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兰英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期间评价陕北根据地时说：“没有陕北，那就下不得地”。“下不得地”是湖南长沙、湘潭一带的方言，有“不好收场”之意。换句话说，是陕北救了中央。而与此同时，陕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却异口同声地说，“中央救了陕北”。这种“互救”，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共产国际曾提出过“西北学说”

早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等就提出过“西北学说”，他认为：“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探索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道路，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到武装起义中。刘志丹清醒地认识到，要发展武装斗争，必须有一块巩固的根据地。他用了一年时间，走遍陕北的黄土高坡，选中了敌人力量薄弱的南梁山区。1932年2月，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和西渡黄河的晋西游击队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军事上的不断胜利，让酝酿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瓜熟蒂落。1934年11月，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在刘志丹的力荐下，习仲勋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随后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当选主席。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又开拓了一大片新天地。1935年，在西北的第二次反“围剿”中，西北红军主力在刘志丹将军的率领下，连战获胜，苏区范围扩大到23个县，人口约100万的广大地区，使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革命危机时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

红军最终选择落脚陕北根据地

长征开始之前，中共中央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有一定的了解，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同陕西党组织的联系中断，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亦无从了解。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总兵力达10万多人。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当时红军所处的战略位置，党中央力主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但是，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却提出西进青海或南下川康的主张，反对北上。

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北上红军仅有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约8000人。而且，红军进入甘南后，兵员有减无补。无奈之下，中央决定为保留革命的种子，面对追堵之敌，只能选择到中苏边界地区去，背靠苏联求发展。

随后，红一、三军团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于9月20日到达甘南哈达铺。在小镇哈达铺短暂休养和整编期间，红军在当地邮政所获得了一些国民党发行的报纸，从中了解到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这才知道陕北还有一支活跃的红军，而且有一块相当稳固的根据地。

这可真是一个好消息，党中央于是改变原定方针，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抉择。

陕北与中央“互救”

正是有了陕甘根据地，为困顿中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并使革命转危为安，“陕北救了中央”。但与此同时，陕甘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却异口同声地表示，是“中央救了陕北”。因为这块根据地差点因为肃反的扩大化而断送。

1935年九、十月间，陕甘根据地发生了错误的肃反。推行王明路线的“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和陕甘根据地县以上干部几乎无一幸免，整个陕甘根据地和陕北红军陷入极端严重的危机之中。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军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一到吴起镇，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打听刘志丹的下落，却听说刘志丹等大批负责人在肃反中被逮捕，关押在瓦窑堡。中共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

接着，毛泽东派刚刚担任国家保卫局局长的王首道，带一个工作组前往瓦窑堡调查。王首道临行前，毛泽东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叮嘱说：“杀人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出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

王首道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瓦窑堡，向那些极左分子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指示，要求立即放人。那些极左分子不得不服从，于是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人。

经过调查，极左分子强加在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头上的“罪名”，完全不成立，是一种陷害。调查结果出来后，毛泽东果断地给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平反。（摘自《福建党史月刊》 ）