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烨

陶渊明是东晋时代的伟大诗人，东晋大将军、长沙公陶侃的曾孙。他出身于没落的官宦之家，青年时代家道中落，家境非常贫困。他在《饮酒》诗其十九中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古人三十而立，“向立年”是说诗人在二十九岁那年开始出任江州祭酒，为的是解决生活的困难，但不久之后就辞官归隐了。这是陶渊明第一次出仕。后来他又担任镇军将军（学术界有王蕴、刘裕、刘牢之三种说法）的参军，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婉娈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陟千里余。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在出仕之际，对故园的思念始终萦绕心头。眇眇的孤舟，衬托着绵绵的归思，这就是诗人的“真想”。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在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手下担任参軍，不久辞官。这是陶渊明第二次出仕。义熙元年（405）八月，在亲友的劝告和推荐下，他出任彭泽县令。《宋书·陶潜传》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本次任职只有八十多天。他自述本次出任彭泽令的原因是：“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归去来辞序》）这是陶渊明第三次出仕。据诗人自述，他三次为官，都是为贫而仕的;而辞官归隐，是因为置身官场不符合自己的性情和意愿。在离开彭泽即将返回故乡的时候，陶渊明写下了著名的《归去来兮辞》（原名《归去来》）。这一年，他41岁，由此开始了躬耕陇亩的隐居生涯，直到元嘉四年（427）病逝。刘裕代晋称帝以后，曾经试图拉拢他，但都被他拒绝。萧统《陶渊明传》载：“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檀道济正是刘裕的代言人。归隐后的陶渊明，生活也颇多不幸，如火灾的发生、物质的匮乏，以及晚年的家庭不和等。《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云：“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诗人的生活是极其艰辛的。而诗人最后死于疟疾，也与其生活环境有关。

就宗教信仰而言，陶渊明是一位天师道教徒。天师道又称五斗米道，是浔阳陶氏家族世袭的宗教，因此，陶渊明对佛教的思想信仰是坚决拒斥的。根据《莲社高贤传》的记载，慧远曾劝他参加所谓庐山“莲社”，遭到拒绝，这种传说表明了陶渊明对佛教的态度。他的《形影神》三首强调精神对形体的依附性，而以慧远为代表的庐山佛教则主张“形尽神不灭”，这种思想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陶渊明的思想渊源非常丰富，从他的文学创作和人生实践来看，他主要吸取了儒家、道家和墨家的思想。

儒家思想对陶渊明有非常深刻的影响。《饮酒》二十首其十六：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自无成。竟抱穷苦节，饥寒饱所更。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

诗人说他自幼服膺儒学，后来无所成就，于是就归隐田园，成为隐居的贫士。他的《感士不遇赋序》也表现了这样的思想历程：“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由于现实社会的黑暗，“大济于苍生”的理想无法实现，他便走上了独善其身的道路。所以，他也常常怀有屈原式的不平：“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而始终没有动摇自己归隐的意志和高尚的情操。作为儒家思想的遵奉者和践行者，他的一生重在求道：“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荣木序》）“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咏贫士》七首其四）“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同上，其五）这是真正的儒者之道，也是真正的鸿儒之道。在世风浇薄颓败，学者趋炎附势的时代，陶渊明是坚决捍卫儒家道统的。但是，在儒家思想的社会实践层面，陶渊明对儒家又是有所突破的。譬如，他不仅没有 “孔耽道德，樊须是鄙”（《劝农》）的思想，而且对生产劳动是非常重视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

（《咏贫士》七首其四）“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同上，其五）这是真正的儒者之道，也是真正的鸿儒之道。在世风浇薄颓败，学者趋炎附势的时代，陶渊明是坚决捍卫儒家道统的。但是，在儒家思想的社会实践层面，陶渊明对儒家又是有所突破的。譬如，他不仅没有 “孔耽道德，樊须是鄙”（《劝农》）的思想，而且对生产劳动是非常重视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

所谓“先师”是指孔子，孔子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陶渊明说他自己做不到这一点，于是就致力于农耕了。在重视体力劳动这一点上，他与先秦时期的墨家学派更为接近。所谓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乃是墨家学派的理想情怀，所以陶渊明的劳动思想和劳动实践更像一个墨家学者。唯其吸取墨家思想之精华，他才能对儒家思想有所扬弃。

