继而女宾二人及其父女相继跳舞为乐，盖西俗所以为是者，既可以坚强筋骨，使之脉息流行，亦借以宣畅和乐，俾不致湮郁致疾。”又云：“克鲁伯之夫人招同各官绅仕女大餐，列坐四十余人，极酒炙之盛。远召音乐，全部席散，群相跳舞为乐，继复男女对舞，行列整饬，殊有法度，亦可觇西人礼乐大意也。”其“俄京竹枝词”写得颇为孟浪：

乡景曾观跳舞场，大家拍手笑声狂。

曲终有酒须同醉，鱼籽鹅肝信口尝。

他的欧陆之旅极为精彩充实，待踏上归程、舟行大海之际，有踌躇满志的诗作：

吾家曾有威宁伯，往事空谈定远侯。

放眼古今一变局，抗怀寰宇各千秋。

鸿鹄音杳几人慕，蛮触风成何日休。

只惜王郎歌斫地，瞻天万里海西头。

《使俄草》因写于甲午战后，处处流露出对日本的憎恨厌恶之情，满纸复仇之念。甚至有牵强附会的泄愤之语：“综观地球五大洲，日本之地震，英伦之雾，俄之雪，皆所谓得地气之偏者也。故其人性情亦各异，俄人多沉鸷，英人多豪宕，日本多淫荡无耻，盖缘土失安贞之性故耳。”实际上，早在此次出使俄国的十六年前，日本吞并琉球，他便赴日游历一月，其实是一次军事间谍行动。回国后向朝廷上万言书，请缨收复琉球，未获重视。他便撰写了《谈瀛录》，由恩帅彭玉麟作序，公开刊行。此书篇幅较《使俄草》少得多，除卷三、四题“东洋琐记”专写日本历史与风俗大观外，关于游历的文字皆如流水账，未像《使俄草》那样铺展。其时恰逢驻日参赞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刊行，他有题识诗云：

洒落丰仪黄叔度，汪洋万顷浩无涯。

怀中握有灵珠在，写出生花绝妙词。

神仙自昔说瀛洲，我亦乘楂泛斗牛。

安得慧人加累译，一从蛮语解啁啾。

王之春本不过一名熟悉外国情况的洋务官员，后因与俄皇的几次面晤之缘，以及对日本根深蒂固的成见，成为坚定的“联俄制日”论者。他也因洋务、文治、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的突出表现，特别是出使俄国，使俄国出面调停，使日本未能吞并辽东半岛，遂被清廷先后委以山西、安徽、广西巡抚“正二品”的重任。不过，他开明开放的洋务思想，如“华洋合办”铁路实业等，引发守旧派和广大民众的不满，饱受“汉奸”之讥。而“联俄制日”的立场，更是为他引来杀身之祸。

他一生遭遇两次刺杀。一次是使俄归来途中，在越南西贡登陆小歇时，遭到不明人士枪击，贯穿左腕。凶手当场逃脱，他始终不知是何人因何事而为。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4），日俄在东北大打出手。当时虽然中国早已输了甲午战争，“庚子之变”中日本也是八国联军之一，但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远没有1931年“九一八”之后那么负面。戊戌变法失败后，一批维新志士逃亡日本，而屡战屡败的革命党人更是云集日本，日本赫然成为中国新派人士的大本营，象征着国家的未来和希望。而俄国数十年来并吞中国领土最多，“庚子之变”中俄军进占东北主要城市，《辛丑条约》签订后，其他几国军队都撤出中国，唯俄军拖延推诿，后来更悍然成立以旅顺为中心的远东总督区，任命尼古拉二世的叔父任总督，并二次占领奉天，这就是要坚决推行它的“黄俄罗斯计划”了。所以中国人对俄国群情激愤，而日俄战争将起时，留日学生便组织了抗俄义勇队，明确表达了“联日制俄”的立场。这样一来，王之春便撞到了革命党的枪口上。

这一年，王之春因主张向法国借兵借款以平广西民变，遭到民意声讨，终被朝廷解职，闲居上海。革命党人由黄兴亲自坐镇指挥，参与者有章士钊、林白水、刘师培、张继等，他们锁定王之春为暗杀目标，由刚来上海加盟暗杀团的万福华担任刺客。此人出身地方经济事务官员，是革命学说和暗杀主义的疯狂膜拜者，曾说：“欧美革新，无不自暗杀始，今中国无其人也，有之，请自福华始。”他粗通文墨，也爱作诗，刚到上海加入革命组织时，有《秋日观太湖》：