老庄思想以及魏晋以来的清谈玄学思潮，也对陶渊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形影神三首并序》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组诗采用魏晋清谈中三人谈的形式建构全篇，首先是序：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序后为《形赠影》《影答形》和《神释》三首诗，形、影的对话属于客谈，又称宾谈，“神”的独语和回应属于主谈。就形、影的对话形式而言，无疑与《庄子》中的魍魉对语也有渊源关系。全诗的重心在《神释》一篇：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善恶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寿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纵浪”等四句诗集中显示了陶渊明委运任化的人生哲学，乃是中古时代人生哲学的最强音。《形影神三首并序》简直像一篇哲学论文，可以视为玄言诗的最高典范。陈寅恪说：

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因其如此，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推其造诣所极，殆与千年后之道教采取禅宗学说以改进其教义者，颇有近似之处。然则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而已哉！（《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陈氏对陶渊明的思想做了深刻的总结，但与其说“外儒而内道”，不如说“外道而内儒”更为准确。因为“内儒”，所以陶渊明虽然吸纳道家思想，却并无放达、任诞之举，而呈现为一种望之岳岳、即之温温的儒者风范。又如他的《连雨独饮》诗，也几乎句句谈玄，诗的语言全部取典于《庄子》以及扬雄的《太玄》，可与《形影神三首并序》相媲美。

陶渊明汲取了儒、道、墨三家思想之精髓，而对各家思想又有所扬弃，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思想风貌，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陶渊明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全力创作田园诗的伟大诗人，所以前人一般称之为田园诗人;由于他的后半生基本隐居在位于庐山脚下的浔阳，所以人们还称之为“隐逸诗人”;又由于他在田园诗的创作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艺术成就，所以萧梁时代的诗论家锺嵘称之为“隐逸诗人之宗”（《诗品》）。

田园诗的创写是陶渊明最重要的文学成就之一。其田园诗的艺术创造首先在于其外表形态与实际内容既矛盾而又统一的美学风貌。苏轼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莫及也。”（《东坡诗话》）“质而实绮”，是说外表质朴而实际却很美丽，“癯而实腴”，是说外表干枯而实际却很丰满。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归田园居》五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涧水清且浅，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全诗围绕着“返自然”的主题逐次展开。第一首是组诗的总纲。以下四首诗则分写“自然”之生活表现：第二、第三首诗写躬耕的生活，或交友邻人，对话桑麻，或种豆南山，戴月荷锄;第二首“野外”二句与第一首“开荒”二句相呼应，第二首“白日”二句与第一首“户庭”二句相呼应，第二首“时复”二句与第一首“暧暧”二句相呼应;第三首“种豆”二句，接第一首“开荒”二句而来，第三首末句“但使”回应第一首首句“少无”。第四首和第五首写族人的游览和亲朋的欢宴：第四首“久去”一句，回应第一首“方泽”一句，“徘徊”二句和“井灶”一句，回应第一首“暧暧”二句，“桑竹”一句，回应第一首“鸡鸣”一句。第四首诗写诗人与子侄辈游览山泽，发现昔人居住的村落遗迹，顿生幻灭之感，意谓自己的村居生活虽然美好，却不能长存世间;第五首接续了第四首的思绪，写诗人由“幻化”“空无”之感滋生怅恨之情，诗人带着这样的情绪回到家中，与亲朋好友秉烛夜游，畅饮至晓。这组诗的各个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构成了一个和谐统一的艺术整体。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三：“陶诗凡数首相连者，章法必深于布置。《饮酒》二十首尤为淋漓变幻，义多对竖，意则环应。……而题序乃曰辞无诠次，盖藏诠次于若无诠次之中，使人茫然难寻，合汉、魏与三唐，未见如此大章法。”《归田园居》也正体现了陶渊明的“大章法”。但这组诗的真正旨趣暗藏在第三首当中。这首诗暗中融化了东汉著名学者杨恽因作“种豆诗”而被腰斩的悲剧故事。“种豆诗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文字狱。杨恽被朝廷免职后，家居治产，以财自慰，好友孙会宗写信给他加以劝慰，杨恽给写了回信，信中有一首诗：“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报孙会宗书》）陶渊明巧妙地化用了这首“种豆诗”，因此，在田园生活的表象之下蕴藏着一道滔天的历史洪波，一场惨烈的人生悲剧，一捧辛酸的文人血泪，这是诗人真意之所在。在《归园田居》五首中，诗人暗中以历史上的人物比较现实中的自我，悲剧与幸福，惨痛与愉悦，短暂与永恒，构成了鲜明的对照，潜隐、深沉、巨大的情感波澜使得作品纵横浩荡、元气磅礴。因此，富有丰厚的历史内涵和深刻的历史思考，是陶渊明田园诗的一个突出特色。

其次，陶渊明的诗表现了田园生活的淳朴和高尚、洁净与美丽，由他的诗读者可以看到土地的尊严、流水的清澄与飞鸟的自由，可以领略伟大、崇高、沉静的心灵气象。在陶诗的诸多名篇中，《饮酒》二十首其五尤为人们所爱赏所耽味。诗中那自然流丽的语言，那超尘脱俗的情致，那高洁纯美的境界，那精警渊懿的哲理，千百年来流照艺林，光景常新：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在情、景、理的交融上，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极致。它集文化的深厚、哲理的凝重、思想的深淳和情韵的生动等种种艺术特色于一身，以短短五十字的篇幅而成为中国古典诗史中的绝唱。它是一篇历经千锤百炼、百炼千锤而以极自然、极冲澹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杰作，可称为诗中的诗，或者成为华夏古典第一诗。因此，善于将情、景、理三者有机结合，善于运用以心注物、物我交融的艺术手段，富于哲理的情思与悠长的韵味，从而创造出一种语言艺术的化境，乃是陶诗的又一突出特色。另外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杂诗》十二首其十一。春天的夜晚本来是静谧的美好的，本来是流溢着鲜花的芳香，流淌着月光的皎洁的，但是，陶渊明却为我们唱出了一首春夜的悲歌：

我行未云远，回顾惨风凉。春燕应节起，高飞拂尘梁。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离鹍鸣清池，涉暑经秋霜。愁人难为辞，遥遥春夜长。

“离鹍”表面上写的是鹍鸡的鸣唱，实际是指广泛流行于大江南北的《鹍鸡曲》。所谓“愁人难为辞，遥遥春夜长”，意思是说忧愁使人难以发出歌音，而春天的夜晚又显得格外漫长。与这种描写方式比较类似的如陶渊明《咏三良》诗：“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黄鸟》为《诗三百·秦风》之一篇，描写“三良”为秦穆公殉葬的人生悲剧。可见陶诗中的“黄鸟声正悲”，既指此诗之篇名，又是一种生动的描写。根据这些情况推测，陶渊明的这首《杂诗》，可能属于楚调“但曲”类的弦诗。这种音乐背景，无疑使这首春夜的悲歌更加凄婉、凄凉，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自古逢秋悲寂寥”（刘禹锡：《秋词》），在战国时代的宋玉以皇皇的《九辩》开创了我国悲秋文学的艺术传统之后，陶渊明第一个打破了这种传统，人间的春恨秋悲，世界的惨雾愁云，种种模式化的程式化的艺术手段和司空见惯的文学场景都被他化解了，取而代之的是诗人的自由的心灵以及高度心灵化的自然风物。换言之，在陶渊明的笔下，自然中的一切，都取决于诗人的心灵的感悟和诗人的法眼的观照。这首《杂诗》的特殊意义即在于此。

第三，陶诗的语言是自然、亲切、平淡、有味的。《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首句化用屈原《九章·怀沙》“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二句，略无痕迹，使全诗在非常自然、亲切的情境中展开。“欢言”二句写诗人的快乐，可谓笔歌墨舞;而“俯仰”二句，为诗人的自我形象设置了一个时空邃远的背景。而《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诗写雪景，仅仅用“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十個字，就把雪花的轻盈、洁白、漫天飞舞的形象写得十分传神，历来受到诗论家的推崇。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之五“渊明咏雪”条：“渊明《雪》诗云：‘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结。只十字，而雪之轻虚洁白，尽在是矣，后来者莫能加也。”清沈德潜《古诗源》卷八：“渊明咏雪，未尝不刻划，却不似后人粘滞。愚于汉人得二语，曰‘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于晋人得二语，曰‘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于宋人得一语‘明月照积雪，为千古咏雪之式。”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咏雪诗最难出色，古人非不刻划，而超脱大雅，绝不粘滞，后人着力求之，转失妙谛。如渊明句云云，寥寥十字，写尽雪之声色，后人千言万语，莫能出其右矣。”这些评论都是非常中肯的。

第四，陶诗的艺术风格是多种多样的，而非简单划一的。著名的《咏荆轲》是典型的例证。这首诗热情地歌颂了反抗暴秦的荆轲。“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二句塑造了荆轲勇武、刚烈的艺术形象，衬托出易水饯别的悲壮情怀。随之，诗人描写了荆轲入秦、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最后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作结，既为勇士的失败而深深惋惜，也对他表示了由衷的敬慕之情。他的《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歌颂精卫填海的精神以及刑天操干戚而舞的壮烈：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对于这些失败的英雄，诗人对其精神、品格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同时也为其壮志难酬而叹息，显然诗人也是别有寄托的。另如《杂诗》十二首其二抒发壮志难酬的悲愤：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这也是以慷慨激昂、悲壮豪迈为主要风格特征的作品。这些“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都唱出了田园诗中的别调。