惊涛触目连天黑，万顷风雷到眼收。

浩荡中流谁砥柱，安澜几见济时舟。

他们了解到王之春与淮军名家吴长庆之子吴保初為挚友，便冒用吴的名义，邀请王赴位于英租界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当时上海滩最繁华之金谷香菜馆赴宴。熟门熟路，王之春自然毫不怀疑。暗杀团的刺客人选则拟定双保险方案，以陈自新为主，携章士钊新购之手枪，乔装为侍者，潜藏在餐馆楼上，俟机狙击;万福华携数人，携借自张继之旧手枪，埋伏于餐馆楼下，望风接应。

1904年11月19日7时许，王之春按时赴约，马车停于楼下，由侍者迎至二楼。王不见吴保初，正犹疑间，忽有一人近身附耳，以日本语要求笔谈。此人正是陈自新，他画蛇添足，欲接近王氏，逼之写出证据，然后诛之。然笔谈数语，不得要领，反令王大起疑心，乃回身疾走下楼。万福华与章士钊在楼下不闻枪声，亦在犹疑间，忽见王之春下得楼来，奔向马车。其势已间不容发，时手枪被一易姓同志放在怀内，万福华乃腾身跃起，从易同志怀中拔出手枪，突至王之春身前，执其臂厉声呵责：“卖国贼，我代表四万万同胞对你执行枪决。”同时屡扣扳机，但未能发出一弹。原来此枪为刘师培从张继处借来，撞针已老坏，万福华等自居望风接应之职，事先并未试用，因此事到临头，竟然不知手中枪的用法。

其时观者如堵，万福华叫骂之声、王之春呼救之声与群众喧闹之声交织，声震四向，引得巡警马上赶到，当即将万福华逮捕。万福华被捕之时，仍高声历数王之春的卖国罪行，引起周围一片叫好之声。章士钊、陈自新等分头散去。此次刺杀产生轰动效应。先是蔡元培任主编之《警钟日报》发表了《万福华传》;接着陈去病以此次刺杀为素材，写了《金谷香》剧本，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戏剧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上。革命党人普遍认为，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是继去年“苏报案”之后又一振聋发聩的壮举，将直接激发革命者杀身成仁的志气。万福华之后涌现的王汉、吴樾、徐锡麟等一批刺客，不能不说受到了万福华精神之鼓舞。其中吴樾在保定加入北方暗杀团，正是出于对万福华的崇拜。

其时中国为求自保，不得不在联俄、联日之间做一选择。俄、日两国为近代以来荼毒中国最甚、争夺中国最烈的两国，自日俄战争将双方在华矛盾明朗化后，双方不断变幻阵法，或划分势力范围，或寻找代言人，或经济侵略，或军事威胁，无所不用其极。中国的政治家们战战兢兢，非此即彼，必选其一。王之春对此洞若观火，而“联俄拒日”是其一贯立场，也有其道理可循。实则他对俄国也绝非毫无戒心，他的《椒生随笔》写到“俄国取伊犁城”，评论道：“忆咸丰十年间，俄人以洋枪等物，求易鸭绿江外地七千余里，朝命允之，遂启今日攘伺之端，处心积虑，非一日矣。”只是他不幸触了革命党的霉头，而革命党日后夺了天下，哪怕孙中山后来也要联俄了，他王之春却早已坐实了遗臭万年的名声。

万福华刺王之春后，诗人柳亚子曾赋诗二阕赞之：

君权无上侠魂销，荆聂芳踪黯不豪。

如此江山寥落甚，有人呼起大风潮。

一椎未碎秦皇魄，三击终寒赵氏魂。

愿祝椎埋齐努力，演将壮剧续樱门。

诗人当然可以畅快淋漓，但王之春为琉球上的万言书，与法国谈判中越勘界时争得的利权，出使俄国制衡日本保住辽东半岛，这些汗马功劳，还有几个人记得呢？此次遇刺侥幸不死，他便躲回湖南老家，不久便郁郁而终。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历史湮没了很多真相，这场刺杀并不华丽，王之春才是一位被严重低估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