陶渊明在辞赋和散文的创作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陶渊明的辞赋以《归去来兮辞》最为著名。这篇赋作于将归未归之际，表现了诗人对未来的瞻望以及对过去的反思：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

作品格调轻快，情绪激扬，颇有杜甫“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境界感。全赋诗情荡漾，语言优美，朴素自然，宋代著名作家欧阳修誉之为晋人文章之最。《感士不遇赋》倾吐了诗人的政治抱负和“有志不获骋”的郁闷。《闲情赋》则属于陶渊明文学世界中的另类，梁代的萧统斥之为“白璧微瑕”，古今学者的解说也颇多分歧。赋中那著名的“十愿”素来为人瞩目：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

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

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

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

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

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

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

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

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

悲文茵之代御，方经年而见求。

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

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

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

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

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

悲扶桑之舒光，奄灭景而藏明。

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

悲白露之晨零，顾襟袖以缅邈。

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

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

“十愿”占据了整首赋三分之一的篇幅，所以构成了作品的重心。这种极具铺陈特色的艺术描写是不符合萧统本人的审美趣味和道德取向的。萧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平生清心寡欲，不好声色，所以他对这样的艺术描写并不满意。但是，“十愿”是非常别致的，其人性表达也颇具审美价值，从现代观念来看，作品不仅没有瑕疵，而且很值得称道。

陶渊明散文代表作主要是《桃花源记》和《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是中国文学史中的经典性作品。作品强调避秦，虽然与《咏荆轲》诗讴歌的荆轲刺秦颇有不同，但精神本质却是相通的。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二十：“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也可以发现陶渊明具有强烈的反对嬴秦暴政的倾向。這种思想在诗人的笔下还常常表现为对秦末著名隐士“商山四皓”的歌咏。陶渊明《赠羊长史》诗：“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而《桃花源记》中写桃源中人面对偶然闯入的“渔人”，“自云先世避秦时乱……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们试将汉、魏、晋三朝去掉，嬴秦和刘宋就连上了。所以这篇作品实际上是以嬴秦比刘宋，以桃源中人自比（“桃源”是“陶渊”的谐音字，文中“仿佛若有光”的“光”字指代着“明”字）。所以，在平淡质朴的叙事中，诗人寄寓着非常遥深的情志：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在桃花源中，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等级和君王，人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平等的自然的关系。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勾划出心中的乌托邦理想，实际上是以现实社会作为参照的。《五柳先生传》是诗人的自画像，寥寥一百余字，即将五柳先生的形象刻画得形神毕肖，跃然纸上，其品格，其风范，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仰慕。陶渊明诗文的自传性是很强的，这篇散文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陶渊明生前主要是以隐士的身份闻名于世的。萧统《陶渊明传》说：“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惠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即使是他的好友如颜延之那样著名的诗人，虽然在陶渊明去世后不久作《靖节先生诔》，但他对于陶渊明的文学创作也绝口不提。但是，在元嘉四年（427）陶渊明去世以后，陶诗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元嘉二十九年（452），鲍照作《学陶彭泽体·奉和王义兴》，可见最晚在此年之前，“陶彭泽体”已经作为一种特殊的诗体受到诗坛的关注了。鲍照对陶渊明的《拟古》诗曾经加以模拟。如鲍照《代雉朝飞》：“握君手，执杯酒，意气相倾死何有！”显然渊源于陶渊明《拟古》其一：“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鲍照《拟古》八首其五：“管仲死已久，墓在西北隅。后面崔嵬者，桓公旧冢庐。”显然与陶渊明《拟古》九首其二“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以及其八“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有关。

至萧梁大通元年（527），上距陶渊明去世正好是一百年，昭明太子萧统在这一年完成八卷本《陶渊明集》的编纂，无疑是对这位伟大作家的最好纪念。在著名的《陶渊明集序》中，萧统充分肯定了陶渊明文学创作的特殊成就，并盛赞其伟大的人格精神，奠定了后世认同于陶渊明的文学和人格的思想基础。他主编《文选》一书，又选录了九篇陶渊明的作品。同时代的锺嵘著《诗品》，将“宋征士陶潜”列于中品，并指出陶诗具有“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的特色，同时兼有平淡自然与“风华清靡”的多样化艺术风格。所以，从萧梁时代开始，陶渊明逐渐被诗坛普遍接受了。到了唐代，陶渊明得到了更多更高的评价，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韦应物等著名诗人均受其影响。而至宋代，陶渊明的影响达到了顶峰，出现大量的拟陶、和陶之作。无论是陶渊明的高尚品德，还是他的文学作品，都成为知识分子师法的对象。由此陶渊明也就自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